《財經》學術顧問 汪丁丁

　　是何種“社會權力”阻礙著勞動而不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的不斷攀升？或者，退一步詢問，是否有這樣的阻礙力量？

　　辯證地看問題，我們可以想象，通常由邏輯斯蒂曲線所刻畫的是隨著一種現象從緩慢擴張到迅速擴張再到接近飽和，由這一現象引發的否定它自身的另一現象的孕育和發生過程。后者進一步擴展，呈現出另一邏輯斯蒂曲線，如此無限延展，就是所謂“推陳出新”，所謂“產品周期”，所謂“產業升級”。當前一邏輯斯蒂曲線擴張接近飽和時，如果我們不能意識到是何種力量導致了這一飽和，如果我們竟然不能辨認究竟是市場不可能繼續擴張才導致市場份額接近飽和還是市場可以繼續擴張但我們遇到了強有力的競爭者呢？那么，說實話，我們就還沒有資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和國際生存競爭。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制造”在歐美市場上接近飽和，中國出口產品的質量問題日益成為歐美公眾議論的主題，尤以玩具為甚。可以理解，若消費者和生產者關于質量的信息不對稱性是商品普遍具有的性質之一，那么兒童消費者與玩具生產者之間的一目了然的信息不對稱性所要求的廠商倫理和廠商責任，是不能以任何經濟學理由或自由市場辯解(包括“全球化”辯解)為托詞來脫卸的。

　　不錯，日本和韓國，或曾實施“出口導向”發展策略的各國，都在市場接近飽和的階段遭遇到因質量問題而引發的制裁。提出這些制裁政策的政客們肯定或多或少代表了國內因市場份額下降而損失了既得利益的那些群體。不僅如此，在中國問題上，這些制裁還或多或少地含有意識形態沖突的味道。

　　但簡單的反唇相譏也是缺乏風度和不負責任的。如同我們不應否認“水污染”和“奴工”事件的真實性一樣，不應否認玩具廠商對不論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兒童們所犯的罪過。

　　此時，最明智的態度是鼓勵一切有助于糾正信息扭曲的行為。否認質量問題，后果之一就是中國的產品將被其他國家的質量更可靠的產品取代，反正現在是“跨國公司”時代，轉移生產基地是很簡單的事情。也就是說，一條新的邏輯斯蒂曲線將出現在被稱為“中國制造”的這條邏輯斯蒂曲線的下面，前者逐漸地讓后者接近飽和，最終取而代之。

　　玩具問題只是最表層的問題。我們一再論述，中國經濟已經或早已進入了不應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的階段。發展？是的，任何市場擴張都是發展。與此相反的方向，應當是市場萎縮或市場份額下降。當中國汽車進入歐美市場時，有誰想到過這一“免費午餐”的代價？十分合理地，就貿易平衡而言，中國玩具在歐美市場的份額應當下降。將來，假如中國軟件在歐美市場的份額迅速擴張，那么，我們也會十分合理地承認，中國汽車(或許因為存在“嚴重質量問題”)的市場份額應當下降。這才是超脫既得利益的政府官員應有的態度，或者說，是一種風度。

　　歸根結底，是何種“社會權力”阻礙著勞動而不是資本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的不斷攀升？或者，退一步詢問，是否有這樣的阻礙力量？

　　翻開經濟學教科書，當然看不到有任何這樣的社會權力的存在，因為經濟學假設的是一個健康的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社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要求我們假設一個不健康的市場經濟，否則，要么我們探討的不再是中國經濟問題，要么我們經濟學家就不再是中國的經濟學家。

　　健康與病態，我們多次探討過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玩具問題、水的問題、“奴工”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僅當我們承認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存在大量病態現象的市場經濟時，才有意義，才可能打動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