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近年來，曾經炙手可熱的城鄉差距問題在經濟繁榮、資產價格高漲的光芒下至少部分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然而，正如海外媒體最近所提醒的那樣，中國的經濟繁榮不應掩蓋收入差距。

　　近日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在《人民日報》上刊文指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癥結在于改革不到位，其中，城鄉金融結構失衡是最關鍵和最核心的問題。在我看來，林教授提出了一個有待深入理解和實踐的觀點。

　　是的，到200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持續擴大到3.3∶1。可以預期，每年至少2個百分點的收入增長率差距還將把鴻溝越拉越大；并且，農村的物價漲幅已開始超過城市的事實還為農民實際收入打了一個折扣。

　　經濟學家對城鄉差距的認識經歷了一個過程。發展經濟學奠基人阿瑟·劉易斯于上世紀50年代提出的二元經濟模型，把城鄉差距歸因于城鄉經濟結構以及人口結構上的差異。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城市工業部門不斷壯大、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過程，在人口轉移的“劉易斯拐點”達到之后，農村居民收入將持續增加，最終完成城鄉經濟的一體化。

　　然而中國城鄉差距不僅是與農村人口比重特別高、工業化部門發展不夠迅速有關。這些純經濟結構上的原因還不足以解釋中國巨大的城鄉差距，也難以解釋城鄉差距的擴大。現在，人們普遍同意，中國不同尋常的城鄉差距根源于城鄉的二元體制結構。其中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人口流動障礙限制了“劉易斯機制”的發揮，從而飽受學者詬病。然而，已執行半個世紀的戶籍制度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廢除，在可以預期的將來，只能漸進完成。

　　那么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做什么呢？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突破農村發展的金融壓抑。遺憾的是，雖然注意到這一點的人很多，但現行主流的政策框架仍然是在體制內做文章。一個集中表現是農村信貸的發展主要寄希望于農村信用合作社和國有

　　幾年前，筆者曾經實地調研過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小額信貸的試點縣。這一經歷告訴我，這種缺乏生命力的農村金融擴張已經走入僵局。

　　我國的農村信用社是在行政主導下建立的，在建立之初就與“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合作制組織原則存在相當距離，發展至今，其合作金融組織的性質幾乎難覓蹤影，從而成為準國有的金融機構。從資金構成上看，社員入股金額份額微乎其微，申請貸款時是否具有社員身份也無關緊要，這也和互助合作的組織原則相去甚遠。有時，為了完成小額信貸的任務，農信社甚至“強迫”農戶貸款，而有些農戶拿到錢后，干脆放在被子下，等到期時直接再歸還“貸款”。

　　農村金融需求瑣碎，單一的金融機構很難以低成本滿足其需求，也難以防范農村金融領域中較高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民間金融、草根金融是一個必然的發展方向。需求創造自己的供給，即便是在金融嚴格管制的條件下，民間金融也規模龐大。

　　或許有人擔心，規模小的金融機構風險很大，金融秩序很難得到保障。實際上，即便是在當今的美國，也有數萬家銀行并存，而社區銀行、農村銀行占到了很大的比重。這就像沃爾瑪永遠不可能完全取代便利店一樣。

　　可喜的動向正在出現。最近有關部門表示，我國農村小額貸款組織試點工作正在五省(區)的五個試點縣(區)推進，目前已成立七家小額貸款公司。截至2007年3月底，七家公司共發放貸款余額近億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并且，我相信，再沒有人會把借來的錢放在家里。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供職于央行上海總部，本文僅為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