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康

　　進入新世紀以來，高速運行的中國經濟列車雖然遇到了許多問題和矛盾，但仍然保持高增長、低通脹運行，宏觀大局基本平穩，獲得了國際經濟界的很高評價。這里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成績。

　　但是另一方面，人們也看到了，隨著政府調控操作的持續和深入，調控效率也出現了種種不如人意的情況。無論是政府基本取向的調控，例如積極提高內需的增長拉動；還是針對部門領域的調控，例如控制房地產價格過高增長；抑或是貨幣工具的調控，例如提高利率控制投資過熱趨勢、調整匯率水平，等等，調控效率的到位水平都存在種種問題，有些政策甚至遲遲未能奏效。這是為什么呢？我認為，這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宏觀調控效率遇到了既定增長結構的剛性制約。這種增長結構制約就像一個屏障，把調控政策的可能性效率限制在一個相當有限的范圍內。以下僅作幾方面的分析。

　　數據分析表明，國民收入的增長結構明顯向工業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收入傾斜，居民收入項目的增長相對緩慢，這是一個對調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約的重要因素

　　國民收入的增長結構，是影響和制約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基礎性因素。由此，我們選擇了國民收入中具有代表性的三組重要項目：工業企業利潤、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收入、城市單位報酬和城鄉居民收入，對它們1998年到2005年的平均增長水平進行了綜合比較。

　　統計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05年，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在不同領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這8年的平均年增長水平，工業企業利潤的年均增長為30.5%，高居榜首；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年均增長分別為18.6%和16.6%，也具有相當高的增長水平；城鎮單位勞動報酬的年均增長為9.9%，遠低于前兩項的水平；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年均收入增長分別為8.7%和4.6%，居于同期最低位。GDP的同期平均年增長為8.9%。從積累角度考察國民收入增長結構，這也同時可以顯示為是社會財富的增長結構。

　　另一項有關對勞動所得在國民經濟分配中比重的研究數據，也為上述狀況提供了一種印證。這個研究數據表明，勞動所得在國民經濟分配中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1978年到1983年，勞動所得比重從42.1%上升到56.5%，之后從1983年到2005年持續下降，其中只在1993年到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為37%，比1983年下降了19.5個百分點。這項研究數據還顯示出，同期內資本收入在國民經濟分配中比重是持續大幅上升的。1978年，以經營盈余和折舊資本所得及生產稅凈額為代表的資本收入，在GDP的比例為57.9%，2005年上升到63.3%，加上其他因素，資本比重實際上升了大約20個百分點。

　　這種國民收入增長結構和社會財富積累增長結構的狀況，首先決定了政府管理當局最希望“提高內需拉動”，即較大幅度提高社會消費對國民經濟的增長拉力，是很難真正奏效的。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間，國內投資率的年均增長為20.8%，同期消費率的增長只有4.1%。1980年—1990年，最終消費占GDP的比例為62%，之后逐步下降，2005年僅為52.1%。1991年，居民消費率為48.8%，2005年下降為38.2%。這種情況，顯然是上述國民收入增長結構狀況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國民收入增長結構條件下，維持宏觀經濟高增長的主導力量，肯定只能是投資而不會是社會消費。經濟分析的基本學理告訴我們，拉動消費增長的第一個充分必要條件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長狀態，而可供分配的國民收入在一定時期永遠是一個定量，當資本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大幅持續提高時，就決定了國民收入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長不可能太多。

　　資本收入持續增長，特別是工業企業年均利潤增長30.5%的高位水平(盡管不同行業表現出差別)，也足以解釋為什么貨幣當局屢屢用提高利率來抑制投資過快增長而屢屢收效甚微。在如此高水平的企業利潤增長激勵下，降低25個或27個基本點的利率調節，或者再高一點也罷，對企業投資沖動不可能起到具有實際約束力的降溫作用。再者，反過來說，有這種高水平的利潤增長激勵，企業又有什么理由要緊縮自己的投資活動呢？

　　如果再作一點深入的思辨性推論，還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現在經濟增長真的是出現了投資過熱嗎？任何企業投資都是以資本利潤的預期水平為引導的，高水平的資本利潤預期水平必然伴隨高增長的企業投資，在目前高達30.5%的工業利潤增長下，企業和地方加快投資擴張難道不是最聰明、最合理的選擇嗎？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級結構差異越拉越大，中等和中高收入層的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中低收入層的增長明顯遲緩，這就使當前一些涉及消費活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

　　近年來，伴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內不同社會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結構，出現了越來越突出的增長差距。

　　從2001年到2005年，按照國家統計局五等份分組的城鎮居民家庭收入增長統計：高收入、中高收入、中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城鎮居民家庭年均收入增長，分別為15.23%、11%、9.31%、7.83%、5.35%。在這里，不但高收入層和低收入層之間的增長差距有3倍之多，而且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三個階層，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層的平均差距也相當明顯。據有關方面統計，2006年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在2006年的年平均收入已經達到47000元，低收入家庭只有13000元，相差3.62倍。這種情況告訴我們，在經濟高速增長中，中高收入階層的收入持續高速增長、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中低收入階層則明顯增長遲緩。

　　這種社會收入階層的明顯分化，常常使我們目前看到一些涉及消費活動的宏觀調控政策左右為難，甚至進退維谷。這里僅以政府有關部門對

房地產的管理政策為例。近年來國內商品房的價格水平快速增長，引起普遍關注。這里的原因當然很復雜，確有房地產企業高額盈利問題、市場操作失范問題、政府財政資源過分依賴房地產開發問題、境外熱錢炒作問題，等等，但我的分析說明，對這種商品

房價格高位增長的基本性支撐，可能還是來自市場內部的需求增長力量。以2004年和2005年為例，國內高檔住宅和普通住宅的銷售價格指數上升最快，兩年平均售價增長9.75%和9%，但同時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在2001年-2005年的平均增長分別為15.23%、11%、9.31%，仍然高于前者。這就提供了一個支持高增長價格買房的高增長收入群體，應當不存在買房基礎的需求缺失的問題。這里的矛盾僅僅在于，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同期收入增長只有7.83%和5.35%，完全不能適應房價高速增長。由此，政府限制房價增長就很難奏效，因為存在市場需求的基本支撐；政府用控制售房面積來滿足大多數人住房需求的辦法也很難奏效，因為只要還是市場性房價就不可能滿足大量中、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

　　國內三次產業的結構變化相當緩慢，第二產業仍然是高速增長的最強大支持，其產值比重甚至出現了穩中微升的狀況，這就使加快轉變增長方式的各項調控政策執行難度很大

　　

中國經濟的高速持續增長主要依賴第二產業的強大支撐，這種基本增長格局不但沒有改變，而且還有進一步穩定和強化的趨勢。數據分析顯示，進入新世紀的2000年到2006年，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是下降的，從2000年的15%下降到2006年的12%；第三產業的產值比重變動極小，2000年為39%，之后在3個百分點上下變動，2006年又回位到39%。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在2000年為39%，2001年和2002年下降了一個百分點，2003年之后逐步微升，2006年上升到49%。結論是，中國三次產業的產值結構變化甚微，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穩中有升，對經濟高速增長繼續起著主導性支撐的作用。

　　這種三次產業結構增長格局的基本狀況，就可以在更深層的經濟原因上解釋，為什么政府宏觀調控關于加快轉變增長方式的各項政策，在執行力方面的難度很大。例如關于降低能耗和減少污染排放的政府調控目標很不理想，當然可以在法律法規、資源價格、生態補償等方面找到原因，但是，在目前第二產業如此強勁的增長勢頭背景下；在目前第二產業的增長還需要依賴我們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主要不是依賴技術進步而是依賴資源產品、初級產品和廉價勞動力大量投入的情況下，以高耗能和高污染為特征的增長活動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嗎？再以控制土地開發政策為例，在第二產業的主導性產值拉動如此強大的吸引下，對土地資源的擴張開發必然成為地方政府(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拉動經濟增長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進一步的深入研究還會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可能仍然處在急劇擴張性發展時期，由此，目前三次產業的增長結構或許并非是不合理的，人為的改變結構恐怕很難，問題在于我們怎樣把這個過程的陣痛減少到最低限度。

　　既然增長結構已經成為影響宏觀調控效率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改進的思路就應是：在調控政策實施中考慮增加結構性操作；積極改變目前增長結構中不合理的東西

　　任何政府的宏觀調控操作，實際上都是在既定增長結構條件下進行的。當調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可以基本達到調控目標時，幾乎可以不考慮增長結構的問題，但如果這種調控工具的選擇和使用總是較多偏離調控目標，對增長結構的重新認識和由此考慮對調控方向和工具的使用進行新的選擇，或者進行部分新的選擇，就是一個應當認真研究的問題了。我認為當前思考政府的宏觀調控操作及其效率，就已到了這樣一個時候。

　　首先，應當在政策實施中考慮進一步增加結構性操作的內容。例如利率工具的調控，如前所述，在工業企業利潤高達30%的條件下，投資持續高速增長很難避免，不斷微調利率的辦法值得商榷，如果有針對性的提高產能風險大的部門利率，其他部門利率水平不變，效果可能更好。又如政府的房地產管理政策，也需要考慮進行結構性調整，既然高速增長的商品房價格有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市場需求支撐，那么政府除了努力做好規范市場交易的法律法規外，市場房價變化似應不再納入管理范圍之內，政府的著力點應轉而放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上。

　　以上分析更重要的意義是，在保持經濟穩定增長的情況下，需要認真研究如何改變目前增長結構中不合理的東西。在這里，第一需要重視的就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的增長結構，這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問題。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居高不下，并不代表所有工業企業的普遍水平，恐怕主要是壟斷部門的高額利潤拉動，這不能算一種正常合理的現象罷。政府財政的持續高速增長固然是好事情，但問題在于，大量積累的政府財政對公共需求、公共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增長沒有明顯的變化，公眾沒有從政府財政的大量增長中得到所預期的實惠，這怎么能避免社會公眾對政府財富的大量增加持冷漠的態度呢？至于居民收入的項目大幅度低于工業企業利潤和政府財政的增長，顯然很不合理，需要認真改變。

　　居民家庭收入的等級結構差異越拉越大，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水平很低，甚至個別年份出現負增長，說明我們在經濟增長成果平等享受和避免社會收入階層過度分化方面，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問題。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收入水平持續較高增長當然是好事情，但不要忘記這三個收入等級的成員始終是中國社會人群的少數，樂觀的估計為40%。由此，怎樣積極改變低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水平，就不是涉及少數人的問題了。如果支撐中國的社會消費增長、家庭財富和家庭資本的增長、市場繁榮的增長始終只是這40%的人，那么未來中國經濟和諧發展和穩定持續增長的問題就大了。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