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研究課題組

　　浙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發地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對完善。研究浙江國有企業改革進展情況及浙江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思考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及國有經濟發展的未來方向問題。

　　總體看來，迄今為止，浙江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是符合浙江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客觀要求的。一方面，浙江國有經濟比重一直處于全國最低的水平，但這并沒有影響浙江的國有經濟在戰略性、關鍵性、基礎性和公益性領域發揮其應有的主導作用。與此同時，浙江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非但沒有導致浙江的經濟社會運行軌道偏離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不良后果，反而有助于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良好運行的經濟基礎，推動了國有經濟向好的方向改革與發展。

　　另一方面，浙江作為國內市場經濟體系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其國有經濟比重并沒有像自由主義學者們所倡導的那樣，一降再降，朝全面從各個經濟領域退出的方向發展，而是相對穩定在20%這樣一個較為合理的水平上。這表明，國有經濟在現階段我國國民經濟中起到的許多作用，尚無法為其他制度安排所替代。浙江國有經濟的改革實踐，還驗證了這樣一系列的觀點：

　　首先，我國現行基本經濟制度所要求的“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正在通過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戰略性、關鍵性、基礎性、公益性領域發揮主導性作用及股份制等其他經濟形式在其他領域的發展壯大來體現。

　　其次，國有企業制度既是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也是政府參與和影響經濟社會活動的諸多宏觀經濟政策與技術手段中的一種，國有企業在經濟領域的作用，可以由其他的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及宏觀經濟政策手段來替代實現。只要有其他的企業制度形式來得更為有效，就可以在這個具體的企業放棄對它的純粹國有屬性的要求。

　　最后，在具體實踐中，并不存在一種普適的或最優的國有經濟比重，恰當的國有經濟比重應該是因地制宜的。它既要與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相稱，服務于特定時期的國家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任務的需要，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對國有經濟的管理效率及其他所有制經濟的發育程度的影響。

　　需要指出，浙江國有企業改革實踐所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條件的基礎上的。在浙江，政府職能轉變得較徹底，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勢頭非常好，創造了充分活躍的經濟環境，國有經濟的市場化程度及運營效率相對較高。正是因為這些前提條件的存在，才使得浙江在國有經濟比重迅速下降的同時，不斷孕育出新生力量來替代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曾經擔當的角色和所起到的作用，實現了改革與發展的平衡。而在我國的其他地區，尚不具備上述條件中的很多內容，如果不深究緣由而照搬浙江經驗的形式，將會走向實踐誤區。浙江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具體路徑選擇，還有其諸多的特殊性。我們必須看到各地區在國有企業改革初始條件上的這些差異，不能簡單地模仿和移植浙江模式。

　　從全國情況看，我國是一個經濟轉軌國家，多種經濟因素與社會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非常需要根據整個國家在經濟社會特定階段的發展任務的要求，形成相對統一的認識。同時，我國又是一個地域廣闊的大國，各個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不可能舉國上下采取整齊劃一的工作舉措。具體到每一個地區，國有經濟在其經濟體系中所處的地位與所起的作用，應該隨這個地區在特定時期里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條件的不同而有必要的動態變化的實踐空間。

　　總而言之，浙江國有經濟的改革路徑，代表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未來方向，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由此而武斷地運用浙江經驗去指導當前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全部實踐。應該看到：在浙江這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對成熟、完善的經濟發達地區，國有經濟可以僅在關鍵性、基礎性領域占據主體地位，并因此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揮出先導性和支撐性的作用。而在那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對欠成熟、欠完善的經濟相對不發達的地區，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國有經濟仍然需要通過維持自身在更為廣泛的重要領域的占優地位和主體地位，來發揮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

　　來源：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