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軍

　　近期，重慶獲得“國家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一事在媒體的曝光不少。早在4月，重慶市副市長童小平就透露，國家發改委已原則同意在重慶設立國家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試驗區，并將在6月18日重慶直轄10周年時，正式對外宣布這個決定，作為中央政府送給重慶市的一份大禮。

　　據有關人士透露，當重慶市成為綜合改革試驗區之后，也可以成立像浦東發展銀行這樣的全國性銀行，為重慶發展籌集資金；中央還將允許重慶發放建設債券，重慶更多的企業將上市。總之，中央將會給予重慶一整套的政策支持。

　　據了解，各地爭取成為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競爭激烈。在今年兩會期間，包括湖北的武漢、河南的鄭州、廣西等在內，全國有10多個省市向中央提出申請，爭取成為國家綜改試點。各個地方都很明白，如果成為試驗區，就能獲得中央特殊的政策和資金。

　　從

中國經濟特區的發展變化來看，靠特殊的政策來謀求發展的優勢正在淡化。作為經濟特區的代表，深圳的發展已經顯示出，特區也有不特的一天。此外，中國加入WTO以來，特殊優惠政策在逐步取消(最典型的是兩稅合一)，國內統一市場也在逐步建立之中。在這種背景下，特殊政策的作用還有那么大嗎？

　　筆者的判斷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區域差異明顯、經濟形勢復雜的國家，不能對統一市場的建立過于樂觀。伴隨著區域經濟差異的“梯度”，各種優惠政策也呈現出不同的梯度差異。換句話說，就中國整體而言，特殊政策的特殊作用仍將長期存在。

　　改革至今，中國有過不同的“特區”階段：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深圳經濟特區，90年代出現上海浦東新區，進入21世紀有渤海新區。到目前為止，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也建立了兩個——上海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尤其是后者的開放力度更大，連目前極為敏感的人民幣自由兌換也可以在濱海新區進行試點。

　　值得注意的是，重慶的“城鄉統籌發展綜合試驗區”與浦東與濱海新區都不相同，它是以城鄉統籌發展為發展目標，體現了中央對重慶發展的另一種期待——希望重慶通過發展大城市來帶動落后的大農村，包括統籌城鄉勞動就業、統籌推進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向城鎮居民轉化、統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統籌國民收入分配、統籌城鄉發展規劃等。

　　實際上，上述多方面的問題也是中央目前遇到的難題。中央之所以一邊在取消優惠政策，一邊還在給特殊優惠政策，從政策制定角度來看，有兩層含義：一是通過試點的路子來控制風險，把不宜在全國推出的政策，放在配套試驗區里先搞，既能夠解決一些地方發展面臨的問題，又能夠控制政策失敗的風險。二是下放改革創新的權力。改革到了今天，中央現在不會事事都自上而下推動，尤其是在局部改革的設計上。于是，干脆在地方劃個圈，讓地方政府去做，去進行制度創新。

　　從國內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政策安排來看，特殊政策的影響力還會長期存在，并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競爭的目標。中央不需多大的具體投入，就能通過政策之劍來刺激經濟發展。(作者為安邦集團研究總部高級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