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對外開放伊始所面臨的經濟環境迥異，金融開放極有可能產生南橘北枳的后果，對金融開放提升中國金融部門國際競爭力的良好預期不容過分樂觀。

　　4月初，四家具有法人資格的外資銀行正式掛牌。這意味著，外資銀行可以開展和中資銀行相同業務，如境內居民無門檻存款、房貸等，中國金融開放又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

　　曾幾何時，面對涌動的實體經濟對外開放大潮，人們驚呼狼來了，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因開放而衰弱表示了巨大的擔憂。然而，僅僅20余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卻表現出強勁的提升勢頭，甚至被譽為世界工廠，并引發廣泛的國際貿易摩擦。

　　與實體經濟部門競爭力迅猛提升相比，中國金融部門的相應表現頓顯黯然失色。中國金融部門不僅競爭力不強，累及實行真正的人民幣管理浮動匯率制和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等改革措施難以出臺，而且還由此累積了巨大的金融風險，可能給中國未來的金融、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埋下隱患。

　　為了切實提升中國金融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及時化解金融風險，人們很自然地希望借鑒實體經濟對外開放的成功經驗，通過金融開放引進必要的國際金融競爭和先進的金融技術，在創造貿易奇跡之后，再創造一個金融奇跡。不過，考慮到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對外開放伊始所面臨的經濟環境迥異，金融開放極有可能產生南橘北枳的后果，對金融開放提升中國金融部門國際競爭力的良好預期不容過分樂觀。

　　競爭性的實體經濟提升競爭力

　　中國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對外開放伊始面臨的經濟環境最大差異莫過于，在實行實體經濟對外開放時，競爭性的國內產品市場結構久已形成，而在實行金融開放時，競爭性的金融市場發育才剛剛開始。

　　實體經濟對外開放之初，競爭性的國內產品市場結構久已形成得益于當時極具中國特色的經濟體制，即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在改革開放之前，盡管由于存在廣泛、嚴格的價格管制和嚴重的價格扭曲，中國經濟體制稱不上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除了“一五”的短暫時期，也絕對不屬于蘇聯式的中央集中計劃經濟體制，而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其中分散投資主體既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又包括各式各樣的集體經濟組織。

　　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使得中國國內產品競爭市場在實體經濟對外開放之前就早已形成。正如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理論所揭示的那樣，鑒于簽訂完備的金融合同(即考慮未來所有不確定性的金融合同)成本不堪重負，競爭性的國內產品市場結構始終是積極的，也是最為重要的企業治理機制。畢竟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仍需以企業生存為前提。只要存在足夠的產品市場競爭，無論產權歸屬如何，金融市場完善與否，代理人將被迫向追求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趨同。

　　由此可見，由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形成的國內產品競爭市場本身就是公有制內部治理機制和效率改進。盡管其效率因公有制企業委托代理關系始終很難擺脫公共選擇過程低效率的制約，以及與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相伴隨的市場地區分割對競爭的桎梏而有所折扣，由公有制基礎上的分散投資體制形成的國內產品競爭市場與國際產品市場畢竟只有競爭水平的高低，并無本質上的差異。

　　因此，當實體經濟實行對外開放時，由于加速國內價格體系的理順，引進了更高水平的國際產品市場競爭，并從經濟、技術先行國獲得了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的適用技術，中國實體經濟部門自然是如虎添翼，不斷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直至最終創造出貿易奇跡。

　　競爭性金融市場的缺失阻滯金融開放

　　與競爭性的國內產品市場結構久已形成構成鮮明對照的是，迄今為止，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卻長期缺失。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長期缺失與政府對金融部門的扭曲定位存在莫大關系。概括起來，中國政府對金融部門的定位可劃分為3個時期：

　　一、“一五”期間至改革開放前，金融部門基本上承擔著有限的貨幣流通和經濟核算職能。在改革開放前，除極個別時期，中國一直實行的是財政、信貸分口管理體制。

　　財政、信貸分口管理體制實際上將國有銀行部門(當時仍然殘存的金融部門)逐出了固定資產投資和企業大部分生產活動，使其只能承擔有限的貨幣流通和經濟核算職能。之所以實行財政、信貸分口管理體制，關鍵在于在改革開放前，政府已經通過價格扭曲，特別是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確立了扶植和限制發展的產業對象。由財政部門全盤掌握固定資產投資資金和企業運營資金無疑能夠最為有效地落實上述產業政策，從而盡可能減輕銀行參與固定資產投資和企業運營的信貸擴張對產業政策和結構可能造成的沖擊，以及可能引致的通貨膨脹。

　　二、從改革開放開始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改革深化。金融部門，特別是國有專業銀行恢復了企業投資、生產信貸職能，但其仍然主要作為企業投資的補貼工具在發揮作用。

　　在此期間，在寬松的貨幣供給政策和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國有專業銀行)免于破產的國家隱性擔保的支持下，國有專業銀行信貸擴張同利率壓抑相結合為企業投資籌集了大量補貼資金。與借助產品價格扭曲籌集企業投資補貼資金相比，借助金融扭曲籌集企業投資補貼資金，政府已經將投資、生產決策權交給了參與產品市場競爭的企業，極大地提高了企業投資、生產效率。

　　實行這樣的金融部門職能定位，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是因為在改革開放開始時，人們發現由于過去通過價格扭曲，扶植產業發展的政策直接阻礙了產品市場競爭，降低資源配置效率，中、外業已存在的技術差距被進一步拉大。很顯然，通過補貼具有知識外溢效應的技術引進和投資，能夠加速經濟增長。正規稅制發展滯后的中國政府由此面臨兩難選擇：如果聽任金融部門自發發展則可能放慢技術引進和投資速度，白白喪失發展機會。畢竟金融部門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必須通過投資信貸來生產，并且只有足夠高的投資信貸積累才能償付知識生產成本；如果借助金融扭曲補貼技術引進和投資，雖可起到加速經濟增長的一時之效，卻又造成金融部門淪為政府投資補貼工具而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生產激勵不足，從而阻礙未來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

　　由于當時中、外存在的技術差距所蘊涵的巨大經濟增長潛力，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政府選擇了后一種發展模式，即先借助金融扭曲補貼技術引進和投資，加速經濟增長，進而在條件成熟后，比如中外技術差距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不再足以彌補金融風險累積的成本時，再來規范金融發展。

　　三、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金融改革深化開始至今，金融部門，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開始恢復其作為商業化金融中介機構的應有面目,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生產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激勵的可能。

　　正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樣，借助金融扭曲補貼技術引進和投資，勢必造成金融部門淪為政府投資補貼工具而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生產激勵不足，其后果只能是金融風險，特別是銀行不良資產的累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金融改革深化無疑是基于化解金融風險壓力進行的，東亞金融危機對金融、經濟穩定和增長帶來的巨大危害則加速了這一進程。與此同時，政府同期發展正規稅制的努力，也為金融部門從補貼技術引進和投資的功能中解脫出來(即將補貼技術引進和投資的功能轉交給財政部門)，實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兼得創造了條件。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金融改革深化重點集中于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應該說，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已經取得了部分成就。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的中國金融改革深化的成效目前尚不能過高估計。

　　首先，國家絕對控股的產權結構和信貸市場競爭不足使得國有銀行商業化有巨大提升空間。盡管部分國有商業銀行對通過國內、外發行上市，對治理結構完善進行了嘗試，但國家控股的產權結構并沒有根本改變，國家作為絕對控股股東仍有增加政策性信貸和提供國有銀行免于破產的隱性擔保的權利和激勵。

　　另一方面，盡管公有制產權改革和民營經濟大發展使得私募基金等形式的民間金融活動日趨活躍，但民間金融活動大多仍處于非完全合法的灰色地帶。這不僅阻礙了民間金融發展，也限制了信貸市場的有效競爭。

　　再次，公開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發行，交易，退市等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雖有所增強，但離生產足夠的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以形成投資風險基準，有效降低整個金融部門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的信息生產成本尚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很顯然， 在股市價格含有過多噪音，企業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的情況下，中國公開的資本市場還不足以發揮形成投資風險基準，有效降低整個金融部門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的信息生產成本的作用。

　　因此，無論從信貸市場，還是從公開資本市場考察，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至今的金融改革深化并未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長期缺失狀況，從而構成中國金融開放與實體經濟對外開放面臨經濟環境的最大差異。

　　金融開放助推金融改革

　　鑒于目前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長期缺失狀況尚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金融投資者不可避免地喪失最為重要的治理機制，這對外國金融投資者同樣概莫能外。很顯然，在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缺失狀況下，外國戰略投資者既缺乏足夠的激勵，也缺乏有效手段發揮應有的治理作用。比如在國家絕對控股的條件下，信貸市場又缺乏足夠的競爭，實在難以想象即使外國戰略者投資者因對金融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預期，進行先行投資而被引入，又如何確保其治理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更為嚴重的是在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缺失狀況下，甚至反而可能吸引投機色彩過于濃重的外國短期套利資金的進入，過度沖擊中國金融、經濟穩定。

　　由此可見，要實現金融開放吸引外國戰略投資者，發揮其治理作用的初衷，首先必須改變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缺失狀況。為此，自然需要進一步深化中國金融改革，其主要內容包括：進一步促進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激勵其生產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進一步強化公開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和金融機構信息披露，發行，交易，退市等市場紀律和金融監管，促進投資風險基準盡快形成，從而有效降低整個金融部門企業家(借款人)風險分類知識的信息生產成本；確立合理的商業銀行和其他存、貸機構市場準入條件，促進信貸市場競爭；確立私募基金等民間金融的合法地位，規范其經營行為，鼓勵私募基金等民間金融參與信貸市場和公開資本市場競爭。

　　然而，考慮到金融改革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金融改革深化本身也需要推動力，盡管在中國競爭性金融市場缺失狀況下，率先實行金融開放很難再現實體經濟對外開放創造貿易奇跡那樣的輝煌，甚至可能帶來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但是只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導向，單獨的金融開放效果不佳，反過來也會為深化金融改革提供動力。因此，現階段的金融開放的真正價值不在于立竿見影地創造金融奇跡，而是為深化金融改革助推�？傊�，只要金融開放和深化金融改革能夠形成良性互動，再創類似貿易奇跡那樣的金融奇跡最終仍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