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并非一個嚴重問題；國際游資對中國經濟構成的威脅不必高估

    陸磊/文

　　【網絡稿專欄·金融改革】 經濟學家總是一群理想主義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帶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色彩。比如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國際經濟學界熱衷于探討國際經濟失衡以及這種失衡的代表性現象——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

　　在一邊倒的認識和各種情緒化的觀點面前，這讓我們不得不冷靜思考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國際經濟在歷史上是否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平衡？二是國際收支失衡是否構成一個值得大驚小怪的問題？

　　如果我們從13世紀以來的近800年近代經濟史看，全球經濟幾乎從未出現過平衡：最初，1400年-1700年的“海上馬車”荷蘭取得巨額貿易盈余和歐洲最高的人均收入增長。1676年，古典政治經濟學鼻祖威廉·配第的研究發現，荷蘭的人口只有當時的農業國法國的十分之一，但外貿總額是法國的4倍，商船數量是法國的9倍，利率只有法國的二分之一；

　　自1700年-1913年，英國崛起。以1820年為界，前一階段英國年均出口增長2%，后期出口增幅為3.9%，且通過取消《航海法》、取消所有關稅和貿易限制，發展起全球性的金融和資本流動體系；

　　在兩次大戰后則是美國的崛起。恰如國際經濟學泰斗麥迪遜(Maddison)在其《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所寫：“美國是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的主要獲利者”(2001：127)。

　　可見，世界經濟發展史給了我們如下基本判斷：第一，全球經濟從未出現過真正的平衡，而這種不平衡恰恰是現代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1776)中所倡導的比較優勢學說必然形成的后果；第二，就單一經濟體看，越是具有經濟發展潛力的國家越希望經濟自由化，而所有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在短期內有效，但在長期一定失靈。

　　盡管我們在經濟史上觀察到了貿易自由化乃大勢所趨，但是支持貿易自由化的經濟理論卻并非完全正確，其代表是比較優勢理論。比較優勢決定了分工，也因此決定了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但是，至少從世界近現代經濟發展看，比較優勢始終處于變動期。比如我們的東亞鄰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悖論，勞動力優勢似乎并沒有真正決定分工，其經濟優勢很快從勞動力變為物質和人力資本。

　　此外，如果依照比較優勢，中國沒有必要開發大飛機項目，也沒有必要建立完備的產業體系，甚至沒有必要建立金融市場，廉價勞動力決定的加工貿易就足以支撐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產業

　　從歷史回到現實，如果上述判斷正確，那么當前的兩點擔心是多余的：

　　第一，全球經濟失衡與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并非一個嚴重問題，這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現象，甚至可以斷言，只要中國經濟依然保持高增長，經常賬戶順差就必然持續。因此，中國需要堅持的是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對——如果我們對自身的競爭優勢有足夠的信心的話。

　　第二，國際游資對中國經濟構成的威脅不必高估，關鍵是中國自身的儲蓄率是否依然保持高水平。值得擔心的倒是，一旦真的出現國內消費高潮，中國有可能引起全球性通貨膨脹。

　　作者為本刊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