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形勢分析會觀點綜述

　　為貫徹“兩會”精神，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改革報》日前在京共同舉辦了“民生與改革——中國改革形勢分析會”。來自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企業聯合會、國家行政學院、清華大學等機構的2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就解決民生與改革的關系進行了討論。與會者認為，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體現。更多地關注公平、重視民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國家順應這種要求，關注和重視民生，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表明我國的社會文明程度在提高。

　　解決民生問題的保障在于制度化、法制化

　　專家普遍認為，增加財政對改善民生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推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最近提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制度，推進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必須為農民工繳納

社會保險金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造成目前民生問題凸顯與解決民生問題方面的制度短缺直接相關。比如，我們還沒有建立起比較健全、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有的制度覆蓋范圍很小，主要在城市。隨著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他們要面對城市的物價、醫療、教育等方面的高收費，這就使之在客觀上對國家的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制度有了很高的依賴。

　　解決民生問題要深化改革與加大投入并舉

　　專家們認為，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出兩大改革，即推進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的政治體制改革，指出了解決民生問題和讓人民幸福快樂的根本途徑。要解決好就業、分配、社保這三個直接涉及民生的問題，必須深化改革與加大投入并舉。比如，

養老保險待遇不平衡問題、

醫療保險待遇不平衡問題。近年來政府財力大大增加，加大投入有了一定的實力，但改革的任務卻并未因財力增長而減輕。特別是涉及社會管理、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如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打破壟斷行業對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鏟除分配領域中的錢權交易等腐敗行為、約束社會保障待遇方面的特權、提高勞動力市場主體的組織化程度等等，都是相當艱巨的任務，需要深化改革。

　　改善民生要從國情出發

　　民生是全體人民的民生，但不同群體的民生問題不一樣，要更加重視普通民眾尤其是占相當大比重的困難群體。這些年我國財富創造的速度很快，但總體來說，還不是在一個非常雄厚的經濟基礎上來談民生。與此同時，民生又涉及到非常多的方面，在這種情況下，解決民生問題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目前存在的上學難、就業難、住房難等問題，已有了初步的解決思路，如義務教育由國家負擔，逐步實行免費政策；實行對零就業家庭的扶持政策；實行廉租房政策幫助低收入者等。最難解決的是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這就有一個醫療保障改革方案設計的問題。無論是政府拿錢的還是市場運作的，都要靠制度規范，需要很好地設計。

　　建立面向民生的財政體制

　　有專家指出，解決民生問題靠發“禮包”的方式是不可持續的，也不足以保證民生核心地位的落實。因此，解決民生問題，迫切的是建立面向民生的財政體制。要嚴格區別公共支出、社會支出。目前為老百姓的支出即社會支出占的比較太低，需要建立一個面向民生的財政體制，通過制度化和法制化來保證財政投入。解決民生問題是要掏錢的，而且搞基礎教育、社會保障，短期不會出效益。如果沒有制度化、法制化來保證，很難連續和持久地關注和解決民生問題。建立面向民生的財政體制，前提在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

　　加快以民生為導向的金融體制改革

　　建設和諧社會，要樹立以民生為導向的金融改革觀。強調民生導向，需要強調放松對農村金融包括準入、業務創新等方面的管制。農村金融業的風險和成本相對較高，完善風險導向的監管體系和存款保險制度等風險處置機制，是以民生為導向的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目前金融機構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基本上可以說是從農村向城市，從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輸送資金的渠道。農村金融改革應當符合農村現狀和農民對于金融的需求，特別是小額、分散化、靈活的需求。從監管角度講，對于農村金融監管的協調也需要從民生的角度、風險控制的角度予以改進。

　　深化就業和分配制度改革

　　有專家分析，目前，基于個人能力和公平競爭導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會爭議的焦點，而在于人們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不平等以及競爭過程中的不平等。這類不平等主要是體制性因素所導致，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則，又不受公平原則支配，是分配關系扭曲的重要表現。比如，勞動力流動中的體制性歧視、缺乏有效的勞資協調機制、行政性壟斷對分配關系的扭曲等。

　　重點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

　　重視和改善民生，就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著重點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為此，改變初次收入分配體制性扭曲，應成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政府再分配政策對初次分配結果的調節和矯正固然重要，但轉型經濟中初次分配的起點和過程公平尤為緊迫和重要。離開起點和過程公平，僅僅把關注的重點放在結果公平上，不僅難以根本緩解和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而且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效率的提高。(苗樹彬、黃東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