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對策研究 -辜勝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保持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源于我國特定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特別是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成為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主力軍，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迫切需要統籌解決流動人口和城市農民工問題，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他主張：需要努力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低勞動力成本驅動經濟的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農民工待遇，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城市流動人口的有序流動，推進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協調發展。

　　要統籌解決農民工問題，需要正確認識基于農民工問題的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六個基本特征。

　　1.我國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量大、質弱、價廉的特點決定了我國工業化表現為一種低價工業化(low cost industrialization)模式。當前的廉價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有力地支撐了工業化的低價模式。“價廉”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工資水平低，農民工的工資是城鎮職工的一半，我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10或者1／20；一是非工資性的成本低，農民工通過租賃廉價房、無社會保障等為政府、企業節省了需要支付的高額成本。2004年我國因雇傭農民工一項就節省了11462億元的工資開支，相當于當年中國GDP的8.5%，這大體相當于中國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價廉”背后所隱藏的深層次原因就是流動人口和農民工“量大”、“質弱”的特點。我國農民工已經達到1億多，80%以上的農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數量大和質量差決定了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談判能力低下，只能成為低工資水平的被動接收者。這種低工資的工業化成為中國制造業競爭優勢的源泉。

　　2.農民工就業不穩定，待遇不公平，家庭不能團聚，這種狀況使我國進城農民市民化進程呈現二元化特征(dual system of citizenship)。在就業方面，農民工集中于臟、累、險、重、苦、差的非正規部門，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非正規部門由于工作崗位激烈的競爭和缺乏相關法律的保護，就業往往不穩定，也難以培養正規部門所形成的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精神。在待遇問題上，農民工承受著“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不公待遇。城市“取而不予”，農民工沒有享受到市民所有的子女教育、醫療衛生、計劃生育、社會救助等公共服務；企業“用而不養”，農民工在勞保、工資、社保、福利、培訓以及勞動力市場信息服務等受到虧待。目前，只有不到5%的農民工自購房，90%以上住棚、租房或寄住親屬家。在家庭生活方面，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農民工往往選擇單獨外出，造成夫妻分居，老者、兒童留守，農村家庭分離。這種家庭的分離造成了家庭內部市民化進程的不同步，這最終拖延整個家庭的市民化步伐。

　　3.農民工退出農業難，進入非農產業取得穩定的工作進程緩慢，融入城市狀況差，這些特點決定我國城鎮化是一種半城鎮化(semi-urbanization)。半城鎮化，就是“農村人口雖然進了城市但并沒有完全成為城市居民(市民)的現象”。我國當前的“半城鎮化”突出地表現為農民工既不能完全從農村和農業中退出，也不能完全地融入城市，身份得不到確認。在農村社保體制尚待健全而城市又無法保障的情況下，農民工往往把土地作為最后的保障，不愿割斷同土地的臍帶，農民工在脫離農業關系時出現“退難”的問題。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大都集中于就業不穩定的部門，進入正規部門取得穩定工作的進程十分緩慢。基于身份差別所形成的社會保障缺失以及“城中村莊”的構建往往使農民工缺乏對城市的認同，社會網絡內向化，很難融入城市生活，最終游離于城市經濟的體制之外。

　　4.城市流動人口和農民工是一種城鄉兩棲型，社會身份具有世襲特征，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方式變革即城式化具有高價特征(high cost urbanism)。城鎮化可以分為有形的或物化的城鎮化(Urbanization)和無形的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Urbanism)，后者可以稱為“城式化”。當前，城式化的高價特征表現為：第一，在兩棲生存狀態下，農民工在經濟上處于弱勢地位，改變生活方式的成本非常高。一方面，農民失地嚴重，據估計目前失地農民高達4000萬～5000萬，這些失地農民多為農民工。另一方面土地流轉的收益分配失衡。來自江蘇的調查表明，在全省農地轉用增值的土地收益分配中，農民只得5%～10%。第二，中國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下，“城式化”本身的成本相當高。據估算，每進入城市1個人，需要“個人支付成本”1.45萬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萬元／人，總計每轉變一個農民成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會總成本為2.5萬元／人。此外，高額的

房價、醫療費和子女教育費用使農民工的生活方式的城式化代價很高。

　　5.農民工和城市流動人口流向過度集中于東南沿海，過多流向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城市，流動方式具有很大的自發性，這樣我國由鄉城人口遷移所推動的城鎮化和人口流動具有一種無序性。當前70%的農民工集中在東南沿海和大中城市。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獲取就業信息的渠道狹窄，進城農民工大部分由老鄉親友介紹，農民工的社會資本網絡有限。這種流動方式帶有很大的自發性，往往使流向過于集中，從而產生不良的影響：首先自發性往往造成盲目流動，

宏觀調控難以實施，地區性勞動力短缺時有發生。其次自發性產生的過度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使城市超負荷運轉，“大城市病”日益顯著。再次，城鎮化發展出現脫節現象，“點”、“面”并未能有效結合，大城市往往只能“鶴立雞群”，造成結構失衡，城鎮化具有無序性。

　　6.農民工階層不斷分化，素質退化，地位弱化，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融合進程呈現多樣化和復雜化態勢。經過20多年發展，農民工階層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老一代農民工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素質的退化，有所謂農民工“40歲現象”。他們接受的正規化教育程度比較低，職業培訓較少，人力資本的積累極其緩慢。隨著年齡的增加，老一代農民工“青春紅利”逐漸折耗，素質不斷退化。新生代農民工或稱第二代農民工的產生多是“回不去農村，融不進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也不再適應農村生活；他們介于“生存者”與“生活者”之間，流動動機在很大程度上已由謀求生存向更高的追求平等和追求現代生活轉變；他們素質相對較高，也更貼近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有一部分人或作為創業者成為私營企業主扎根城市，或返回農村創業成為“返航人”。許多農民工經過打工實踐，在外開闊了眼界，學會了本領，掌握了技術，擁有了資本，具備了創業的能力。因而，面對農民工內部不同特點的亞群體，其對城市的融合必然體現出不同的方式，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融合呈現多樣化和復雜化態勢。

　　(作者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煴疚南蹈鶕�作者在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人口學會主辦的中國人口科學論壇上發表的演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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