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貿組織總干事、現任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差 資料圖

　　□本報記者 朱周良

　　就在美歐等西方國家一再敦促中國采取符合市場規律的自由匯率制度之際，聯合國的一份最新研究報告卻指出，中國如果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政策，人民幣非但不會如預期般升值，還可能會貶值，從而最終令全球失衡更加惡化。

　　聯合國發權威不同聲音

　　“簡單地壓迫中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可能只會適得其反�！痹�15日發表的一份代表聯合國立場的政策聲明中，前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現任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差這樣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代表們表述。

　　素帕差分析說，因為中國的利率仍相對較低，因此如果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很難說人民幣就一定會如美國希望的那樣出現升值。相反，在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后，資本項目下的管制必然會大大放開，由于中國的利率在國際上相比仍較低，因此，與日元和瑞郎的情況相似，人民幣可能成為套利交易的目標，即很多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投資人可能轉向海外投資一些更高收益的資產，進而導致人民幣貶值，后者也將給予中國出口商更大的競爭力，從而可能令全球失衡狀況進一步惡化。

　　“這是個好事情，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于素帕差的表態，匯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了充分的贊賞。他表示，和目前西方國家“一邊倒”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和預期相比，類似素帕差發出的這樣權威的不同聲音，有助于大家在匯率問題上作出“更理性的分析”。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今年1月發布的一篇專題論文曾指出，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其均衡真實匯率之間的差異并不明顯，從而“人民幣被低估”的說法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盡管“這并不意味著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是恰當的，但一直以來人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失調程度都估計過高�！�

　　放開會誘發人民幣套利交易

　　素帕差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屈宏斌指出。他表示，在許多主張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市場化的人看來，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下的“雙順差”是人民幣需加快升值的重要原因�！暗�是要注意到，現在的雙順差是發生在資本項目未實現自由流動背景下，一旦中國在資本流動上放松管制，客觀存在的利差就會帶來套利空間。”

　　屈宏斌表示，現在中國的老百姓還只能通過QDII等有限渠道涉足海外資本市場，“民間要求分散儲蓄的需求還未被釋放，”一旦資本流出的口子放開，可能出現的人民幣資產流向海外外幣資產的量會不小。

　　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王志浩則表示：“據我們所知，有很多中國公司想到海外投資，但由于外匯管制和審核等因素而不能如愿�！比绻�資本管制放松的話，這些企業會加快海外投資的步伐。

　　屈宏斌算了一筆賬，以當前中國30多萬億元的人民幣儲蓄計算，在中國資本項目放開后，即便只有10%的人民幣資產流出，那也將達到4000億美元�！凹词狗炙哪昝磕炅鞒�1000多億美元算，也基本可以抵消外貿順差所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那時候人民幣可能面臨的就是貶值壓力，而非升值。”

　　全球失衡不等于中美貿易失衡

　　當前全球失衡的主要問題在于美國，后者的經常賬赤字在2006年超過了8500億美元。素帕差指出，不可否認，解決經常賬失衡不能在不對需求模式和匯率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得到糾正，“但我要強調的是，現在的失衡是‘全球’問題，而不是僅限于美國和中國”。素帕差指出，除了中國之外，日本和德國也有巨大的經常賬順差，兩國在2006年的順差額分別高達1700億美元和1500億美元。

　　“實際上，相比1996年，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經濟體以及那些擁有巨額經常賬順差的國家中，只有中國的實際有效匯率出現了小幅上升，換句話說，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其實是被削弱了�！睂τ谄渌�三個同樣有著巨大順差的國家———日本、德國和瑞士，盡管其官方都被認為是實施“自由浮動”匯率制度，但其幣值相比過去實際上是下降了。

　　鑒于日本和瑞士等國的教訓，素帕差指出，認為“匯率自由浮動是解決外部失衡問題的唯一可行途徑”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相反，他指出，中國當前推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旨在提高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如果最終得到很好落實，這樣的做法有助于促進

中國經濟增長的再平衡，從而減少過高的貿易順差。

　　-記者觀察

　　新興經濟體亟待實質參與IMF決策

　　盡管在去年的年會上，IMF通過了提高中國等四國投票權的決定，但相比美國的近20%和西方七國累計近50%的投票權，中國不到3%的投票權仍少之又少，其他發展中經濟體也一樣。這在實際上也剝奪了占全球經濟比重越來越大的發展中國家參與IMF匯率安排等重要決策的權力，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全球失衡。

　　聯合國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之所以會出現自由浮動反而引發人民幣貶值的情況，是因為“缺少實行多邊匯率制度的有效機構安排”，也就是說一國匯率水平應基于國際體系，而不是僅僅反映國內因素�！斑@就牽涉到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甭摵蠂�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差向IMF和世行會議表示。

　　事實上，盡管美國力推IMF加強匯率監管職能，但當前IMF的匯率政策監督并未有效針對主要的順差和赤字國家。相反，IMF仍只局限于其最貧窮的那些成員國和一些新興經濟體�！暗珕栴}在于，這些國家目前在IMF中所獲得的實際發言權和參與決策的權力嚴重不足，所以這就迫切需要IMF對其投票和份額體系進行徹底改革。”素帕差說。

　　專家指出，IMF未來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應該適應世界經濟的最新發展，必須全面反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這些國家占全球實際產出和人口的不斷增加的比重。

　　IMF目前的投票權分兩部分：基本投票權和加權投票權。出于公平考慮，IMF給予每個成員國等量的基礎投票權。但加權投票權則不同，依各國繳納份額而定，多繳多得，而份額又是根據一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經濟發展程度、戰前國際貿易幅度等多種因素確定的。

　　正是受到這樣的雙重機制影響，時至今日，發展中經濟體在IMF中的話語權已嚴重縮水。從1944年成立以來，IMF的投票權總量增加了37倍，而基礎投票權在總投票權中的比重則從當年的11.3%下降到如今的2.1%。“一國一票”的原則已徹底讓位于“一美元一票”甚至“10萬美元一票”的原則。

　　素帕差指出，IMF投票權改革對發展中世界來說至關重要。盡管在去年的新加坡會議上邁出了調整的第一步，并且同意將基礎投票權擴大一倍，但當前的體系仍對發達國家有利。“投票改革不應該僅僅著眼于短期的調整，而應該引入一種固定機制，在中長期內隨著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化而作出相應調整。”

　　針對基金組織的份額和發言權改革問題，代表中國出席會議的中國

人民銀行副行長胡曉煉指出，改革要同時實現使份額分配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和加強低收入國家在基金組織的發言權兩個根本目標，改革結果應更好地反映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