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卿

　　隨著小泉純一郎從首相位置上卸任和日本經濟的復蘇，日本的改革似乎已經完成使命。然而，事實上日本的改革仍在繼續。單從金融方面看，日本金融業的分業限制亟待打破，國內個人金融資產的投資渠道需要多元化，東京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更需要系統的改革。

　　日本綜合研究所調查部長湯元健治近日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目前日本乃至整個亞洲的資金流動都存在扭曲現象：大量官方儲備投資到美國國債等收益率不高的資產，然后資金又從美國回流到亞洲，投資到風險大、收益高的市場。這種資金流動方式是不穩定的，亞洲的資金應當以支撐亞洲經濟高增長的方式得到有效利用。

　　“日本已經成立了專門的研究小組，要把東京改革成為亞洲國家和企業能方便利用的金融市場——沒有語言、商業習慣的障礙，亞洲的跨國資金都能在此流動，”湯元健治表示，“這需要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協調與合作，當然日本首先需要繼續進行改革。”

　　僥幸心理最終碰壁

　　經濟泡沫破裂后，日本政府最初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希望借助拉動內需的方式令經濟實現恢復性增長、資產價格重新上漲，從而自然而然地解決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以及企業的債務負擔，同時改善企業和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于是，日本央行開始降息，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大藏省也開始推行財政擴張政策，增加公共支出來拉動經濟增長。這種凱恩斯式的政策組合，讓日本經濟保持了緩慢的增長，沒有陷入倒退。

　　日本前金融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中國《財經》雜志專訪時表示，日本經濟之所以能運用這種政策組合避免經濟倒退，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國內儲蓄,可以用來支撐政府的赤字政策，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仍然有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制造業，例如松下和豐田，即使在所謂“失去的十年”中,松下和豐田仍然增加出口，贏得了市場。這也支撐了日本經濟。

　　“經濟泡沫破裂只是讓日本民眾從消費狂熱中冷靜下來，但并沒有造成生活困難。日本畢竟是發達國家，承受能力比較強，社會保障制度也很完善。” 日本大和證券上海代表處首席代表肖敏捷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也許正是因為經濟保持了雖然低、但是正的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也沒有受到嚴重沖擊，因此日本國內缺乏進行深層改革的壓力。然而，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讓這種不太痛苦的改革走到了盡頭。

　　其實，日本泡沫經濟形成和破滅也與改革有關。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日本率先進行了利率自由化，而對金融機構的業務經營范圍仍然嚴格限制。在利率的激烈競爭下，日本銀行把大量資金貸向高風險的房地產行業。“金融機構業務范圍內的自由化進程緩慢，導致金融工具單一，衍生產品發展緩慢，”湯元健治表示，“這讓‘金融革命’難以見效。”

　　這種“失衡”的改革，不但沒有讓日本的銀行提高競爭力，反而促進了資產泡沫的產生。湯元健治認為，中國應以日本的泡沫經濟為鑒，因為泡沫經濟一旦產生，破壞力很大。

　　金融危機推動徹底改革

　　而小泉所推行的深層次、結構性的改革，也是在對泡沫經濟之后到1997～1998年金融危機期間日本“溫和改革”作出反思的基礎上進行的。

　　2003年，時任日本財務省財務綜合政策研究所特別研究官的河合正弘撰文指出：“在1997～1998年金融危機之前，日本金融當局沒有客觀認識到不良貸款的規模和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如果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就采取果斷措施，制定總體戰略，或許(日本的)危機能夠得以避免，至少影響會減弱。”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金融危機讓整個日本金融業都經營困難，由經營狀況良好的銀行來救助“問題銀行”這種傳統做法已經無法實施。自經濟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銀行在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就面臨“日本溢價”，金融危機更提高了價差。日本銀行業內外交困。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金融當局必須在市場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清晰的金融監管框架，從根本上解決銀行不良貸款問題。“日本真正脫胎換骨的改革是從小泉純一郎任首相開始的。小泉提出‘No pain, no gain’的口號，呼吁民眾忍受改革的痛苦。可以說，小泉破壞了日本原有的政治經濟秩序，不過是有創造性的破壞。”肖敏捷說。

　　復旦大學金融學教授孫立堅將小泉改革歸納為兩方面：一方面是金融體系改革，包括不良資產處置、金融機構重組等；另一方面是企業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公有公司的私有化、允許企業破產、改變終身雇傭制和員工序列制等。

　　當時，日本銀行所面臨的問題，一方面屬于企業經營不善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經濟繼續停滯和通貨緊縮。要恢復經濟增長，必須首先解決不良資產問題。小泉力排眾議，起用竹中平藏任財政大臣，后來又讓其兼任金融大臣。2002年10月底，竹中推出了“金融再生計劃”，在銀行資產計量中引入國際通用會計準則。比如，銀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債券不能以“賬面價格”入賬，必須按市場價格確定資產價值；按《巴塞爾協議》的規定計算日本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等；在正確計量的基礎上，按既定時間表處理不良資產問題。

　　同時，日本的金融機構也在進行兼并、重組，并改善其內部運營。直到去年，日本各銀行的不良資產才清理完畢。而在去年第四季度，日本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達到了5.5%的高水平。業界普遍預計，此次日本能實現相當長時間的穩定增長。

　　銀行結構性改革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企業的結構性改革。因為銀行處理不良資產，需要企業的運營結構改革作為配合。“日本的企業真正經歷了痛苦的改革過程。比如新日鐵這樣的老公司，上世紀90年代股價曾經跌回發行價，差點被收購。然而最困難時期的經歷反而成為日本企業的發展契機，促使其大膽改革。現在，新日鐵已經成為技術走在世界前列的公司。”肖敏捷表示。

　　“改革-反思-完善”循環

　　應該說，小泉及竹中平藏推行的改革，應該說帶有強烈的歐美色彩。日本企業的經營理念，比如終身雇傭制和員工序列制，曾經是日本企業成功的經驗。在小泉改革中，這些理念受到了非常大的挑戰，被許多企業摒棄。

　　而在近期，日本又在反思小泉執政以來的徹底改革，反思這些改革措施是否適度，希望能延續日本傳統的企業文化和商業慣例。

　　“有些制度，比如員工序列制已經被放棄。現在日本企業更看重個人的能力和貢獻，而不是僅僅看工作年限。而終身雇傭制，目前在很多日本企業又開始重新實行。”肖敏捷說。

　　肖敏捷舉例說，日本服裝企業“優衣庫”最近將5000多名計件工轉成了正式工，因為公司認為勞動力是最珍貴的資源。的確，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讓日本面臨勞動力短缺的難題。對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大力推行促進婦女就業、在職培訓等措施，努力讓每個人都能發揮才能。

　　日本經濟的另一大標志——主銀行制度曾在日本繁榮時期讓企業和銀行一榮俱榮，也在泡沫破裂后讓兩者一損俱損。它也一度被認為應當摒棄。“然而，主銀行制度并沒有消失，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現。現在銀行會更有戰略、有選擇地持有企業的股份。這改善了主銀行制度，但沒有讓它消失。”湯元健治說。

　　“主銀行制度與其說是一種制度，不如說是種商業習慣。因為這種商業習慣，日本的

　　2000年之后，日本立法規定，銀行所持的企業股份不能超過其自有資本。這大大減弱了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聯系。“這個規定使銀行不得不拋售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導致2002年日本股市出現了一輪下跌。不過，這是日本國際化改革必然的陣痛。”湯元健治表示。

　　據孫立堅介紹，目前日本已經形成了市場型間接融資體系，銀行通過在金融市場上持有公司的債券、股票等方式來為企業提供融資。

　　“客觀地看，東京市場與紐約和倫敦的差距越來越大，與新加坡和香港市場的差距反而縮小了。東京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在下降：在東京上市的外國公司只有24家，非日本亞洲企業只有4家，還沒有中國企業在東京上市。”湯元健治說，“安倍政府對此也很有危機感，提出要‘構筑一個對亞洲用戶來說最具魅力的金融資本市場’。”

　　“改革沒有理想完美的計劃，先要做，然后再根據實際修正。”肖敏捷表示。而湯元健治在總結日本金融改革經驗時特別提到，推動金融市場和制度的改革必須平穩、迅速，另外，保持健康的宏觀經濟環境和建立透明公平的市場也同樣重要。

　　正如竹中平藏所說，“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并不是主銀行制度或者終身雇傭制這樣的具體制度，而是“我們能夠靈活變化，適應環境，適應經濟形勢”。所以,日本的改革并未停止，也還將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