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雙軌制的背后是規(guī)則的不確定或者規(guī)則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帶和漏洞為自己賺取合法但不見得合理或者不違法但難為常人認同的財富

　　◎文／本刊記者 孔志國

　　自從改革開放開始至今，中國已經與轉軌經濟結緣近30年。

　　雙軌制經濟是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入到市場經濟不得不經歷的階段。

　　在中央政府宣布改革開放的國策后，沒有足夠的市場經濟主體、社會財富積累不夠以及市場經濟經驗的欠缺決定了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只能漸行漸進，雖然最終要脫離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又不可能須臾間一刀兩斷，而且改革開放在很長時間里政策將使初始動力；同樣，雖然最終整個社會資源將主要由市場經濟來進行配置，但市場經濟體制卻不可能瞬間可就，尤其是在其成長階段，將更多依賴政府的引導和護佑。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雙軌制其實也是從嚴格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因為與市場經濟相伴而行的法律秩序的確立至少需要像市場經濟的確立本身一樣長的時間，政策很大程度上集要充當改革的推動者尤要充當改革秩序的維護者，形象地說，政策既是改革開放的運動員又是裁判員。

　　雙軌制主導中國改革

　　直到今天，改革開放顯然是進行時，而仔細觀察期間的各項政策，我們也都能發(fā)現(xiàn)雙軌制經濟的邏輯。

　　例如特區(qū)經濟。特區(qū)經濟可以看作是雙軌制經濟的最初表現(xiàn)之一。1980年5月成立的深圳特區(qū)及緊隨其后成立的珠海、廈門、汕頭等特區(qū)讓中國政府意識到通過政策傾斜有利于搞活經濟、發(fā)展城市。1984年2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廣東、

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對當時的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說，“除現(xiàn)在的特區(qū)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qū)，但可以實行特區(qū)的某些政策。”當時，不論是在特區(qū)還是開發(fā)區(qū)或是沿海開放城市，企業(yè)的設立和發(fā)展從政府撥款改由政府貸款，基本上都是以“負債經營”的方式開始市場化的探索，不從政策上加以扶持，就無法形成一個欣欣向榮的發(fā)展環(huán)境，也無法給后來的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提供刺激和范本。

　　再例如土地承包責任制。土地承包責任制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僅僅是改革試驗，大約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土地承包責任制是和原有的集體所有、集體經營的土地制度是共存的。

　　還有兩稅制。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企業(yè)所得稅征收制度是不可能有根本的區(qū)別的。但是，中國為了吸引國外資本、國外企業(yè)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卻以優(yōu)惠外資企業(yè)的差異稅作為長期的企業(yè)所得稅制。

　　還有，民營企業(yè)帶著“紅帽子”發(fā)展起來的經歷以及國企改制，都是沿用了雙軌制經濟經濟的路徑。

　　雙軌制蘊藏“暴富”機會

　　因為雙軌制的背后是規(guī)則的不確定或者規(guī)則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帶和漏洞為自己賺取合法但不見得合理或者不違法但難為常人認同的財富。

　　例如，“假外資”就是一種合法但不合理的財富積累方式。

　　所謂“假外資”企業(yè)，就是內資企業(yè)為了獲得外資企業(yè)所享受的稅收等政策優(yōu)惠，借道開曼、毛里求斯等避稅島注冊殼公司，然后該殼公司以外資名義運用收購等手段使資金回流。此時由于資金身份已由內資變?yōu)橥赓Y，所以可以享受各種優(yōu)惠政策尤其是內外資企業(yè)有別的稅收制度。參照現(xiàn)有的稅收政策，內資企業(yè)的稅收負擔平均要比外資企業(yè)高出10個百分點左右。

　　根據有關統(tǒng)計，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帳面統(tǒng)計數字中有1/3左右實際上是這種回流的“假外資”。僅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一地，50多萬家注冊企業(yè)中約有近20萬家與中國的私營企業(yè)有關。由此造成的稅收每年少繳不下1000億元。

　　由這些數字，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意味著數以千億計的偷逃稅款一定成了某些人口袋中膨脹的財富，讓他們從小富變成大富以至巨富。

　　這些人的暴富背后顯然是內外有別的現(xiàn)行稅制，外資和內資在稅收方面的差距就是他們謀取財富的空間和途徑。

　　而2004年起備受國人關注的全國性“原罪”和國資賤賣的大討論，則可以納入到不違法但為常人難以接受的財富積累框架。

　　與兩稅制帶來的“致富”機會相比，國企改革可能蘊含著更大的“暴富”可能性。

　　有人戲稱，國企改革是最后一次“瓜分國有資產的饕餮大餐”。雖然這句話有過激之處，但當真反映了一個事實，有些人“暴富”來自于對國企改制的參與。顧雛軍、嚴介和、王德軍、張海等人在中國富豪排行榜上異軍突起無不和收購國企有關。最近坊間流傳甚廣的一個傳聞是一些人正在謀求以幾十億的超低價格收購一家總資產幾百億的特大型電力企業(yè)。如果這一傳言成為現(xiàn)實，當然又意味著一些人借著“國企改制”之名迅即致富。

　　國企改制的難點在于：雖然有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來鼓勵經營不善的國企轉變產權形式和經營方式，以更好地適應市場競爭；但是，因為對國企改制的細節(jié)根本無法進行細致的規(guī)定，就產生了國企改制中的賤賣國有資產的問題。

　　坦率講，從市場的邏輯出發(fā)，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現(xiàn)象。國企的收購者從一個市場主體的角度出發(fā)，目的當然只有一個，就是盡可能低的價格來買一個物超所值的國企，做一筆賺錢的買賣。而國企之所以在很多案例中遭到賤賣，也不見得因為主管部門的官員腐敗，更多的情況，根據一些研究結果，倒是因為參與談判的主管官員或者國企的領導人不懂得以市場經濟的方式來討價還價、來估量被賣的企業(yè)。

　　這種情況，該作何論處？我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對國企改制意味著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判斷持有不同看法，原因就在于此。相關當事人并沒有私心，但卻做了一樁在其他利益相關人看來匪夷所思的賠本買賣。也許，國企賤賣的問題還是要從國企監(jiān)管和相關主管官員、經理人等環(huán)節(jié)找問題，而不能歸罪于國企改制。國企改制本身沒有什么罪咎。

　　但不管怎么說，這種國企改制的機會，當然也包括了一些有事實根據的官商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情形，的確搖身一變就成了許多人“暴富”的機會。

　　人們很容易想到，對雙軌制經濟邏輯產生的許多不合理的暴富要用法律的方式進行規(guī)制？但是，客觀來看，在大改革的背景下，寄望于法治也許在一定時間內還是只能停留于作為一種良好愿望的狀態(tài)。原因很簡單，改革還在繼續(xù)，各種社會關系始終處于變動調整中，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不斷發(fā)生著變化，這導致旨在有效調整社會關系的相關法律規(guī)范難以出臺，出臺之后由于和變化了的現(xiàn)實脫軌也難以落實，當然，更談不上一套和諧共存、交互支持的法律體系的出現(xiàn)和存在。西方有法諺云，“槍炮作響法無聲”，意思是說只有穩(wěn)定的社會才能和法治追求形成良性循環(huán)，互為目的，互為依托，而穩(wěn)定社會的標識是人們就社會的基本治理和基本價值取向能夠達成基本一致。對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教育改革、國企改革乃至于改革路徑本身的全國性爭議，說明整個社會就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達成共識還需要時間。無論從微觀的法律支撐層面，還是從整個社會的宏觀層面，法治均無法在短期內一蹴而就。

　　從這個意義上，有關雙軌制經濟帶來的“暴富”奇跡還將持續(xù)，對于暴富背后的不公正、不合理，我們只能寄望于一些相關人士的道德自覺，不知道這是否是改革需要付出的必要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