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丹陽 郝紅梅

　　加入WTO以后，外商對我國的投資環境更加看好。2004年我國實際吸收外資突破600億美元。2005年，我國實際吸收外資603億美元，占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總額的6.6%。2006年1～10月，我國實際吸收外資486億美元，預計全年仍將達到600億美元左右，大體保持上年的規模，有望連續第14年在發展中國家吸收外資中拔得頭籌。外資的引進和使用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日益呈現新的特點。 　

　　國際因素中的挑戰和機遇 　　

　　2007年世界經濟總體趨勢良好，綜合IMF等國際經濟組織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的預估，明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達5%左右。全球經濟持續增長，跨國公司盈利增加將促進國際投資流動的進一步加速。 　　

　　從2004年開始，國際直接投資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2005年、2006年以來并購投資的增長趨勢也印證了這一判斷。據UNCTAD最新發布的報告，2005年全球FDI流入9160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9%。2007年全球FDI將繼續保持在目前的高水平上，跨國產業轉移仍將處于活躍期，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份額會繼續增長。可以說，世界經濟總體環境對中國吸引外資是有利的，但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風險仍然存在，如國際

石油價格波動不穩、通脹壓力加大、加息預期上升等，特別是美國經濟明顯減速，對商業投資的增長可能形成壓力，促使跨國公司行動更加審慎。 　　

　　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吸引FDI重新回升。2005年發達國家吸收外資5420億美元，同比增長37%。歐盟的并購已進入活躍期。美國由于經濟運行和投資環境優越，短期內仍是最具投資吸引力的發達國家。 　　

　　從近幾年的情況看，發達國家，尤其是主要對外投資國國內政策的調整日益成為影響跨國投資流向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國吸收外商投資中，來自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增長起伏不定，研究表明，某些偶然因素導致這種搖擺。從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可以看到，2005年以來美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有明顯下降的趨勢(2005年美國對華實際投資下降22%，2006年1～9月下降14%)，而跨國公司資本大量回流美國。2004年美國頒布了《就業機會創造法》，2005年又頒布了《本土投資法》，將針對美國公司海外收益的所得稅稅率由35%下調至5.25%。受這類政策調整因素影響，美國的跨國公司紛紛將留在國外的投資利潤匯回美國。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美國對華直接投資仍將受到影響。當然，制約美國對外投資增長的根本原因在于聯邦政府長期存在的龐大的財政赤字和私人消費的過度增長，但上述政策調整的作用也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同時，新興發展中國家對外資吸引力大幅增強，特別是印度將有大幅提升。亞太地區吸引外資增長最快的泰國和印尼，2005年分別增長了159%和242%；2006年又繼續保持大幅度增長的態勢。周邊國家的崛起對中國吸引外資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這兩年日本企業到中國以外的其他新興國家投資的趨勢逐步擴大。根據日本外務省統計，2006年1～8月日本對馬來西亞投資同比增長254%，對印度投資同比增長172%，而同期日本對華投資減少32%，預計2006年對華投資將出現四年以來首次負增長。

　　另外，在世界范圍內，一些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一是國際資本對政府信用、產權關系、法律執行、技術標準、人文環境的選擇性明顯加強，二是產權投資、控股要求、獨資形式日顯重要，三是單純依靠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將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四是人力資本可能成為區別各個國家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不過，近幾年全球服務外包增長迅猛，并以每年30%～40%的速度擴張，預計到2007年全球服務外包的總數將達1.2萬億美元，超過全球FDI的總量。與此同時，跨國公司的總部／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運營中心將面臨重新洗牌。全球新一輪國際投資增長中，以全球服務外包為特征的產業轉移將成為重要的推動力。中國提供服務存在著巨大的成本優勢，尤其在開展服務外包方面有著極大的潛力，因此全球服務外包的增長前景對中國而言是個難得的機遇。 　

　　國內面臨多重制約 　　

　　從國內看，現在普遍認為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幅度會放緩，但并不意味著經濟會掉頭向下，整體增長趨勢不會變，投資環境總體上是有利的，但存在著明顯的制約因素： 　　

　　成本優勢繼續減弱。2006年以來，上海、廣東、深圳、福建、青海等地相繼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和建設用地的使用金額標準。我國大多數地區，特別是東部一些地區的土地、原材料、勞動力成本、資源等生產要素的價格都在上升，逐漸失去了成本優勢，不少勞動密集型的外商投資項目已經或正在醞釀向中西部地區和周邊國家轉移。 　　

　　國家陸續出臺了一些規范外資利用的政策。目前，我國一般性的資金缺口問題和外匯短缺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參與國際分工和發揮比較優勢成為外資政策制定和調整的主要考慮。2006年7月商務部、建設部等6部委出臺的《關于規范房地產市場外資準入和管理的意見》，8月商務部、國資委等6部委出臺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對2007年外商投資房地產和外資并購都將產生直接影響。 　　

　　國內兩稅合一政策的討論及立法工作，讓一些原本有投資計劃的境外企業轉而采取觀望態度。企業所得稅“內重外輕”的現象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就已產生，當時為了吸引外資，中國對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兩免三減”優惠政策，目前中資企業的實際稅負在22%至24%之間；而外資企業的實際平均稅負在10%至13%之間。近兩年來，國內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且實際立法工作也在不斷推進，客觀上使得外商投資企業尤其是中小外資企業預期投資收益出現下降，來華投資的步伐因此相應放慢。跨國公司在實現一體化擴張的過程中，最關心的因素是基礎設施、工業化程度和市場容量等，而不是優惠政策，所以調整稅收優惠政策不至于會嚇跑外資，但小資本對優惠政策的調整比較敏感。 　　

　　國內產業政策調整加速，在環保和能耗方面的投資門檻越來越高。近兩年，環保和商務等部門密切配合，嚴格限制低水平、高污染、高消耗的外資項目進入。在東部沿海一些地區，當地政府不僅不歡迎外資企業對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的投資，而且明確鼓勵已有的相關企業向外遷移。 　　

　　貿易摩擦、人民幣升值降低了出口型外資企業的市場預期。不斷加劇的貿易摩擦造成出口型企業的市場風險加大。而對投資制造業，并以出口為主的外資企業，人民幣的升值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國際競爭力。一些外資企業因此推遲項目投資。 　　

　　民營資本不斷壯大，國際融資渠道增加，部分領域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需求下降。一方面，國內不少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外資在國內市場與民營企業的競爭日益激烈，外資企業的盈利空間在縮小，立足和發展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隨著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國內企業的跨國融資有較快發展，如中國聯通、中國石油等都成功進行境外發行股票；一些部門和金融機構也在境外融資，合資已不再是引入國際資本的唯一手段。 　　

　　資本市場建設、法律環境、對購并投資的認識制約外商購并投資的擴大。近兩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吸收外資中的地位相對下降，外商收購兼并投資增多。2006年9月8日，商務部等六部委制定的《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正式實施，改善了吸收購并投資的環境，但購并投資對企業財務制度、東道國資本市場建設、法律環境的要求較高，而且《規定》的有些條款有待進一步細化，例如《規定》將國家經濟安全作為審查并購的一項標準，但尚未準確定義，關于重點行業的界定、影響評估也還需要給予具體明確。 　　　

　　下降，并非壞事 　　

　　自2005年開始，我國利用外資已經結束了快速增長的階段，進入了平穩、低速增長階段。結合上述因素和2006年合同外資增長情況，我們初步判斷，2007年來華外資總量仍將處于高位，非金融類外商直接投資增長難以止跌回升，只能爭取基本穩定，不再下滑，很可能大體保持上年的規模或略有下降。但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將趨于優化、合理，利用外資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東中西部地區引資差距將有所縮小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雖在總額上有所增長，但在全國所占比重沒有大的改變，西部地區甚至一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外資進入的原動力不強，缺乏利益驅動。外資是否能夠向中西部轉移，關鍵取決于投入中西部的要素回報率是否能高于東部。從2006年1～10月份合同外資增長情況看，如能采取更加有效的引導政策，進一步實施“外商西進”工程，雖然東中西部利用外資的總體格局尚不會有根本變化，但差距將會有所縮小。 　

　　服務業引資增長強勁 　　

　　隨著后過渡期的結束，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將會進一步擴大，服務業領域外商投資將繼續保持強勁增長(2006年前三季度，服務業吸收外資增長9.8%，占吸收外資總額的比重同比上升了2.3個百分點，預計年增長15%左右)，重點集中于運輸業、計算機應用服務、分銷服務、旅游及相關服務、建筑業及金融服務業。房地產業的發展則會受到抑制。制造業合同和實際引資都將呈負增長趨勢。廣義農業領域實際利用外資有可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來源地仍以亞洲地區為主 　　

　　外資來源地預計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即亞洲地區仍是最主要的來源地。雖然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占到全球跨國投資的80%以上，但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歐美投資的穩定發展勢頭，其中一個原因是在一些關鍵領域上，如金融、電信領域，我國的市場準入限制了這部分外資的進入。但隨著服務業的進一步開放，歐盟、美國對華投資比重將會有所上升。根據中國美國商會對美國在華企業的一項調查，90%以上的美國企業對今后5年在華業務持樂觀態度。 　　

　　FDI減少，并購增加 　　

　　長期以來，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主要以綠地投資為主，單一的投資方式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外國投資的進入。從全球跨國投資趨勢看，資本流動的構成正在發生變化，在新建項目中使用的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少，更普遍地采取合并與收購方式，證券資本在國際資本流入總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日趨增加。由于國家關于外資并購的法規逐漸完善，外資對我國未來長期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增強，一些重要產業中的骨干企業的投資價值充分顯現，并購投資方式將繼續增加，尤其是東部地區以節約土地資源為主要目的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以國有企業戰略重組為目的的并購投資將會有明顯增加，所涉及的行業不僅包括電子、家電、機械、鋼鐵等制造業，還將包括零售業、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 　　

　　外商獨資企業的主流地位將會繼續提升，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比重將會有所下降。 　

　　新情況，新問題 　　

　　目前，我國利用外資出現了理論分歧和爭議，這是中國吸收外資戰略在新時期遇到挑戰的集中反映。2006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其中對吸收外資有明確表述，就是在未來五年我們要進一步優化外商產業結構，鼓勵外商投資設立高新技術的企業，投資設立研發中心，投資設立先進型的生產企業，也鼓勵外商投資服務貿易，大力推進我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面對新情況，我們需要統籌考慮各方面的政策，探索有益增長、能帶動社會進步的引進外資政策，實現更高的外資效益。 　　

　　(一)外資下降趨勢從長遠看對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的影響。經濟社會綜合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但滿足這一需要則必須以充分的經濟增長作為前提條件。大量的研究表明，FDI與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高的正相關關系。2005年外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達5.6%，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商投資企業中，直接從業人員超過2350萬人，占全國城鎮從業人口約10%，如果考慮大量企業為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生產配套所形成的間接就業，總的就業人數將超過1億人。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0.7%，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8.6%。實際利用外資增長趨緩客觀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內投資增長過快所帶來的壓力，因此，短期內外商投資增長趨緩或小幅下降具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由于外資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份額較大，如果這種下降趨勢長期化勢必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制造業和外向型外資下降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外資企業出口釋放了我國的生產要素優勢，建立了中國外向型勞動密集產業的多元化格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正如大量國際投資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流向一樣，外商投資企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對外依存度(1998～2005年間，我國外商投資企業的對外依存度平均為43%)明顯高于國有企業的22%和民營企業的9%。外資企業的出口產品是我國對外貿易中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產品。在內需還不能有效啟動、有些產業國內需求尚不能滿足規模經濟標準、生產的增長主要靠增加出口的情況下，制造業和外向型外資下降導致我國外貿出口減少，繼而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上升(根據測算，出口增速每下降1個百分點，將大約影響GDP增速0.2個百分點；出口每減增1億美元，就意味著將減少1.2萬個新增就業機會)，使我們承受損害中國經濟利益的風險，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近兩年，對出口產業升級的呼吁使不少人對外商投資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產生輕蔑之意，有些政府部門常常在輿論的壓力下出臺一些缺少任何實證分析和數據支持的政策，結果適得其反。 　　

　　(三)如何建立重點地區的投資促進機制。利用外資地區傾斜的格局對東西部經濟平衡發展十分不利，急需糾正。商務部在2006年10月初下發“外商西進”工程的通知，并出臺十項政策扶持，包括支持中西部地區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使用國家外貿發展的基金等。下一步要研究如何開展針對中西部地區的更加有效的引資政策和投資促進活動。 　　　

　　(四)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外資實現自主的技術進步。國際科技進步和我國現代化建設都要求我們加緊建設創新型國家。跨國公司的性質決定了寄希望于通過吸收外資來提高行業的技術水平是不現實的，但外資企業對本土企業自主創新有一定的溢出效應，不應該將二者截然對立起來。結合內資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或潛力，對外商投資的技術水平進行評估，有選擇地引進項目或制定外資優惠政策，引導、鼓勵、刺激外商投資企業發揮其技術溢出效應。 　　

　　(五)如何促進出口導向型服務業外商投資。在WTO分類的160多個服務貿易部門中，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多個，占63%，(發達國家一般來說開放的覆蓋面達80%，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是20%～40%)。但目前服務貿易領域還不是外商投資的主要領域，而且外商投資集中分布在銀行、保險、運輸等行業，多為市場導向型的服務業投資，出口導向型的服務業投資，即服務業外包還比較少。在這方面，我們自身的“軟肋”是整體英語水平、商務技能普遍較低，缺乏相應的鼓勵政策，服務提供商的規模小，促進工作跟不上。 　　

　　(七)如何建立新的外資指標體系導向。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效益觀，區別于發展的數量觀、規模觀。我們需要新的外資指標體系導向，排除不能確切體現發展意義的指標(如外資數量)，采用更加體現發展意義的新指標(如外資企業的稅收、外資企業出口的增加值、國內配套比例、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新增就業等綜合指標)。 　　　

　　(八)研究區域貿易安排中投資自由化問題。當前，世界上各個地區的國家普遍熱衷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談判與締結，而投資自由化已成為這種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投資自由化的實質是市場準入，但自由化并非等同于簡單的市場開放，它包括整個投資環境的改善，即經濟環境、政策環境、社會環境。中國如何把握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投資自由化如何與國家發展政策和管理經濟的自主性相結合，這些都需要反復權衡。 　　

　　(作者分別系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商務部研究院外資研究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