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專家：中國對消貧貢獻率達100% 成功解釋得通

　　若另外的國家照搬中國模式，那會以失敗告終，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但從國際公認的經濟學來講，中國的成功能解釋得通，因為其特殊的經濟模式賴以構成的要素是普遍的。

　　一年來，有關中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能否成功引起諸多爭議。而今天，這個問題已塵埃落定。在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出現萎縮的情況下，中國今年將取得8%的增長率。而且，正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所說，“這種飛速增長是可持續的嗎？當然！”

　　在這種成功到來前的30年里，中國一直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年平均增長率達9.8%。中國的城市投資一年里增加逾30%，而大多數其他國家的投資卻在下降。中國的銀行貸款逆勢增長，而在英國和美國，貸款的缺乏阻礙了經濟復蘇。而且，正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丹尼·科爾教授不久前指出的，在過去25年里，中國對世界消除貧困的貢獻率達100%。

　　不過，一方面中國強調其經濟制度具有“中國特色”，不尋求把其經濟模式推向其他國家，政府說他們的職責是帶領13億人口的國家發展經濟。但與此同時，中國認為其自1978年的政策遵循了“經濟規律”。

　　這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當然，中國特定的政策組合無疑是獨一無二的，確實具有“中國特色”——如果有人試圖想去懷疑這種特色那就太愚蠢了。若另外的國家照搬這種模式，那會以失敗告終，因為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但從國際公認的經濟學來講，中國的成功能解釋得通，因為其特殊的經濟模式賴以構成的要素是普遍的。

　　雖然中國不想推廣其經濟模式，但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國家不能從中汲取經驗。類似的分析顯示，首先，中國之所以應對金融危機能取得成功，是因為它的政策不僅在實際中行得通，而且從經濟學理論觀點來看也是正確的。其次，對于其他國家來說，這種經濟政策的構成要素，可以成功地用于議會民主制國家。這里有必要澄清這種政策的關鍵要素——不僅考慮到中國的實際運用效果，也考慮到源自歐美的經典經濟學理論。

　　首先是中國的政策符合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原理。英國19世紀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最初闡明，勞動分工對提高生產率具有決定性作用，這已被現代經濟學證實。在現代經濟中，勞動分工必然是國際性的，高水平貿易是參與勞動分工及從規模經濟當中受益的惟一途徑。在中國經濟中，高水平貿易對其“開放”進程至關重要。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戰略，不可避免導致資本利用率和生產率低下，中國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是其經濟模式的必然一環。

　　其次是中國高度的投資水平。現代經濟學研究證明，在勞動分工確定之后，經濟增長的最大要素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這不僅適用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也適用于發達經濟體。

　　第三點對于金融危機具有決定性——現代經濟學認識到，造成衰退的主要力量是投資下降，因此主張通過低利息率及短期預算赤字克服投資不足。但現代經濟學還認為，“一定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被證明是確保最大程度充分就業的惟一手段。”

　　但在一個完全由私營部門主導的經濟體中，這種“一定程度的投資全面社會化”不可能發生。在當前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的決定性優勢在于，它不必依賴間接手段(降息和預算赤字)來影響投資。中國可以通過其龐大的國有公司部門增加投資，命令其國有銀行貸款。而在英國，財政大臣阿利斯泰爾·達林還在徒勞地請求英國銀行增加貸款。

　　中國的經濟政策確實極具中國特色。但這種政策賴以構成的基本要素，符合公認的經濟學規律。(英國《新政治家報》John　Ross 譯者/古雷)來源：中青在線-青年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