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平/文

　　以4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對中國大等三種產品實行緊急進口限制為開端，中日經貿摩擦越來越受到廣泛關注。導致中日經貿摩擦的背景和原因可從多方面進行分析，日本國內經濟形勢尤其值得重視。

　　當前日本經濟形勢的主要特點

　　(一)經濟蕭條長期持續。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曾出現了被稱之為“平成大型景氣”的持續快速增長。這一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以股價和地價持續攀升為標志的經濟泡沫來支撐的，而當這種泡沫在90年代初突然破滅時，日本經濟也隨之陷入了戰后空前嚴重的蕭條之中，迄今仍未能從蕭條中走出。在1991-1997年度，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平均只有1.5%，1998年、1999和2000年度更分別只有-1.1%、0.8%和0.9%，今年第一季度又出現了年率為0.8%的負增長。日本經濟的這種長期蕭條態勢不僅與美國經濟3-5%的持續快速增長形成鮮明對照，更與中國經濟高達8%左右的長期高速增長存有巨大差距。

　　(二)景氣對策失去效力。為擺脫經濟蕭條，日本政府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力度強大的景氣刺激對策。如在財政政策方面，日本政府從1992年8月起連續10次推出以減稅和增加公共事業投資為主要內容的擴張政策，涉及財政收入規模達130萬億日元之巨。在貨幣政策方面，日本銀行從1991年7月起連續下調官定利率，到1995年9月第9次下調后已降至0.50%，并將這一超低利率水平一直維持了5年之久。此間日本銀行還曾于1999年2月-2000年8月實行了“零利率”政策，且到2001年2月又連續兩次下調官定利率，分別下調至0.35%和0.25%。然而，日本政府力度如此強大的景氣刺激對策收效卻極其微弱，日本經濟并未能從蕭條中徹底走出。而一般認為，導致日本景氣對策失去效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保證經濟政策發揮良好績效的“日本式經濟體制”開始陷于“疲勞狀態”。

　　(三)財政狀況空前惡化。日本政府的上述擴張性財政策雖未能使日本經濟擺脫蕭條，但卻使其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危機空前惡化了。到1999年度，日本的國債發行額已猛增至38.6萬億日元，比10年前增加了4.8倍；其中赤字國債也增至25.4萬億日元，比90年代前的最高水平(1980年度，7.2萬億日元)增加了2.5倍；其國債依存率(國債發行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率)更是提高到空前的43.4%;其國債余額則增至331.7億日元，幾乎相當于1990年度的2倍。2000年度日本的財政狀況也未能有根本改善。而依據2001年度財政預算，到該財政年度結束時(2002年3月底)，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長期債務余額將達666萬億日元，比其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還要多30%！如此龐大的公共債務如果靠稅收來償還，則意味著每個日本國民要拿出524萬日元(約相當于人民幣35萬元)。

　　(四)不良債權久治不愈。巨額不良債權是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后一直附著在日本金融與經濟運行中的一大毒瘤。為根除這個毒瘤，日本有關各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似乎越處理越多，附著在日本金融與經濟運行中的這一毒瘤似乎腫脹得更大了。如依據銀行法確定為“風險管理債權”的不良債權在1996年3月為28.5萬億日元，到1998年3月又增至29.7萬億日元，迄2000年3月更增至30.3萬億日元，2000年9月則達31.8萬億日元。“風險管理債權”只是不良債權的一種類型，若加上其他類型的不良債權數字肯定要大得多，甚至有不少分析認為目前日本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多達100多萬億日元之巨。

　　(五)通貨緊縮難以治理。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運行與發展中即開始顯現出一些通貨緊縮性現象，但直到今年3月16日，日本政府才公開認為日本經濟處于通貨緊縮之中。而且，根據日本官方觀點，目前日本的通貨緊縮狀態在戰后還是第一次，在戰后歷史上也只有在1882年開始的松方財政緊時期和1927年的金融恐慌時期出現過，且在目前整個西方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當前的通貨緊縮，主要表現為物價水平的全面、持續下降。如在1991-2000年10個年份，日本的綜合批發物價指數有8個年份呈下跌態勢，1999和2000年分別比上年下跌了3.3和0.1個百分點；其綜合消費者物價指數1999年和2000年更是出現了戰后從未有過的連續兩年下降，分別比上年下跌了0.3和0.7個百分點。在2001年頭5個月，無論是批發物價還是消費者物價，全部都是負增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日本的通貨緊縮還是與巨額財政赤字和超低利率水平糾纏在一起的，治理難度極大。

　　(六)消費需求愈加低迷。導致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其GDP近6成的民間消費需求一直處于極度低迷狀態。尤其是在1998、1999和2000年度，日本的民間消費需求分別下降了1.2、1.8和1.2個百分點，今年4月甚至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2個百分點。造成目前及未來近期日本民間消費持續低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提：(1)經濟增長停滯、企業雇傭工資調整導致居民尤其是工薪勞動者收入增長緩緩甚至下降，直接降低了民間實際消費能力。如在1998、1999和2000年度，日本工薪家庭的實際收入分別減少了1.2%、3.1%和2.4%；(2)在民間實際消費能力下降的同時，失業加重、破產加劇、金融動蕩等因素還強烈影響了居民的消費心理；(3)人口高齡化加速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導致個人和家庭防老負擔空前加重，從而不得不為此而增加儲蓄，抑制消費；(4)目前日本股價地價全面下跌所產生的逆資產效應，也給日本居民的消費民產生了巨大消極影響。如日經225種平均股價目前已跌至12000-13000日元，整整比80工末最高時下跌了2／3！

　　小泉政府的經濟改革及其后果

　　(一)經濟改革的主要內容。面對空前嚴竣的經濟形勢，新上臺的小泉政府推出了力度強大、內容廣泛的經濟改革計劃。就小泉內閣剛剛于6月26日晚通過的“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看，當前政府經濟改革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1)加大不良債權處理力度，通過強化整理回收機構的職能和完善公開一監督機能等措施，在2-3年內徹底完成不良債權的處理任務。(2)加大財政改革的力度，通過調整預算支出結構、消減公共事業支出和地方轉移支付等項目將2002年度的國債發行嚴格限制在30萬億日元以下，并最終實現非國債項目的財政收支平衡。(3)加大規制改革力度，強力推進特殊法人尤其是郵政事業的民營化，削減對特殊法人企業的補助金，活躍產業和市場競爭。(5)改革社會保障制度，強化社會保險機能。(6)推行知識資產倍增計劃，以生命科學、IT、環境和納米技術等4領域為重點推動技術創新。(7)推行生活維新計劃，創造能使人人安居樂業、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8)改革中央--地方行政體制，強化地方自立，增強地方活力，充實地方財政并提高其效率等。

　　(二)經濟改革的推進難度。應該說，從競選自民黨總裁到推出“經濟、財政運營基本方針”，小泉推進經濟改革的決心是非常堅定的。他在多種場合公開強調：“沒有改革，就沒有日本經濟的新生”、“改革無禁區”、“即使承受2-3年的經濟下降，也要義無返顧地推進改革”……但事實上，小泉政府上述每項經濟改革措施的實施都面臨著極大難度。其中主要是：(1)推出改革的時機不好，在推行改革仍然與景氣回升相矛盾的條件下，一旦由此而導致的經濟蕭條過于嚴重，改革將會因失去各界的支持而難以順利推進，甚至小泉內閣本身也難逃倒臺命運。(2)各項改革計劃相互間也存在矛盾，如徹底處理不良債權需要財政資金投入，這顯然是與財政改革的要求相矛盾的。(3)有些改革措施--如郵政事業民營化和削減財政赤字--的推行將直接傷害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肯定會遭到這些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4)作為改革計劃主要承擔著的小泉內閣本身也缺乏足夠的政治凝聚力，在主要閣僚之間存在意見分歧。如在是否增稅問題上，小泉首相與鹽川財務相的看法就存有差異。

　　(三)經濟改革的可能后果。似定小泉政府的盯這改革計劃得到實施，由此而給日本經濟濟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應予以足夠重視的。

　　對中日經貿關系的消極影響

　　(一)中日經貿關系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70年代初中日恢復邦交尤其是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后，中日經貿關系很快顯現并長期保持了迅速發展的勢頭。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中日經貿關系在發展中又始終伴隨著一難以應付的問題，可謂摩擦不斷。尤其是到90年代中期以后，這些問題的存在和惡化還使中日經貿關系在總體上陷于停滯甚至后狀態。如中日雙邊貿易在1996年和1997年分別僅增長4.5%和1.2%，1998年還出現了4.8%的負增長；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項目數從1994年開始減少，合同額從1996年開始減少，使用額到1998年也開始減少；同時，在日本對華ODA方面雙方也產生了一些分歧和摩擦。到1999年尤其是2000年，中日貿易投資關系雖已得到恢復，但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特別是從今年4月日本對中國蔥、鮮菇和藺草席等三種產品實行緊急進口限制以來，中日經貿摩擦更是受到廣泛關注。

　　(二)經濟增長差異與“中國威脅論”影響，導致中日經貿摩擦加劇的背景和原因首先是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與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鮮明的對照，中日兩國經濟增長態勢的巨大差異在客觀上助長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不少人開始對通過發展中日經貿關系來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產生懷疑甚至抵觸，認為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將使其成為日本在東亞的最大競爭對手，這顯然非常不利于中日經貿關系的順利發展。

　　(三)國內需求低迷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目前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之一是需求低迷問題。在國內市場需求本已嚴重不足、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又導致出口受阻的背景下，日本產業界和政府有關部門中的貿易保護主義開始抬頭，試圖通過加筑貿易壁壘為本國企業保護國內市場。這是目前及未來一定時期中日貿易摩擦加劇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日本長期保持的對外貿易順差近年已呈縮小之勢，今年1月甚至還出現了957.4億日元的外貿逆差。中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對象國，但按日方統計，自1994起，中國即已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逆差國，2000年對華貿易逆差更達創記錄的249.3億美元(按中方統計為13.7億美元)。而且，在中國對日出口中，價格相對低廉的初級產品占很大比重，日方認為此類產品已對本國同類產品形成沖擊。這些都成為日方對中國產品進行進口限制的口實。

　　(四)對日本對華ODA政策的影響。日本對華ODA是中日經貿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90年代中期開始也遇到許問題，目前日方已經開仍將對其對華ODA政策進行調整，基本趨向是削減規模、嚴格審批和強化監督。促使日本政府對其對華ODA政策進行如此調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經濟財政形勢的變化也在其中產生了重要的消極影響。一方面，上述中日經濟增長差異導致的“中國威脅論”錯誤地認為，對華ODA是在支持中國成長為日本強大的競爭對手；與之相關的觀點認為，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不應繼續提供ODA。另一方面，由于財政狀況的不斷惡化，客觀上的確也使日本的對外ODA面臨著一定的財政壓力，目前小泉政府開始推行的財政改革還將使這種財政壓力進一步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