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楊良敏李慧蓮單羽青北京報道 “全球經濟放緩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產生1-2個百分點的影響，是一個較大影響，但也是一個適中的影響。如果針對經濟放緩實行過大的舉措和對策的話，就將會成為一個錯誤。但如果我們不對將產生的影響作出準備的話，那也將是一個錯誤。”世界銀行[微博]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尼古拉斯·斯特恩日前在中國做演講時強調，改變人們的預期至關重要。

　　尼古拉斯·斯特恩是在日前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共同舉辦的“全球經濟放緩與中國的對策國際研討會”上做午餐演講時表達上述觀點的。

　　他說，從一般的宏觀政策的角度來講，不管是從財政方面還是從貨幣方面，要作出比較大的對應政策的調整余地都是有限的，即便是有一點余地的話，時機也不是很好。

　　他說，還有一點就是，如果可以用宏觀經濟方面的一些政策作出調整的話，從財政角度，調整余地應該主要是擴大預算方面，而不是通過稅收的形式。如果對稅收進行大幅調整的話，會有一定的影響。為了能夠支持改革的進行，基礎設施方面確實面臨一定的挑戰，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所以如果從宏觀的變數的調整來考慮的話，就是在基礎設施支出方面的政策。

　　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在政策方面進行調整可以產生短期的效應，但這種政策調整更多的是以中期和結構調整為基礎，而且最好的政策往往是以微觀研究和微觀措施為基礎的。他強調，必須認識到，如果在經濟方面要產生非常迅速的結果，其渠道和手段往往就是改變人們的預期。而根據收入和產生的需求及供應方面的一些影響，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時間，但預期一旦發生變化就可以推動很快。

　　因此，從預期的角度來考慮，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要向人們說明改革的措施和改革舉措還會繼續加強，這樣，預期改變不僅可以在短期而且還在中期產生影響。“我不是說，一下子要做所有的事情，而是對今后所走的路做出強有力的承諾。這樣，有可能看到國內和國際投資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增加，而且還可以看到，隨著中國改革的推進，中國經濟的靈活性會有所提高。”

　　尼古拉斯·斯特恩說，市場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不可預見性，因此保持靈活性是很重要的。增加靈活性是我們所探討的繼續推進改革的重要一點。由此，他談到改革的主要領域。“這些領域的工作都是圍繞提高生產力水平，增加靈活性開展的。如同許多人都會持有相同的觀點，就是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了第三階段。”

　　尼古拉斯·斯特恩把1979到1983看作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主要是進行了農村領域的改革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第二階段大致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這一階段中鄉鎮企業取得了強有力的發展。目前，中國改革已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階段可以用三個主要要素來歸納：深化市場規律；與世界經濟進一步的融合；保持社會的凝聚力。

　　他認為，保持社會凝聚力是在過去20年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能夠共同采取行動、采取措施，是能夠推進改革的重要因素。“中國的決策者如此強調社會凝聚力，是非常正確的，就是為了讓大家都能跟上，能夠考慮到那些生活有可能受到影響的人的情況，就有可能讓他們也不掉隊。具體來說，當我們談到社會凝聚力和照顧那些生活可能會受到影響的人，我們想到的是重視的人而不是企業。因為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原理，就是要保護人，而不是保護企業。”

　　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中國第三階段改革面臨的挑戰是，建立起適當的機構制度框架，要使第三階段改革的三個要素能得到保證，其中有一個核心的要點是投資環境。“我們要使那些創業者、企業家、作出決定的人和農民能夠很好地作出自己的決定和很好地作出自己的投資決定，而且在將來能取得成效，而這些投資和決定不會受將來過多的不確定的因素或官僚主義的干擾。我們探討的環境是有利的環境和提供條件的環境，使得這些企業家能夠完成事業。”

　　他說，必須認識到，在下一階段，正是這種私營企業家精神是將來創造就業機會的源動力。他估計，在未來15年間中國將有2億人離開農業，而他們需要在私營企業里尋找出路。“大家都已經知道，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在世界上是無以倫比的，只要建立起良好的有利的環境，就會看到效果。”“如果拿中國的轉軌經濟和俄羅斯的比較，中國的一個成功就是重視新企業，當時在真正在經濟中帶來活力的就是這些新興的鄉鎮企業的發展，但這一階段已經結束了。”

　　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如果認真研究中國的中小企業，我們就能找出他們面臨的困難和障礙是哪些。要考慮為他們提供相當的基礎設施和有利的環境來講，水、電、電信和道路的暢通都是很重要的。考慮到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金融改革非常重要。談到如何建立起能夠提供條件和有利的投資環境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政策上如何面臨挑戰，應該更加仔細地研究對這些企業來講繼續擴展所面臨的障礙是哪些，如何更加進一步改善這種投資環境。

　　社會保障的問題，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不管是從個人還是從整個改革的角度來講都是很重要的。一個人也沒有必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一個企業，他們可以作出一些嘗試，去冒一些險，而且他們要這樣做的話必須要有一些保障，如果發生不好的情況能給他們提供一些保護。他提醒說，在考慮社會保障的時候，不應消極的看做是向貧困人口提供保護的措施。當然從積極的方面來看，考慮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是給人們更多的靈活性，鼓勵他們去冒險，這是我所說的個人的層面。在一個社會在作出決策的時候，如果能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就能盡可能的作出一些比較艱難的決策。回憶過去20年的經驗，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這正是中國近年發展的重要經驗之一。

　　最后尼古拉斯·斯特恩強調，對全球經濟放緩所采取的激烈的、短期的一些行為措施，“我對此持懷疑態度，因為有可能時間已經較晚，而且還有可能損害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良好的經濟基礎，這里頭有一個例外就是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的基礎設施；另外我極大鼓勵的就是繼續推進改革，相信中國在第三階段的改革同樣可以取得頭兩個階段一樣的成功。”而這里面一些關鍵要素是什么？尼古拉斯·斯特恩認為，“我認為面對全球經濟放緩的趨勢，一個正確的對策就是讓中國能夠變得更能吸引投資，包括國內和國外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