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中國貧富差距：告別平均主義 拉大收入差距
上期我們欄目曾就“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采訪了著名經濟觀察家仲大軍，做了《貧富差距失衡的天平》的報道。得到了廣大讀者的不同反響，這期我們就這個話題繼續采訪報道。
清華大學李強教授說：上升流動是政治穩定的“安全閥”。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推進社會中的上升流動。
在短短的20年時間里，我國已經從一個經濟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快的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今后十幾年，如果我國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發展下去的話，那將會超過我國居民對于貧富差距的承受力，將會引發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
記者：李強教授，您多年從事收入差距研究，您能不能首先非常簡要地概括一下，我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到底達到了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李強：對于經濟上的貧富差距，我確實做了比較多的量化研究。我自己設計、組織過多次調研，也收集了多方面的數據。通過多年的各種各樣的數據分析，對于我國居民收入差距的判斷還是比較有把握的。如果簡單地概括說，那就是，我國經濟差距上升的速度還是比較快的。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貧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別是90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趨勢。用國際上通用的基尼系數的測量方法，全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達到0.4577這已經超過了國際上通常認為的基尼系數在0.3—0.4之間的中等貧富差距程度。這樣，在短短的20年時間里，我國已經從一個經濟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超過了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這樣快的變化是值得憂慮的。
記者：從媒體的反映看，有的時候人們批評平均主義、大鍋飯，有的時候又認為貧富差距過大了，這兩者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呢？
李強：是的，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相當復雜，其復雜性的關鍵一點就在于，差距過大和平均主義同時存在。當前，既有因差距拉得過大，引起人們不滿的一面，也有平均主義盛行，阻礙勞動積極性的一面。兩種現象并存，這是十分奇特的。
先看第一方面。上面已經說過了，貧富差距在這樣短的時期內迅速拉開，這樣巨大的變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見的。為此，我們必須考慮到居民對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問題。雖然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國際上還不算是過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國家基尼系數高達0.5以上，有的甚至超過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對于貧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樣的。像上述的這些高基尼系數國家，由于歷史傳統、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壓力。然而就中國的狀況而言，長期以來人們已習慣于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歷史上中華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就一直很強。因此，目前的狀況對于中國人來說已是很大的壓力了。今后十幾年，如果我國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發展下去的話，那將會超過我國居民對于貧富差距的承受力，將會引發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對此應有充分的認識。
廣大民眾對于收入差距的認識不可能像學者那樣做量化的研究，他們是通過耳聞目睹的親身體驗來認識的。調查顯示，大眾對于我國差距拉大的現狀，也有深刻認同。根據1997年10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全國做的一次5萬多份有效問卷的調查，我國職工中有90.4%的人認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或很大，認為差距適中的僅占7%。如此高比例的人認為差距過大，而如此低比例的人認為差距適中，由此更可以體會到，差距過大確實是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主要方面，雖然這并不排除我國收入分配上還存在著另一方面的問題，即平均主義的問題。
我國的平均主義有較長時期的歷史傳統，至今在許多體制內的單位中依然存在。80年代末，在研究我國收入差距上的問題時，曾提出一個理論，即認為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在于，“群體外的差距過大，而群體內的差距過小”。這就是說，差距拉開主要是在不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至于在同一行業、同一單位內部，特別是在國有的企事業單位內部則還是平均主義盛行。我國國有企事業單位內部的平均主義問題，至今也還有很強的頑固勢力。我國單位內部的大體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是造成普遍的不負責任、以致進一步造成一些國企衰落的重要制度原因。
記者：按照您以上所說，中國內地是差距過大與差距過小兩種現象并存。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兩種極端相反的現象呢？
李強：我們可以從市場轉型的角度加以解釋。20年來，中國社會的最大變化就是引入了市場機制。應該說，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市場轉型的一種副產品。市場奉行的是優勝劣汰的競爭原則，競爭導致了勝者與敗者之間的分化，收入上的分化、貧富差距的擴大就是此種分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對于市場轉型導致的貧富分化的解釋，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是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理論。其實，倒“U”型曲線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對于各國市場轉型狀況的描述。庫茲涅茨發現，在市場轉型過程中，貧富差距的變化是有規律的，市場轉型的初期，貧富差距會急劇上升，而當市場轉型完成后，隨著市場體制的健全，貧富差距又會有較大的下降。當然，這種下降不是自然發生的，它是與市場相配套的體制完善的結果。比較重要的配套體制有：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對貧困者、低收入者予以救濟；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高收入者收取高額累進稅以及廉政和反貪對策等。目前，國際上市場體制完善的經濟發達國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基本上都維持在不超過0.4的水平。
那么，我國社會為什么還會存在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單位內的平均主義呢？我認為，這是由于市場發展的不充分造成的，也可以說是反映了市場轉型的階段性。我國市場經濟的擴展，是通過對于當時占主體地位的計劃經濟逐步侵蝕實現的，而市場對于計劃經濟的侵蝕經歷了幾個階段。市場體制首先侵入的是計劃經濟最薄弱的環節，農村經濟。接著市場體制進入城市，在城市的一些非核心部門中發展起來，這主要是一些個體、集體企業，中小型商業企業、服務業中。最后，市場體制開始侵入到計劃經濟的主體，國有大企業。國有大企業的市場轉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至今還沒有完成。上面所說的單位內的平均主義問題，基本上指的就是這種國有大企業以及國有的其他單位。這些單位的市場化程度較低，突出地表現在勞動力的難以流動上。由于勞動力的不流動，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市場價格。單位職工只在單位內相互比較，最終形成了均等化的工資水平。從這種角度看，目前國企的下崗，也為勞動力的流動和建立勞動力的市場機制提供了機會。可以預見，隨著勞動力自由流動機制和勞動力市場機制的建立，我國大企業的平均主義傳統將會趨于衰落。
如果深入考察，就會發現，即使在體制內的單位中，職工之間收入的分化也已初露端倪。不過，這種分化目前并不表現在職工正式的、公開的收入上，而是表現在職工的非正式的、不公開的收入方面。比如，企業管理者的收入，在正式的、公開的收入上，與普通職工的收入差別受到一定制約，而巨大的差別主要是在非正式的、不公開的收入方面。又如，一部分職工有單位外的收入，職工單位內的工資差別不大，但單位外的收入差別卻很大。再如，一些職工收入構成多元化，獲取收入的手段多元化，除了工資外還有利息收入、炒股收入、經營收入、出租房屋收入等，這樣，他們與沒有這些收入的職工拉開了差距。
記者：那么是不是說與改革以前相比，反而是改革以后差距問題更嚴峻了呢？
李強：中國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的區分。中國改革開放以前是政治分層為主的社會，那時社會上人們經濟不平等程度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較高，甚至存在較嚴重的政治歧視。改革開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經濟不平等程度卻大大上升。因此，中國改革以來，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并不簡單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過程。而是經濟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這也就是說中國的分層差別一直就比較大，無論它體現為政治的不平等還是經濟的不平等。
由此，本人曾經提出，社會不平等是一種深藏在社會結構內部的社會群體之間的關系，政治分層與經濟分層只不過是它的不同的表現形式。分層本質上是人群之間的關系和人群占有資源的關系，當資源十分有限時，人群之間的關系必然十分緊張，社會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較高，社會各群體之間的差距就比較大。這種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現為經濟方面的較大差距，也可以表現為政治方面的較大差距。從這一視角看，改革以來的社會關系并不是更緊張，而是有所寬松。改革20余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是不慢的，社會物質資源總量在迅速增長。因此，僅從有限資源會導致人群之間的緊張關系看，造成人群緊張關系的因素已有所減少。從實際生活看，社會各群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也已有所緩和。這一點特別表現在政治分層方面。因此，僅從經濟不平等的上升就論證中國社會總體不平等程度上升，這有明顯的缺陷。今日中國畢竟已消除了那種大規模、具有明顯政治歧視的政治分層現象，這對于緩和群體沖突、整和群體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評價社會不平等的狀況，還是應該承認，不平等也有下降的這個方面。
記者：您是否可以談談貧富差距與社會穩定的關系呢？
李強：我們知道，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尤其是中國社會，歷史上就有“均貧富”的傳統，所以，財富分配的不均等與社會不穩定是一對孿生姐妹。然而，上述的事實證明，在現階段，我們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消除財富分配的不均等現象的。那么，怎么樣才能實現社會穩定呢？
社會學認為，上升流動是政治穩定的“安全閥”。所以，我們應該盡可能推進社會中的上升流動。改革20年來，我國民眾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的上升，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動。所以，一方面，雖然人們的經濟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數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這就會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滿。我曾經與一位美國教授進行數據上的對比，我們在中國內地和東歐地區詢問了同樣的問題，即問與10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認為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結果，中國的數據顯示，86.1%的城鄉居民認為，生活水平上升了。然而，對于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的調研證明，平均59.0%的居民認為生活水平下降了。經濟生活水平的上升，是政治穩定的重要保障。當然，這也對我國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嚴峻的任務，即我們一定要保持住相當水平的經濟增長率。這也就是說，只要“蛋糕”做得足夠大，使得多數人都能夠從中獲得一定的利益，社會也就會相對穩定。
除了經濟水平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動也還有多種途徑。比如，因產業升級而實現的上升流動，在這方面，中國目前有很好的契機。我們知道，世界各國的產業演進的基本規律是從初級產業向高級產業演進。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第四產業演進。產業演進的結果使得職業結構變遷。農業勞動者轉變為工業勞動者，藍領勞動者轉變為白領勞動者。我國目前正處在上述產業結構和職業結構演進的關鍵時刻，城鄉居民會因為產業結構與職業結構的升級而實現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種變遷會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職業地位的上升，會增加該上升群體的社會認同感。所以，職業地位的上升流動是一種社會穩定的良藥，是社會穩定的政治“安全閥”之一。
因此，社會地位的上升可以體現為諸多方面，決不僅僅是只有經濟一個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種有利于穩定的渠道。比如，我們常常進行的評選“五好積極分子”、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以及先進黨員、團員等等。社會學研究證明，政治地位的上升會伴隨著人們對于主導意識形態的認同。
與之相對應，社會學的研究也證明，社會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該群體對社會主導制度的疏離和不滿。所以，在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上，我們應多多關注地位下降的群體。比如，下崗職工、因天災人禍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農民等等。通過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的措施，盡量緩沖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
記者：如果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是難以避免的，那么什么樣的差距是合理的呢？
李強：研究收入問題與研究社會分層的其他問題一樣，其內在的涵義是要解決公平問題，即什么樣的收入分配體制是較為公平的，也就是你所問的“什么樣的差距合理”。其實，這是一個極其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公平總是相對而言的，很難得出一個普遍的公平定義。在公平問題上歷來有兩種不同的公平觀。一種是結果的公平觀，即認為，只有在分配結果上體現出比較小的差距，才是公平的。另一種是機會的公平觀，即認為，公平是給大家提供參與競爭的公平機會，至于競爭的結果有差異，那是人們努力的結果。與這兩種公平觀相對應，在考慮收入分配時，也就有兩個方面的因素是應該加以比較的。一個方面是“先賦因素”，另一個方面是“自致因素”。所謂先賦因素，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不經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個人的年齡、性別，又如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再如在嚴格實施戶籍制度國家的戶口類別等等。所謂自致因素，指一個人通過后天努力而獲得的因素，比如“教育水平、文憑”是人們通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學習和通過考試獲得的，“文化水平”是人們通過長期的文化積累而獲得的，再比如職業是人們后天獲得的等等，這些都是自致因素。從這兩個方面看，相比較而言，在對收入的影響上，如果先賦因素更少一些，自致因素更多一些，那么，這樣的收入就是較為公平的收入。
從這兩方面出發，讓我們考察一下我國兩種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即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收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城市居民中實施的是全方位的等級工資制，即人們除了等級工資外幾乎沒有獲得其他收入的可能性。此種體制的最大優點就是講究規范、秩序。每一個勞動者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級上，整個體制井然有序。在決定人們的工資級別時，主要考慮的因素是一個人的資歷和年功。此種體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縛勞動者的活力和積極性，因為，它將每一個人定位在等級森嚴的工資級別體系上，人們很難突破級別的限制、很難超越級別，沒有其他經濟機會，提高收入的惟一辦法就是“熬年頭”。所以，在此種體制下，人們的后天努力與收入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從這些特征上看，顯然，它是以先賦因素為主的收入分配體制。
與之相反，我國自1979年改革以來逐步推廣的市場經濟體制，它首先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機會，除了工資收入，獎金已經成為十分普及的現象，此外，人們也有可能獲得經營收入、炒股收入、租金收入以及其他各種收入。隨著勞動力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實現，人們獲得收入的先天限制在逐步減少，后天努力的因素在逐步上升。從這些特征看，顯然，它是以自致因素為主的收入分配體制。所以，如果這樣比較的話，對于當前貧富差距的評價就存在一個從哪種角度來看的問題，如果是從機會公平觀的角度看，改革以后，普通人的競爭機會比以前多了，所以，體制上是更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