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勢不可擋，發達國家更是一馬當先，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出巨大的物質財富。那么，是什么力量，驅動經濟如此快速發展？為了揭開這個秘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1971年出版了《各國經濟增長》一書，他的研究別開生面，極有創造性，在國際學壇曾轟動一時。

　　按照以往流行的觀點，勞動和資本投入，左右經濟增長速度。哈羅德、多馬以及索洛等經濟學大家，就把勞動和資本看得舉足輕重，并以此作為他們建立增長模型的基礎。而庫茲涅茨通過統計分析，卻發現另有端倪。他算了兩筆賬：一筆是勞動投入；一筆是資本投入。就勞動投入而言，在一個世紀里，根據一些發達國家的數據，勞動力的確在增加，不過總人口也在增加，兩相抵消，勞動者占總人口的比例，變化甚微。而與以往相比，工人上班時間普遍縮短，從而勞動力人時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不僅未見增加，反倒呈下降趨勢。算下來，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每年增長不到1%，人時總投入量占總人口的比例，每10年還下降2—3個百分點。所以，勞動投入盡管對總產值的增長有所貢獻，但對人均產值的高增長率，卻是無助于益。至于資本投入，增加的資本比起增加的人均產值，少了35—45個百分點。如果說經濟增長是在飛奔，而資本增長則是在緩慢爬行。看來，資本投入也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在進行粗略計算后，庫茲涅茨得出結論，經濟的高增長，25%來自勞動和資本投入，75%來自生產率的提高。也就是說，在現代經濟增長中，能決定乾坤的，是生產率。那么生產率的高增長，憑借的又是什么呢？是科學技術。庫茲涅茨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了大量的工藝革新和創造發明，鳥槍換炮，勞動力和資本質量顯著提高了；同時新興部門大量涌現，并以驚人的速度擴張。這些都成了推動生產率增長的強大動力。

　　接下來，作者又對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進行分析，以便在洶涌澎湃的經濟大潮中，把握住結構變動的大趨勢。為了研究的方便，作者把生產結構區分為A、I、S 3個部門，大致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三次產業。滄海桑田。一個多世紀里，發達國家3個部門的座次，已經重新排過。A部門地位一落千丈，由過去占總產值的40%-70%，降到今天的區區幾個百分點；I部門異軍突起，占了總產值的半壁江山；S部門則穩中有升。I部門的迅速崛起，依賴的是運輸、通訊、水、煤、氣、電以及制造業的勃勃生機。S部門中，銀行、保險、房地產則成為中流砥柱。勞動力結構總體上看，與產業結構相對應，但略有差異。在A部門，盡管就業比例也在大幅下降，但通常高于產值的份額，一般為10%-20%。人多產值小，從一個側面說明，A部門的人均產值，低于S和I部門。I部門的就業，由于制造業等行業中，出現了“機器排擠工人”，所以，與產值的飚升相比，遜色不少。S部門則占盡風流，成了就業的主戰場，大部分勞動力，在這里被消化掉了。

　　生產結構之所以“劇變”，是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演變”。民以食為天。在現代經濟之前，人們基本上是刀耕火種。豐衣足食，恐怕就是蕓蕓眾生的最大愿望。所以當時大部分人，就只能是面朝黃土，背負青天。后來經濟發展了，生產率提高了，吃飽穿暖已不在話下，人們就有了“非分之想”，想穿金戴銀，想乘飛機，坐小車，想保健、娛樂和良好的教育。這時，部分人就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從事新的行業，以讓人們美夢成真。產業重心轉移了，從農業偏向了工業和服務業。需求結構的變動，成了生產結構變動的第一個原因。導致生產結構變動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外貿易。庫茲涅茨認為，經濟的高速增長，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使一國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而技術變革，帶來了費用低廉、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訊，使得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能夠在世界舞臺上一顯身手。這樣，進出口結構的變動，必定會使生產向著自己的強項傾斜。但在庫茲涅茨眼里，技術創新才是重中之重，是貫穿現代經濟增長的主線。正是有了技術創新，才有了生產率的迅速提高，經濟增長的突飛猛進，也才有了生產結構的日新月異。比如發明了蒸汽機，機械制造業、石油化工業就成了時代的寵兒。有了發電機、發報機和電話機，電力通訊就成了行業發展的領頭羊。技術創新不僅直接造就了一批新興產業，而且還附帶出了一連串的相關產業。如汽車的普及和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使近郊居住成為一種時尚，商業網點“連鎖”到了居住小區，建筑業、房地產業、服務業脫穎而出了。同時，汽車進入千家萬戶，造成空氣污染，我們生活中就又多了一個環保產業。

　　庫茲涅茨在指出結構變動趨勢的同時，反復強調了科學技術、生產率、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科學技術、生產率、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環環相扣，說起來好像挺復雜，其實相互間的關系，就是水漲船高。比如科學技術的“水”漲了，生產率就會來一次“大躍進”，產業會升級，經濟自然也會欣欣向榮。

　　有人說，經濟和政治是連體嬰兒。確實，經濟從來就不是孤立的，經濟的高增長，波及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庫茲涅茨在《各國經濟增長》一書中最后指出，現代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變化，已滲透到人們的觀念、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多子多福遭到唾棄，少生優育成為新的追求，人們更加向往自由。家庭作坊發展成為巨型公司，個人業主制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家族企業開始蛻變，用人不再任人惟親。為了協調市場，各種中介組織應運而生。為了避免經濟集團因爭權奪利而大動干戈，完整的法律體系建立起來。政府的職能，也由“守夜人”，逐步地朝著“家庭保姆”的角色轉化。（王東京 趙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