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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成為“財富全球論壇”的座上嘉賓，中國人確實為崛起的中國企業家感到驕傲。然而，假設財富論壇不是在香港，不是在上海，不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那么有多少位中國企業家會受邀請呢？恐怕沒人敢作出樂觀的回答。當然，一切還是在前進。這幾年，張瑞敏帶著他的海爾，柳傳志帶著他的聯想，走向了哈佛大學的講壇。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高了，只是要直通世界財富的中心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走出500強情結陷阱
在香港財富全球論壇，幾乎沒有哪家中國企業提出要沖刺“全球500強”了。而在前幾年，“沖刺500強”曾是企業界最熱門的話題之一。
在1999年的上海財富全球論壇上，中國企業的“500強情結”開始遭受強烈的批評。經濟學家樊剛的發言發人深省：“看500強關鍵要看人家的競爭力，而不是規模。要拼湊出一個集團、一個高的產值容易，但是有沒有競爭能力則另當別論。中國現在究竟有幾家企業進了500強，我一點兒都不關心，因為這些企業還都算不上是從無情的市場競爭里打殺出來的。”張維迎說得更絕：“以大為目標，就難免借助一些無效率、對長期經濟發展有損害的手段———最簡單的比如無效率的‘強強聯合’，比如湊資產。如果單純為了進入500強，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注冊為一個股份公司就可以，肯定是第一。”
看看目前世界500強中的中國企業名單：第58名是中國石油化工公司、第83名是國家電力公司、第208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236名是中國電信、第255名是中國銀行、第307名是中國化工、第341名是中國農業銀行、第364名是中國建設銀行、第413名是中糧集團。誰都明白是怎么回事，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都具有很強的國家壟斷色彩，它們的上榜最多只能說體現中國經濟的特色。悲觀的說法是企業所在行業的體制僵化。因此，國有企業家提起500強，心頭并不輕松。
就算是確實在市場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或股份制企業，也不再輕易放風了——這種“做秀”方式已經被視為拙劣幼稚的行為。海爾總裁張瑞敏說得很實在：“我們才剛剛起步，現在是借鑒人家的經驗，縮短差距的時候，不應過多地談論500強話題，我們與人家差的不是一個層次。”
在這次財富全球論壇上，多位中國事務專家都一致認為，中國一般行業的企業在三五年內不大可能進入500強，但如果在與其它國家的公司較量之前，中國企業如果能在世界最大的國內市場做得無懈可擊，可能是更好的策略。
如何面對全球化浪潮
與500強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柳傳志在財富論壇圓桌會議上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話：“中國的企業歡迎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因為只有進來了才能一起把“餅”做大，但中國企業也在考慮競爭的問題，如果競爭不過就多加強合作。”這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企業家的認識。
再沒有人對中國是否能加入WTO表示懷疑。一切話題都是在默認中國加入WTO之后的條件下展開的，比方圓桌會議的議題是“中國加入WTO后的科技發展”，專題研討會的議題是“中國加入WTO之后的商業環境”。
也沒有人像以前一樣驚呼“狼來了”，而更多的是實實在在考慮如何在中國市場中與外企“和平共處”、互相競爭的問題，更有魄力的企業家則也考慮中國企業如何走出世界，擴張自己的領地，變成真正的跨國公司。
中國石化老總李毅中認為，市場競爭的加劇有利于引進外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中石化早在五、六年前就在思考如何應對全球化，并已確定了基本的發展策略，包括：擴大資源、調整結構、擴展市場、對外開放。中石化不排斥作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直接投資的最佳合作伙伴，因為國際合作既有助于國外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也有利于中國石化引進和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提高市場競爭力，目前，合資經營加油站的準備工作已全面開展。
遠大空調年輕的行政總裁張躍說，對于制造業來說，壓力是很大的，因為國外制造業的水平很高。但是遠大是以獨創技術聞名的制造企業，對于“入世”很興奮。對我們來說，不是國際公司進入我們的市場，而是我們會進入國際市場。我們在1年前就進入歐洲市場，但是我們面臨40%的關稅，而且我們的原材料的90%從歐美進口，“入世”對我們是有利的。我們計劃3年內使國際市場的營業額超過國內市場的營業額。
什么阻礙了中國企業強大
在中國經濟擺脫在全球的劣勢地位之前，“什么阻礙了中國企業的強大”這一議題必定是任何關于企業和企業家的論壇擺脫不了的焦點。
對這問題的答案很多。有人說，管理的落后使得中國企業一大就“發胖，變懶，無法快速走路”；有人說，是亞洲的裙帶主義造成企業的官僚主義和效率低下；有人說，是政府的干預導致企業腐敗和高風險；有人說，是企業家素質較低，不能適應企業的不同生命周期。當然，相當多人把中國企業落后的原因歸結為新技術、資本、人才的匱缺。
在這次論壇上，答案比以前集中得多：解決產權問題是中國企業的當務之急。看來，中外經濟學家長期的探討已經開始深入人心了。
海爾一直是經濟學家分析的樣板。張維迎在不同的場合說過幾次：“我去過海爾，海爾是比較健康的，從技術到管理都沒有問題。但海爾和其它優秀的國有控股企業還有一個更大的隱患，就是產權制度問題及由此引發的接班人問題。張瑞敏憑借他的能力與魅力，憑借他與上下左右的關系，能夠有效控制海爾，指揮海爾。但是假如他離任，繼任者能不能獲得他那樣的權威？”
論壇開始的第一次討論會，中國企業的產權結構馬上就上升為頭號議題。一位美國風險投資公司領導人首先問中國聯想集團董事長柳傳志，聯想的產權結構是怎么流變的，現在實行的職工持股是否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認可。柳傳志回顧了聯想在1984年成立之初的投資狀況和后來的改制過程，明確表示：盡管經過了多年努力和諸多波折，但現在聯想有35%的股份為職工持有，這一點國家是給予承認的。不過，柳傳志承認，聯想的這種改制方式目前還只是作為一個試點，未必適用于所有公有制企業改制。四通董事長段永基說，盡管全國各地的情況還有所區別，但北京已經出臺政策，規定新注冊的公司的出資比例完全自由，以知識產權或個人資質入股所占比例，只要其他出資方同意，政府也不做任何限定，所以，段永基強調說：“北京在這方面已與國際接軌。”
在國外企業家眼中，產權問題并不只是解決所謂的“所有者缺位”或者實行“股份制”那么簡單。他們更希望中國有對產權保護的明確法規，有產權流動的自由和靈活性，更重要的是要有整個社會的誠信和透明度。（本報記者吳延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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