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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利率被看作是投資的到期收益率或社會平均收益率。但在中國，直至改革開放后很長一段時間，利率都被看作是所有國有企業經營中的成本，央行在利率政策上的權利甚至不如財政部門。即使是市場經濟的今天，銀行資金也只針對國有企業，“社會平均收益率”沒有計算上的依據。再者，以目前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利率政策根據這些企業（不含水分）的平均利潤率來確定，存貸款水平利率降為負數都完全可能（有研究顯示，1998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額超過當年洪災損失）。而根據發達國家的市場規則，確定利率的依據是基于債
券市場的供需，與國情的差距則更大，中國的國債利率是根據銀行利率確定的，并高出同期銀行存款利率，這中間并沒有一個真正的市場競價過程，而在發達的金融市場，這個過程是形成市場利率的重要參照。
過去十年的經驗表明，影響中國利率水平和政策的只是“當期”的通貨膨脹水平，或者更直接地說，是“當期”的物價水平。1994年前后的惡性通貨膨脹促使政府一再提高銀行存貸款利率，并付以存款保值貼補，國債利率也隨之提高。企業在這期間的貸款需求并沒有因為利率提高而下降，1996年始企業貸款出現下降也并不是利率政策使然，而是政府在貸款規模上的嚴厲措施。由于債券市場不發達，利率政策在現金管理上的作用也微乎其微，1990年代前半期，各級財經部門對通貨膨脹的恐懼，使得增加現金回籠被看作是行政指令。1996年開始的利率下調也是伴隨物價水平的逐漸走低進行的，企業的經營狀況并沒有發生實質的變化，只是惡性通脹時期的問題表面化了。降息除了最初幾次加劇股市的波動外，就是將背負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債務變相轉移給了居民。
之所以將通貨緊縮過程中的利率調整仍看作是迎合物價水平的做法，原因在于降息并沒有刺激企業的投資和居民的消費。1998年大水后，央行等機構幾道金牌要求各大商業銀行增加貸款。1996年取消的貸款額度管理，在當時重新抬頭，只是由此前的限制發放變成了鼓勵發放。當年在經過通貨緊縮以及流動性陷阱的討論后，央行除了繼續降息外，開始醞釀利息稅，希望在企業投資需求不振的情況下，消費市場能夠起到部分替代作用。但一年的經驗表明，利率對居民的影響同樣令人失望。
過去五年間，人民幣利率水平曾經隨著美聯儲的利率政策作出調整。這一做法的理論解釋是，如果兩國之間的利差太大，會出現套利行為，無論資金內流還是外流，對中國都沒有好處。經驗表明，即使在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存在利差的情況下，用理論上的套利行為來解釋資本外流也十分牽強。與資本外流存在正相關關系的政策措施，能夠考慮到的因素只有政府懲治腐敗和打擊走私的力度。這種情況下，資本外流只能用資本外逃來解釋了。而且，雖然國際金融理論認為因套利存在國際資金流動，但由于目前國際市場動蕩頻繁，金融技術的發展使得這種操作難度和風險越來越大，即使是發達國家的民間投資者也大多選擇本國金融市場。在中國，由于嚴格的資本管制，除了外匯儲備可能涉足國際資本市場以外，其他資金特別是民間資金不可能有這種條件，自然也不會有這種選擇。從這個角度講，將人民幣利率與美元利率進行聯系并不是很有說服力。
將利率政策的調整歸因于通脹水平，一個關鍵因素在于，貨幣政策的制訂者對國有企業的盈利狀況進行預期沒有意義，同時也無法預測，而為此進行的利率政策調整效應也不可能成為政府的意圖。現行體制下，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營業績不會出現根本的改觀，這樣，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企業對銀行資金的利率需求彈性將仍然很低，特別是如果政府仍然將股市看作是國企酬資的主要渠道的話。對銀行來說，貸款資金的利率供給彈性同樣不可能提高。只存不貸出現的虧損可能會影響業績，但因貸款增加而出現資產質量惡化所帶來的經營壓力要遠遠大于前者。況且，在國家信用支持下，不間斷的現金流量保證了銀行穩定社會的作用。當然，銀行的業務是經營資金，加上人性沖動，目前股市大莊家的背后都有銀行資金支持就十分自然。可以預期，如果體制環境短期內不發生利于生產性企業的變化，能夠保證不間斷現金流量的股市將成為包括銀行和（通過股市融到資金的）大企業的博弈場所，資金的增加會相應降低一級市場的收益率，但在風險不增加的情況下，這一收益率也完全可能超過目前的存款利率，自然比白送給虧損企業好。更何況，銀行自己可以通過坐莊的形式在二級市場獲得更大收益。
現階段，中國利率水平的高低只是政府對國有企業要求的砝碼，只是這一砝碼的分量越來越輕。如果還有別的意義的話，就是給民間資金成本設定了一個成本標準，盡管可能其作用比重并不大。國有金融機構和股市與民間經濟的分離，導致后者在整體經濟環境不利的情況下，承擔相對較高的資金壓力，從而進一步遏止了正常經濟的發展。這種體制同時進一步加劇了管理部門在利率政策制定上的難度，可供選擇的余地也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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