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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增幅逐漸呈下降趨勢。90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增幅緩慢，尤其是農民收入增長過于緩慢加上邊際消費傾向降低，投資率居高不下，成為近年來需求不足的主要成因。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基本情況
一般說來，居民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略低于GDP的增長速度是正常的，是避免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但是居民收入增長長期大幅度低于GDP增長水平，長期保持過高的投資率，則會導致供大于求、市場疲軟，同樣不利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變化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4年)，投資率逐步下落，收入增幅明顯提高。
1、年均投資率為34.80%。由1978年的38%，降到1954年的34.4%，呈逐步下落態勢。
2、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為6.6%。由1978年的-2.4%，上升到1984年的12.4%，提高14.8個百分點。
3、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高達16%，由1978年的6.7%，上升到1984年的13.6%，呈明顯提高態勢。最高年份1979年為19.2%。
4、GDP年均增長率為9.6%。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低于該階段GDP增長率3個百分點。除1979年外，有6個年份的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均低于當年GDP增長率。
5、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6.4個百分點。其中，有5個年份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均高于當年GDP增長率，有4個年份超過GDP增長率8個百分點，1979年高于GDP增長率11.6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1985—1992年)，投資率呈上升趨勢，收入增幅下降。
1、年均投資率為36.7%，高于第一階段1.9個百分點。最高年份1985年為37.8%。從投資率增幅軌跡看，由1985年的37.8%，中經1990年的34.7%，到1992年的36.2%，呈“U”型。但與第一階段總體比較，該階段投資率總體上呈上升趨勢。
2、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為4.9%，比第一階段低1.7個百分點。最低年份1958年為-2.4%。
3、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3.7%，比第一階段低12.3個百分點。最低年份1989年為-1.6%。
4、GDP年均增長率為9.6%。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4.7個百分點，其中有6個年份的增長率低于當年GDP增長率，有3個年份低于幅度超過5個百分點，1958年低于幅度達13.7個百分點。
5、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5.9個百分點。所有各年份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均低于當年GDP增長率。其中，有6個年份低于幅度超過5個百分點，1992年低于幅度達8.3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93—1999年)，投資率超高位運行，收入持續緩慢增長。
1、投資率年均為39.7%，比第一階段高4.9個百分點，并高于第二階段3個百分點。最高年份1993年為43.3%。
2、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為6.5%，略高于第二階段1.6個百分點，但低于第一階段0.1個百分點。最低年份1997年為3.4%。
3、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為5%，略高于第二階段1.3個百分點，但低于第一階段達11個百分點。最低年份 1993年為3.2%。從1997年到199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己連續三年呈下降態勢，增幅分別為4.6%、4.3%、3.8%。今年上半年，又進一步下降到1.8%。
4、GDP年均增長率為10%。城鎮居民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3.5個百分點，其中有6個年份的增長率低于當年GDP增長率，有3個年價低于幅度超過5個百分點，1996年低于幅度達5.7個百分點。
5、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低于GDP增長率5個百分點。所有各年份的增長率均低于當年GDP增長率。其中，有3個年份低于幅度超過5個百分點，1993年低于幅度達10.3個百分點。
從總體上看：城鎮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比較，第一階段低于GDP增長3個百分點，第二階段低于4.7個百分點，第三階段低于3.5個百分。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一)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基本癥結
長期以來，在GDP使用中投資率過高。投資率(即積累率)與最終消費率的關系，是直接影響國民經濟運行態勢和市場供求態勢的一對重要指標。一般來說，投資率過高，雖有利于增強經濟發展后勁，但將嚴重影響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市場需求不旺，進而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和經濟增長；反之，消費率過高，投資不足，也不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
改革開放以前，投資率過高一直是嚴重困擾經濟良性運行的一個重大經濟問題。1958—1978年的21年間，我國國民收入使用中的投資率平均為30.3%，最高達到43.8%(1959年)，而同期發達國家 (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大致在20%-25%之間。投資率過高，不僅嚴重影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大量社會產品沉淀在中間生產環節，不能進入最終消費，甚至成為無效勞動，造成巨大浪費，嚴重影響投資建設的效率和宏觀經濟效益。1958—1978年，我們累計損失的社會財富達19000多億元。通過對21年實踐的反思，普遍認為把積累率逐步調整到25%左右比較合適。
進入80年代(尤其是1984年)以后，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時期。多數人認為，即便是開展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也必須充分重視處理好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努力將積累率控制在30%以內。然而，從表中可見，1978年以來，我國的投資率始終沒有降低到30%以下，反而有逐步上升的趨向。與此相應，消費率則呈逐步下降的趨勢。
第一階段(1978—1954年的7年)，投資率大致在略高于30%基點上方的“中位”運行，年均為34.4%，雖明顯超過經濟學界認為的25%上限，但一方面各年呈逐步下落趨勢，另一方面因政府財政的“讓利”(政府消費占最終消費的比例從1980年的22.1%下落到1984年的21.7%)、農村聯產承包的成功等，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仍明顯提高。1981—1985年“六五”時期，消費總額年均增長10.7%，其中城市居民消費總額年均增長10.1%，農民消費總額年均增長11.2%，大大高于“一五”至“五五”時期，所以，社會各方面均能承受。
第二階段(1985—1992年的8年)，投資率基本在“高位”運行，年均上升至36.7%，高于前一時期1.9個百分點，而各年消費率均下落到65%以下，年均消費率降低為63.3%(其中，最低為1992年的59.9%)。此時，雖然政府財政繼續讓利、企業改革逐步深化。農業連續豐收，但終難抵消投資率提高給居民收入上升帶來的負面影響。城鄉居民消費總額年均增長率大幅下落，“七五”期間，消費總額年均增長5.7%(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費總額年均增長4.9%，農民消費總額年均增長3.4%，不僅低于1979—1990年的7.8%和7.6%的水平，而且低于1953—1990年的5.4%和4.9%的水平)。這一階段.投資率從第一階段的下降趨勢轉變為上升趨勢，而消費率則從上升趨食轉變為下降趨勢，因此，二者的比例已發生實質性變化，即過高的投資率、過低的消費率已成為影響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市場供求和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第三階段(1993—1999年的7年)，投資率在“超高位”運行，年平均投資率突破了歷史“高點”，達到39.7%，遠遠超過了“九五”計劃確定的固定資產投資率為30%的水平。而消費率則跌破歷史“低點”，下落到59%以下(其中，最低為1994年的57.3%)。過高的投資率，造成供給能力的過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出口增長受阻而凸現出來。這一時期，政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如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職工收入、提高低收入人員的補貼。降低存款利率、征收利息所得稅等等，但由于消費率過低，城鄉居民的有效需求仍難以提高，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的現象依然存在。
從圖2中可見，在1978—1984年期間，消費率逐步提高，投資率逐步回落，而1955年以后，消費率呈下降走勢，投資率呈逐年上升走勢。因此，1995年以后發生的需求不足，供給能力大大超過市場需求，從根本上說，是十幾年來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所累計引致的。
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與GDP增長不成比例。這種低收入和低購買力又反過來推動和強化了高投資、低消費的格局。受收入水平的制約，除少數年份外，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增長率都遠低于GDP增長率。在消費需求不足的情況下，為了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就不能不加大投資規模。而這又會加劇供大于求的矛盾。總之，長時間內的過高投資已成為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和需求不足的基本癥結所在。
(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具體誘因
高投資率對居民收入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在國內生產總值的使用方向上，用于最終消費的比例過低；另一方面表現在投資效益上，由于在供大于求的情況下繼續保持較高的投資強度，又可能造成重復建設和盲目低水平建設現象，投資效益下降。資本的低效率運營必然制約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
1、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趨緩與長期過高投資有內在聯系。當前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總需求不足，它是相對生產過剩來說的。生產過剩與高投資率所帶來的生產規模過度膨脹，特別是存在的盲目上項目，生產結構不合理密切相關。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必然造成工業產品結構性供過于求，這些企業的產品不適銷對路，生產經營不當，效益下降，大量虧損，勢必造成企業破產、停產、職工下崗。大量資金資源投入到低加工度、高消耗的工業領域，而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發展卻嚴重滯后，難以為分流出來的職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相當多的居民收入減少，甚至出現生活困難。據1995年職工收入函數估計，該年有過下崗失業經歷人員的平均收入比其他城鎮職工低39.9%，虧損企業職工收入比贏利企業職工低21.3%，虧損企業下崗職工收入要比盈利企業在崗職工低60%左右。1999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1190萬人，享受失業保險的有198.4萬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51萬人。這樣大的社會消費群體缺乏充足的貨幣支付能力，嚴重制約了市場消費需求。
2、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下降與長期過高投資也有必然聯系。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從1984年到1999年連續16年都低于當年GDP的增長率。造成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除農產品生產過剩，價格全面走低之外，長期過高的投資率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第一，由于長期高投資，造成工業品過剩，使一些有希望的鄉鎮企業失去發展機會，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取收入的難度增加。1995—1999年，鄉鎮企業經濟增長率連續5年下降，由33.6%下降到14%。1997年和1998年兩年有200萬家鄉鎮企業倒閉，共減少勞動力997萬人。這使農民靠鄉鎮企業發展增加收入的路子受到阻礙。第二，長期過高投資造成生產規模膨脹導致生產過剩的企業破產、職工下崗，使就業壓力增大。不少地方和企業開始辭退、限制使用民工，使農民在非農產業中的就業渠道減少。1995年，農民外出打工達8000多萬人。近年來逐漸減少，1999年估算只有約6000萬人。按平均每個農民工一年在城里凈賺2000元計算，農村就要減少400多億元的現金收入。第三，由于過去的高投資側重于工業化發展，對城市化發展重視不夠，造成了小城鎮發展緩慢，阻礙了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非農產業收入是農民家庭收入結構中一個重要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非農產業中找不到就業崗位，就難以提高農民家庭收入。
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后果
當前消費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受阻，二是城鄉消費結構轉換斷檔。城鄉消費結構都面臨著升級的任務。但是，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緩慢，使社會購買力水平難以達到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社會需求增長滯后使市場出現供過于求，消費市場總體上呈現疲軟態勢。
第一，收入增長緩慢導致低消費。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是高積累高投資和低收入、低消費政策，除改革初期少數年份外，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長速度，積累率、投資率偏高，最終消費率下降，導致社會總產品的使用結構出現失調。90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水平為78%-79%。以1995年為例，美國消費率為83.8%；加拿大為79.5%；巴西為78.9%；印度為77.3%；俄羅斯為73.2%；日本為70%；而我國的消費率則一直徘徊在60%左右，比美國低24個百分點，比印度低18個百分點。1986-1998年，GDP年均增長9.6%，而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5.7%，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實際收入年均增長4.2%，相差近一半，使我國最終消費在GDP支出中的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個百分點，這是造成當前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
第二，收入增長緩慢造成了邊際消費傾向降低。由于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據測算，我國基尼系數由1996年0.424擴大到目前的0 .456,已經超過了國際上一般的合理范圍。因而導致了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大幅度下降，由1981年0.84下降到1996年0.61，1997年0.53，1998年為0.4。還有一種看法為，1996-1998年，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已由0.770下降到0.236，下降幅度達69%多。
第三，收入增長緩慢降低了支出預期。在收入分配結構沒有進行根本改革的情況下，醫療、住房、養老保險的改革措施先行出臺，這些改革導致居民分攤的改革成本和預期支出大幅度增加。由于正常收入增長緩慢，社會預期支出增加較快，在城鄉居民貨幣支付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只得壓縮當前消費增加儲蓄，以準備應付未來預期支出。在連續多次降低存款利率的情況下，1999年全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仍比1998年增長11.6%，存款余額達59622億元。然而，由于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還不夠暢通，儲蓄不能全部轉化為投資形成社會需求，加大了有效需求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
第四，農民收入增長緩慢造成農村市場難以啟動。由于農民收入增長比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還要緩慢，農民的消費水平遠比城鎮居民要低。在全社會6萬億元居民儲蓄中，農村占40%左右，城鎮占60%左右，城鎮居民人均儲蓄是農村居民人均儲蓄的3.8倍。在1997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城市居民人均購買消費品的支出是農村居民的6.9倍。這說明農民購買力水平低于實際儲蓄的水平。另一方面，從1984年起農村居民消費占GDP使用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趨勢，由33.3%降到1998年的22.3%，而城鎮居民的消費比重呈逐漸上升趨勢，由18.0%上升至24.2%。這說明農民有效需求不足，是工業品大量過剩的最主要原因。在70%左右人日收入低速增長的情況下，有效需求很難快速增長。
綜上所述，要刺激需求增長，提高消費率，必須盡快解決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問題。為此，應盡快解決高積累、高投資與低收入、低消費的問題，結合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改革，與住房、醫療、保險等改革相配套，重新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在短時期內，可以考慮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略高于GDP增長速度，使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略高于城鎮居民的增長速度，逐漸使投資和消費保持合理比例，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是解決需求不足的治本之策。李連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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