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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調整農業和農村結構，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是“十五”計劃綱要確定的重要課題。貫徹落實“十五”計劃綱要精神，研究探討農業和農村結構調整的主要矛盾、主攻方向、措施，認識加快城鎮化、轉移農村人口的經濟社會意義等等問題，很有必要。為此，本版今日刊發李江在對農村問題的實際觀察基礎上撰寫的“減少農民、增加市民”一文。
業已制定的“十五”綱要提出，必須對我國的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但是，對我國經濟結構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在哪里，尚未獲得統一的認識。
一、需求約束幾年前已悄然在我國出現，其中，阻礙國內市場優勢發揮的主要癥結，在于占總人口70%的農民購買力很低
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正處于一個生產和供給全面過剩的時代。需求約束這個市場怪物從幾年前開始也已悄然在我國出現。這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的深層次原因，就是由過去總供給小于總需求變成了總供給大于總需求。其中阻礙國內市場優勢發揮的主要癥結，在于占總人口70%的農民的購買力從總體上來說還非常低。1998年，全國城鎮人均消費6201元，農村人均消費1893元，農村人均僅為城市人均的30.5%，8億多農村人口的消費總額只及4億多城市人口的2／3多。消費是收入的函數，農村居民的購買力水平與農民人均純收入這些年來一直在2000元左右徘徊是分不開的。農村人口購買力如此之低，是一把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雙刃劍，一方面使8億多農民的市場優勢大大打了折扣，另一方面使4億多城鎮居民的生產力得不到充分發揮，反過來又制約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與購買力的提高。因此，實事求是地分析我國目前存在的供求狀況，不能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及伴隨而來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收入太低。因此對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從全國范圍來講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不是產業結構問題，也不是產品結構問題，而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問題。我們面臨的困難，首要的是總需求不足，然后才是產品是否適銷對路。事實上，許多在城市屬淘汰的商品還有億萬農民買不起。如果我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我們的戰略選擇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二、勞動生產率低和商品率低，是我國農民收入偏低的根本原因
擁有8億多之眾的農民購買力低且收入連續多年徘徊，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首要因素。問題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說是“農產品價格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歷史上確實很嚴重，近兩年糧棉因供大于求價格回落也是事實。但必須看到，從1979年開始，國家多次大幅度提高糧棉等大宗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并逐步使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市場化，我國農產品價格已基本同國際市場接軌，許多農產品價格已高于國際市場。在此情況下，還把農民收入低的原因歸結為農產品價格低，未免荒唐了一點。
另一說是“農民負擔太重”。據筆者了解，我國絕大多數地方農民的負擔是控制在人均純收入的5%的“紅線”之內的，加上農業各稅，農村人均負擔要比城市人均稅費負擔輕得多。廣大基層干部為控制農民負擔增長做了大量的工作，相當一部分地方是以拖欠干部教師的工資為代價來實現的。可是對人均純收入才2000元左右的農民來說，這個負擔也感到重。農民收入只有這么多，而農村各項經濟社會事業發展要用錢，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農民收入低并且收入增長速度趕不上發展的需要。
那么，造成我國目前農民這種收入狀況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其實非常清楚，就是小規模家庭經營生產方式。我國農民人均耕地不到兩畝，戶均只有七八畝耕地，人口稠密的東、中部地區大約只有這個數的一半。這種小農生產方式必然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勞動生產率低。馬克思的話說到了家：“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資本論》第1卷第48頁)有限的耕地只能生產有限的農產品，一個人能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絕不會因為幾個人、十幾個人來生產，而使它的價值增值幾倍、十幾倍，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它的個別勞動時間、而是由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低效的生產率只能得到相應的低收入。二是商品率非常低。一戶幾畝地的產出除自給外，能作商品出售的份額已經很小，而8億多農民加起來的可用于出售的農產品又受到只有4億多城鎮居民市場的制約。一個城鎮居民所能消費的農產品是絕對不會使兩個多農民富裕起來的，這是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道理。可見，由小規模家庭經營生產方式帶來的勞動生產率低和商品率低，是我國農民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居民和發達國家農民的根本原因。
要解決這個問題，惟一的途徑就是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加速城市化的進程，讓留下來的農民能耕種更多的土地，讓進城的人在二、三產業中創造新的能獲得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一句話，就是要把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的矛盾，把“減少農民、增加市民”作為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主攻方向。隨著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調整，將使一系列的結構性矛盾發生變化。一是將縮小東、中、西部的地區差距，這種差距說到底還是一個城市化的差距。二是將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更為積極的變化，城市化的進程就是二、三產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三是產品結構也會進一步升級換代，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勢必會拉動產品質量檔次的提升。我記得恩格斯曾說過這樣的意思：一旦社會產生某種需要，它就會比十幾所大學更快地把科學技術推向前進。因此，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就會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使我國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面貌煥然一新。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城市化水平僅30%的大國來說，城市化將是一個強大的推動力，至少能在今后二三十年內確保我國經濟高速增長。
三、“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最重大的戰略任務
“減少農民，增加市民”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最重大的戰略任務。除了完善農村土地政策之外，還要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何處去的問題。曾經一度占主導地位的意見是“離土不離鄉”，通過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來容納日益增多的剩余勞動力。而多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這不是一條成功的路子，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因失去了基礎設施共享等城鎮集聚效應，從整體上來說是沒有競爭力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鄉鎮企業迅速發展，得益于整個國家處于“短缺經濟”時期，那時“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而這些年鄉鎮企業徘徊不前，最深層次的原因乃是我國經濟已經步入“買方市場”，供大于求已經成為一種市場常態。這種市場約束的影響必然首先波及到競爭力不強的鄉鎮企業。透過這種現象，人們不難看出，我國的工業化，包括鄉鎮工業的發展應該與城鎮化同步進行。因此我認為，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何處去的問題，主要應該研究如何放寬政策，沖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約束勞動力和其它要素流動的障礙，讓農民進城并且能站得住腳。限于篇幅，我只準備就自己所想到的最重要的幾個問題，簡要談些看法。
第一，允許農民進入各類城市，但重點是中小城市及建制鎮。過去我們限制農民進入大中城市，實際上并沒限制住，現在我國的特大城市哪一個沒有幾十萬上百萬的進城農民？像具體的哪個農民應到哪個城市去，應該讓市場機制去調節，“適者生存”，政府不要人為地去限制。但我國城市化的重點應該是中小城市及建制鎮。地級市朝五十萬到一百萬左右的人口規模發展，縣級市及縣城朝十幾、二十幾萬的人口規模發展，建制鎮朝一萬到數萬的人口規模發展，應該是我國城市化的主要方向，而農民應是這一進程的主力軍。
第二，要給進城農民以真正的“市民待遇”。大城市應放松戶籍管理，中小城市應放開戶籍管理，對有固定住所、有生活來源的進城常住人員應該允許上城市戶口。將來我們可以考慮用統一的身份證編碼制度取代目前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從身份上徹底消除城鄉差別。此外，應在就業、入學、住房上對進城農民一視同仁。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城鄉統一、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不要擔心這個制度建立不起來。這個制度的設計應以個人賬戶為主，開始可按最低保障水平來設置，發達地區可以在這個基礎上設置水平更高的二層保障、三層保障，并輔之以補充保障，使進城農民徹底解除后顧之憂。
第三，要確保城市化最起碼的用地需求。我國地少人多，實行嚴格的土地政策對于可持續發展是完全必要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對城市發展的用地統得太死，尤其是按用地指標管理辦法層層分解下來，使一些小城市、小城鎮幾乎得不到用地指標。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解放思想，要看到城市化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與其被動地適應它，不如積極地去促進它。實際上，城市規劃用地面積為一平方公里一萬人，人均占地只有100平方米，而目前農村人均僅耕地占有就有1.9畝多，折合1300平方米，城市用地的集約程度比農村高得多。只要政策措施對頭，動態地看，城市化的最終結果應該節約出更多的土地。
第四，激活要素市場，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少人擔心城市目前已存在不少的失業待業人員，鄉下人進城后只會加劇就業矛盾。靜止地看，這個說法似乎有理，但用發展的眼光看就不是這回事。進城農民不僅是一個巨大的消費群體，而且蘊藏著雄厚的人力資源，并攜帶了一定的資金。只要我們進一步放活要素市場，特別是按現代企業制度去規范發展股份制的金融機構，加大國有商業銀行對城鎮二、三產業的支持力度，讓勞動力、土地、房產、資金、科技在更廣闊的空間里自由流動、優化組合，就一定能形成更為強大的生產力，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同時，因城市人口的增加，使農產品獲得更廣闊的市場，形成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李江 作者：中共益陽市委書記)
“十五”綱要的相關論述
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有利于農民增收致富，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是優化城鄉經濟結構，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措施。
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漸成熟，要不失時機地實施城鎮化戰略。
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要面向市場，依靠科技，以農戶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企業為主體，不斷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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