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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第一個年頭剛剛開始，中國證券界展開了一場較為激烈的辯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在多次直言須規范中國股市之后，由于股指的連續下跌而引起了許多“莊家”、“股民”、甚至一些經濟學家的微詞。如果說2001年初中國股指的下跌與吳先生的“直言”有必然的聯系，未免有點太牽強，但這場爭論本身卻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這不僅是因為加入這場爭辯的有許多中國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更重要的是爭論焦點已經到了怎樣看待“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方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進一步思考。
一、中國股市的投機性與“泡沫”問題是明顯的
有人將股市比作一瓶啤酒，啤酒需要“泡沫”，但啤酒的大部分不應是“泡沫”。正是由于啤酒的“泡沫”才吸引了“喜好”啤酒的人去喝它，但喝啤酒的人從本質上喝的應是“酒”而非“泡沫”。同樣地，絕大部分“股民”投資表面上是為了從股價的漲落上贏得價差的利益，但投資本身是為了從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公司的效益與贏利方面獲得投資性回報。因此，如果股票價格能反映上市公司的基本面，那么股市的“泡沫”就不會太大，股民們是在投資而不是純粹的“投機”。
有人算過一筆賬，在2000年里，投資人上繳印花稅與券商傭金不超過900億元，而1000多家上市公司在這一年里為投資人帶來的全部利潤不足800億元。考慮到目前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的不規范性，這800億元可能還有不少水分；而且，絕大部分上市公司沒有向投資人分配現金，因此估計投資人從上市公司獲得的全部現金不會超過100億元。
上市公司成長所帶來的利益還不夠繳手續費，那么券商和“股民”們從哪賺錢，看來途徑只有一條：讓股票市場自身生錢，讓整個市場增值，在此期間，股民們你賺我的，我賺他的。這就意味著股價必須不斷“上漲”，即不斷產生“虛數”，以吸引更多的股民進入股票市場。想一想滬市指數從1999年中的1000多點幾輪飛漲到前不久的2100多點，順利實現翻番，而這期間，上市公司業績的提高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脫離公司基本面的上漲產生的是否只是“泡沫”就可想而知了。同樣地，在這種情況下，“股民”們是在投資還是在投機也是不言自明的。
二、“違規”就是對市場公正的侵蝕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完善的證券市場要求市場本身具有“公開、公平、公正”性。股市的“違規”行為不僅不利于中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違規”本身就是對中國市場經濟制度建立的侵蝕。
首先，股市中的“違規”行為造成市場價格信號失真，不僅無法達到市場引導資源最佳置配的目的，而且從經濟學的意義上講，實質上就是進行了非法的收入再分配。
其次，股市中的“違規”極易引致腐敗，從而使股市變成腐敗的溫床，破壞中國資本市場的形象。
有兩點需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其一，不少公司是為了上市而上市，做假賬，實虧虛盈，或一年盈、二年平、三年虧的現象越來越多。這類公司上市已不是為了募集資金并將其投資后獲得投資性收益，而是為了“圈錢—作賬，再圈錢—再作帳”，公司本身是否贏利已無關緊要。紅光公司靠編造虛假信息上市，上市后繼續做假賬；鄭百文為了將公司規模作大，其家電部不惜用“高價買進、低價賣出”的手段來制造“業績”，已便在股市上圈更多的錢。這類公司在自身嚴重虧損的背后則是其經理層的“暴富”，如住上私家別墅，開上私家洋車等。其二，不少券商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與“大股東”或“莊家”合謀的“違規”行為，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券商層的“暴富”也是有目共睹的。這種“違規”亦或違法行為，對市場公正的侵蝕性更強。
第三，最令人擔憂的是，在“違規”風盛行下，上市公司越是不盈利，中國的股市越需要“不斷做大”。這不僅是因為不“做大”股市，政府無法增加相應的稅收，“莊家”或“機構”或“公司”無法繼續“圈錢”，券商無法從中取得高額利潤，更為嚴重的是許許多多被套牢的“散戶”無法解套。因為“違規”操作下的股市，在上市公司本身沒有多少盈利的情況下，真正賺錢的只有“大股東”、“莊家”及“交易提供商”，而且他們賺取的也只能是普通中小股民的錢。對于廣大中小普通股民而言，只有期盼著在股指不斷地上漲中不斷地解套并有所“賺頭”。但另一方面，當上市公司的實績沒有增大時，股市的“做大”就意味著“泡沫”的吹大、股市風險的增大。中國的股市好像進行著這樣一個游戲：5000萬人圍起來“炒”一棵不大結果實的果樹，每一個人都比上家多出1元錢買這棵果樹，每轉一圈，每個人都能賺到1元錢。問題是，每轉一圈，果樹的價格就增加5000萬，其“泡沫”就增大一倍。要讓“炒作”的各方都滿意，就只能讓“炒作”的游戲須無休止地進行下去。
這種“不斷做大”股市的危害主要包括，其一，風險只能越積越大，當“炒作”的鏈條斷裂時，中國的資本市場，甚至整個經濟的運行、社會的穩定都可能受到強烈沖擊。其二，強化股民將資本市場只作為投機場所而非投資場所這一錯誤理念。其三，強化人們尤其是上市公司將資本市場看作企業融資渠道而非投資者獲取回報的場所這一更為根深蒂固的錯誤理念。
三、市場公正的意義與對市場的規范
市場公正是市場經濟得以建立的基石，破壞了市場公正所建成的市場經濟只能是畸型的。長期的市場不公更會使人們形成畸型的理念。如證券市場上諸多的“違規”行為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意即人們已視之為“常態”了，因此才有“股不在好，有莊則靈”之類的投資理念。問題是，我們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
有人說，中國20年來只解決了讓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問題，并沒有解決通過什么方法先富起來。不管是否真是如此，但至少對后者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一些“鉆空子”者通過投機與不法手段先富起來，他們的示范效應又是什么呢，有人做了如下的描述：我前村的王某如今吃香喝辣，老婆穿金戴銀，他不就是通過買賣人口發達了嗎？后院李某現在蓋房建院，聽說就是在外開飯店，糾集一些人攔路逼人吃飯，再通過訛詐掙錢嗎?他們能這樣發財，我為什么就不能做這類營生致富？很顯然，如果市場長期不公，這種畸型的價值取向就會逐漸占據主流。
當前，人們對中國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所造成的負面效應開始重視起來，但更應重視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尤其需重視在我們的法律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情況下，那些“鉆空子”者通過投機與不法手段“致富”所形成的“示范”效應，如鄭百文巨額虧損下某些經理們的別墅、洋車，中科創業在2000年底的這次大“跳水”中，朱煥良所撈取并成功輸往香港的4億港幣。聯想到不少人“這輩子擠破頭也得擠進證券業”以快速完成自身“原始資本積累”的雄心，市場的規范已不能再度漠視了。那種“先發展，后規范”的思路就像對工業發展與污染治理的“先發展，后治理”思路一樣應該進行深刻反思。
對市場的規范需要市場主體的“博弈”完成，但在我國現時情況下，證券市場的規范還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因為眾多中小股民在股市上與“莊家”、“大股東”、“券商”存在極大的信息不對稱，即各個主體“權力”(這里對權力的定義只是指資源稟賦狀況)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性。不均衡的“權力”只能導致不均衡的“博弈”結果，因此政府必須介入。
當然，這里有個前提，這就是如何保證政府本身的“公正”性。當然，“股民”應該有一種力量能夠制約政府趨于“公正”，如一定周期的選舉政府官員的制度。這又涉及到中國政治體制進一步改革的議題了。
四、規范是最有效的關愛
中國的股票市場來之不易，需要“關愛”，但規范股市本身就是對它最有效的關愛。就像得了病疾的孩子，還有什么比送他去醫生那里吃藥打針更直接、更有效的關愛呢？
擠壓股市泡沫可能會引起股市一定程度的振動，從而遭到股市上既得利益、甚至絕大多數股民的反對，但那種只贏指數不贏錢的“炒作”只會使股市的振動得到延遲而不是消除，而且越往后延遲，振動會越大，影響到的股民范圍也會越大。
通過法律手段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是建立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建立市場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引導著人們對市場、對社會的認知及價值觀的形成，左右著人們在市場上、在社會中做事的心態與行為。而倡導一個公平、公正的市場觀念，又是廣大經濟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經濟學工作者需要頌揚事物的美好，更需要探索、指出事物運行中的弊病。呼吁規范證券市場并不意味著就是要“取消”證券市場，就像呼吁打擊走私并不意味著要取消海關一樣。張維迎說得好，“我們指出這些弊病的目的，并不是否定這件事本身，而是讓它更健康地發展”。
(潘文卿：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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