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關于調整個人所得稅的議論正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社會經濟關系及其調整尺度的認知向“稅”這種市場經濟的杠桿集中，應當說是一種極大的社會進步。但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一些相關議論中對個人所得稅的認識仍頗多似是而非之處。“個稅”應怎么調，該由市場經濟下的客觀規律說了算。從客觀規律出發，筆者特對若干認識誤區作以下辨析。

　　“個稅”僅是調整公平的杠桿嗎？

　　無需爭議的是，個人所得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一種公平稅。這個稅種的主要作用是調整社會分配結構，維護社會公平。這在各國皆然，包括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但在我國，由于社會經濟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個稅”還承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殊性職能，這就是調整個人(居民)與政府之間的經濟關系。

　　在過去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熟悉的觀念是“國家養活人民”。那時對“漲工資”的通行解釋是“國家”拿出了多少錢。其實，這是一種被顛倒了的社會經濟關系。在經濟學意義上，“國家”是一個虛擬的概念。國家自身不會創造出任何社會財富，也不可能憑空有給社會成員增加收入的能力。由于在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個人收入已將必要公共開支、社保、擴大再生產等部分扣除，又由于在所有制上實行“一大二公”，國家與個人之間的真實經濟關系被掩蓋了。市場經濟應當還這種被顛倒的經濟關系以本來面目。這個“本來面目”就是“人民養活政府”。

　　“人民養活政府”，或說“納稅人養活政府”，這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是社會普遍公認的經濟準則。但在我國，調整這一經濟關系仍是當前深化改革、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之一。“個稅”就是將“人民養活政府”這樣一個基本經濟關系直接顯現出來的工具。我國的“個稅”調整必須從這樣一個重大的改革目標出發。

　　工薪層不在“個稅”應稅范圍嗎？

　　在關于“起征點”的討論中，相當多的人認為，既然“個稅”是公平稅，那么以工薪階層為主的中低收入者就不應當納入“個稅”征繳對象的范圍。這個認識并不正確。

　　“個稅”對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手段主要體現在兩個基本方面：一是規定“起征點”，或叫“免征額”，即超過一定收入水平才真正需要繳納稅款；二是實行累進稅率，即收入越高，不僅納稅的絕對額高，而且收入中應稅比重也越大。但值得指出的是，這兩點不能簡化為不對中低收入者征稅和只對高收入者征稅。有三點應當說清楚。

　　第一，“免征額”以下的收入部分不等于不在“個稅”征收范圍。在個人所得稅的本來意義上，任何個人收入都在征繳范圍內。“起征點”、“免征額”其實都只是一種容易理解的通俗說法，在真正的稅賦意義上，所謂“起征點”或“免征額”以下的收入部分并非是不征稅，而只是適用稅率是零。人們很容易理解，零稅率不等于沒有稅率。

　　第二，適用“零稅率”的收入標準只能與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費標準等保持平衡。很多人認為，“起征點”應當以社會平均工資水平為參照系，與大多數工薪者的收入取得平衡。這種認識也不正確。在市場經濟下，工資是勞動者在參與社會勞動的過程中按照“等價交換”以及“競爭”等市場原則取得的收入。但稅賦不是一種交易行為，不適用于“等價交換”及“競爭”等市場原則。因此，涉及“免除”賦稅義務也只能主要和不適用于“等價交換”、“競爭”等市場原則的收入標準掛鉤，例如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費標準，而不應和平均工資掛鉤。因為“免征”是一種政府、財政的經濟行為，帶有社會救助的含義。

　　根據國際經驗，一方面，“起征點”或“免征額”普遍要比社會救助標準高出一個相當的距離；但另一方面，收入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或偏下一些的人群仍要繳納個人所得稅。事實上，在任何國家，工薪階層都是大多數。一個顯然的道理是，如果把大多數人摒除在納稅范圍之外，“人民養活政府”的經濟關系是建立不起來的。

　　“個稅”應把“公平”一次調整到位嗎？

　　由于文化傳統、歷史、體制等多方面因素，我國社會對“公平”的尺度格外敏感，人們普遍要求有更有效地縮小收入及財富差距的調節手段。由此而生，一些人希冀借助“個稅”把社會公平一次調整到位。其實，這種想法是不符合規律的。

　　我國目前的“個稅”征收辦法是80年代初期制訂的。那時人們的收入水平普遍很低，收入差距也不大。在當時情況下，一個以800元為“免征額”的“個稅”已經能夠起到調整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了。但經過20余年的發展，不僅社會收入水平有了普遍提高，而且區域間、不同職業間、不同年齡間的收入也呈現出了明顯的差距。此外，人們的收入來源也從單一職業的勞動收入多樣化為勞動收入、兼職收入、投資收入等并存，私人財富累積也已經達到了與20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維護社會公平就需要有更多樣化的手段。

　　在市場經濟下，收入及其差距是調動積極性、提高效率的重要杠桿。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的收入、財富存在差距也是一種公平。社會不可能，也不應當通過“個稅”把收入差距一把“抹平”。同樣根據國際經驗，調整貧富不均這種事實上的不公平應當依靠一個包括所得稅、資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等在內的稅賦體系，而不是單一稅種。例如在日本，擁有“豪宅”的富人要為市場價值巨大的不動產不斷支付很高的資產稅。此外，各國對事實上的不公平的普遍做法是，在個人所得稅上對富人作出較多的退讓，而靠遺產稅以及贈與稅最后“把關”。在我國，調整“個稅”顯然也需要與正在醞釀中的遺產稅、贈與稅聯系起來考慮，而不能指望“個稅”一次調整到位。

　　“個稅”是對富人的“剝奪”性稅賦嗎？

　　由于“個稅”的“公平稅”特征，很多人在思考“個稅”的調整方向時就只循著“剝奪”富人的單一思路。其實這也是一種認識誤區。在很多時候，“個稅”的征收方法不僅不“剝奪”富人，反而會“偏袒”富人或較高收入者。

　　政府稅賦有兩個基本職能，一是政府取得收入的基本手段；二是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工具，例如最近美國政府正在試圖通過“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以抑制可能的衰退。“個稅”也同樣兼有調控經濟的重要職能。在履行調控經濟的職能時，“個稅”經常會體現為對有錢人的“關照”。

　　在一些發達國家，由于走出工業化階段后，過剩成為了供求關系中的常態，刺激消費就成了政府調控政策中的一個經常性目標。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投資不足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在個稅征繳上也可體現鼓勵私人擴張投資的政策意圖。例如政府可規定，私人企業主的個人收入如果用于固定資產再投資可減免“個稅”。顯然，這也有利于私人財富的更快累積和“富人越富”。

　　在經濟調控過程中，越有錢越減免稅，這并非是“個稅”的“異化”。在經濟學意義上，富人或較高收入者的收入也是一種資源，政策應當通過一定手段把這種資源更多、更快地動員出來。例如，當經濟運行中出現供大于求的普遍失衡時，對國民經濟發展最有意義的事就是找到一個能夠容納相對過剩產品的“蓄水池”，以實現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鼓勵富人把他們的金融資產轉換為實物資產，承擔起這樣一個“蓄水池”的職能，這于社會有益無害。何況如前所述，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格局中，“個稅”并非是調整公平的惟一“閥門”。從我國國民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看，擴張消費和鼓勵私人投資已經成為調控經濟的當務之急。我們也有必要積極借鑒其他國家靈活運用“個稅”調控經濟運行的經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陳淮[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