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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網合肥3月1日電(記者周立民 陳先發) 從1994年起，在安徽省太和縣的田頭地尾、農家小院，人們經常能看到著名農村問題專家、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的身影。他是全國最早提出從改革農村稅費制度入手減輕農民負擔、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專家，多年來他為了實施、完善稅費改革方案，耗盡了心血。？今天，稅費改革已在全國多個省的農村轟轟烈烈地鋪開。記者近日對他進行了一次專訪。

　　記者：據我們了解，早在1988年您就多次發表文章呼吁搞農村稅費改革，不少人稱您是“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最初是什么觸動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

　　何開蔭：我關注農村稅費問題是從1985年開始的。農村“大包干”后，安徽省1984年農民增產增收到達高峰，1985年后糧食生產出現4年徘徊，農民負擔加重、收入增長艱難的趨勢開始露頭，到1987年已經很明顯了。鄂、豫、皖交界處的大別山區農民負擔占純收入的22%。但其實當時的稅并不重，一畝地不到10元錢，“三提”、“五統”人均也只有30多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當時大多有600多元。沉重負擔來自哪里？來自各種收費、集資、攤派，有的有依據，更多的是各種名目的亂加碼，一些干部自己瞎想出來的。這是農民負擔的根源。通過大量調研，我開始呼吁改革農村稅費，把合理的收費用稅的形式固定下來，依法規范征收。1988年，社科院、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等幾個部門搞紀念農村改革10周年征文活動，我寫了《農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提出農村稅費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突破口，被評為優秀論文。

　　記者：您是1994年開始在太和縣搞試點的。在此之前，您為了讓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作了何種努力？

　　何開蔭：1989年新華社的內參和《半月談》內部版深入地連續報道了我的想法，引起一些中央領導和政策研究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找我去中南海作專門匯報，要求我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個縣，哪怕是一個鎮搞試點。1991年我提出實施方案，給安徽省委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發展農村經濟的根本措施--關于深化農村改革的一些設想》。安徽省當時的主要領導作了較高評價，批示同意試點。可惜時間不長，安徽省遭受嚴重洪澇災害，試點也就暫緩了。

　　1992年我到一些縣、市“游說”。穎上縣委主要領導很感興趣，但在召開縣委擴大會時有一些不同看法，沒搞成。渦陽縣委書記、縣長都表示同意，縣人大常委會沒通過，但新興鎮堅決要搞。當年新四軍就是在這個鎮誓師的。這一年，新興鎮農民每畝地只要交30元，其他什么都不用交，老百姓反映非常好。1993年，河北省一位負責人看到新華社內參后，讓秘書向我要詳細資料，后來又派4個人實地考察，隨后，河北省正定縣的三個鎮也進行了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太和縣給安徽省政府寫報告，要求在全縣試行稅費改革，省里批準了。

　　記者：太和縣是您搞的最早的一塊大面積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驗田”，那里農民反映怎樣？

　　何開蔭：農民的改革熱情讓人感動，他們稱這是“第二次大包干”！農民總結“大包干”是“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稅費改革是“統一交足國家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太和縣試點方案一定三年不變，核心內容是“稅費統籌、折實征收、財政結算、稅費分流”。農民不用管什么稅或費，1994年到1996年一畝地交100斤糧食就行了，1997因試點方案與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有所抵觸，改為人均130至140元。實施3年下來，農民非常高興。有兩個鄉鎮多收了一點，縣里免了鄉長的職，把多收的敲鑼打鼓送回去了，農民說這是土改后最熱烈的場面。

　　記者：太和縣試點成功的影響面是如何擴大的？

　　何開蔭：1998年一位中央領導到安徽農村視察后指出，要改革和規范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財政部派人來安徽找我了解情況，搜集了大量資料。1999年初，財政部、農業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起制定出《關于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這一年，安徽省濉溪、來安、望江、懷遠等四個縣按《意見》確定的方案進行了試點。在總結試點縣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有關部門對試點方案微調后，確定安徽省作為全國第一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份。

　　記者：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方案的核心內容是什么？

　　何開蔭：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方案概括起來說，就是“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和一項改革”。以前農民要按上年人均純收入的一定比例交鄉統籌費，還有一些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以及屠宰稅，改革后這三項都取消了；對于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安徽省要求用3年的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此外，稅改調整了現行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了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記者：歷史上許多大的社會變革都是邊探索邊完善的，您覺得農村稅費改革還有哪些地方要加以完善？

　　何開蔭：安徽省搞試點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這項改革就其復雜性來說，在具體操作上要遠遠超過“大包干”，不可能一蹴而就。象公平稅賦方面，有些地方存在“窮人替富人納稅現象”，計稅土地面積遠大于承包地面積，下一步需要進行政策微調，目前農業特產稅、農業稅附加以及“一事一議”的具體操作辦法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更為重要的是，要設法建立鄉鎮財政增長機制，緩解當前普遍存在的鄉鎮財政困難。

　　記者：為農民減負是農村稅費改革的首要目標，安徽省的實踐說明減負效果不錯。你如何看待這場改革后續的發展？

　　何開蔭：農民負擔問題是農村諸多矛盾當中處于關鍵地位的矛盾，是各種矛盾的集中突出表現。只有搞稅費改革才能使農民減負、改善干群關系，但光靠這并不能解決農村所有的問題。農民負擔減輕、休養生息以后，還要解決農村盤根錯節的綜合矛盾，在突破口打開以后，必須要有“大兵團”跟進，不能“單兵作戰”。現在，安徽省已經開始鄉鎮機構改革、縣鄉財政體制、農村教育體制改革等配套改革。只有這些配套措施都奏效以后，才能說農村稅費改革是真正意義上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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