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順利地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去年中央7號文件突出強調了“從輕確定農民負擔水平，并保持長期穩定”；“實行科學規范的分配制度和簡便易行的征收方式”兩大原則。

　　依據這兩大原則，文件規定了對于多數農民的農業稅的征收辦法：農戶承包的耕地畝數乘以畝均耕地常年產量乘以農業稅稅率8.4%(正稅7%，附加1.4%)，“并保持長期穩定”。這些規定體現了從輕、公平、透明、穩定、簡便易行的要求。為了使這項改革真正取得農民群眾的擁護，溫家寶副總理也三令五申“保證執行中央政策不走樣，保證改革順利進行，取得明顯成效，不走過場。”

　　征收貨幣農業稅難住稅費改革試點

　　然而，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去年的試點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有些財政部門為了解決因改革所造成的鄉村經費缺口問題，在制定農村稅費改革方案時，沒有“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仍堅持征收貨幣農業稅，并在“文件”規定之外另加了一個“計稅價格”，這個“計稅價格”既高于國家規定的保護價，也大大高于市場價。

　　河北省政策研究室的楊文良多年來一直倡導公糧制。他告訴記者：去年該省的小麥每市斤的保護價是0.57元，市場價是0.46元，計稅價是0.61元。由于多數農戶有糧但缺錢，靠賣糧繳稅，而糧站扣雜扣水分偏多，再加上壓級壓價，按保護價收購的政策落實不了，每斤小麥只能賣到0.46元左右。盡管算總賬改革后比過去的負擔減輕了，但同中央的規定相比，農民的實物負擔加重了。因此，當糧食價格上漲時，便大大加重了農民的負擔，遭到了農民強烈的反對。

　　江西省一個試點縣的一戶農民也反映：他家有耕地6.5畝，畝均常產1070斤，按中央的規定畝均應納公糧90斤計算，他們全家應納公糧585斤，計稅價格每市斤為0.512元，折款299.52元。而去年的收購價僅0.32元，他賣了936斤才完成了稅收任務，比中央的規定多繳了351斤，畝均144斤，稅率為13.46%，比國家規定的稅率高了5.06個百分點。

　　楊文良還告訴記者：河北省的柏鄉縣一農戶也反映：他家5畝耕地，近五年的平均常產1500斤，按8.4%的稅率每畝應納公糧126.4斤，全家總計應納公糧632.2斤；按計稅價格每市斤小麥0.61元，折算農業稅款385.64元，為湊夠稅款，他到糧站賣了838斤小麥，每斤才合0.46元，全家實物負擔比國家的規定多206斤，畝均公糧167.6斤，稅率為11.18%，比國家的規定稅率高了2.78個百分點。

　　由于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文件規定，因此，在所有的試點縣市都不敢原原本本地宣傳中央文件，而只向農民宣傳自行規定的“土政策”，當群眾要求了解中央的政策時，他們就只好編謊話欺騙群眾。

　　安徽省碭山縣程莊鎮鎮長傅正勇就說：“政策公開不如半公開，半公開不如不公開”。“這次改革沒文件，都是口頭傳達。”一位副鎮長說：“中央文件不管用，我說怎么收就怎么收。”

　　實行公糧制有助于完善糧食購銷政策

　　那么，有沒有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安徽省政府參事、被稱為“倡議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的何開蔭認為，實行公糧制有助于完善糧食購銷政策。

　　具體辦法很簡單，只要把農業稅征實，由收錢改為收公糧就行了。何開蔭曾經對我國的糧食播種面積和復種指數進行過測算：全國平均糧食耕地畝產為900斤，按照中央部署的稅改方案執行，農業稅率為7%，附加稅為正稅的2 0%，相當于1.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綜合稅率為8.4%，每畝地應交公糧75.6斤。全國耕地按14億畝算，可收公糧1058億斤；按15億畝地算，可收公糧1134億斤。如果按他建議的“什一稅”計算，14億畝地應收公糧1260億斤，按15億畝地算可收公糧1350億斤。即使再去掉5%的社會減免，征收的公糧都不會少于1000億斤。

　　他告訴記者，當然，有些缺糧的地方不可能花錢去買糧食來交，我們就采取糧錢并行的辦法，不交糧食的可按市價折款交錢，有了錢再到糧產區去買糧也是一樣的，更有助于糧食區糧食生產的發展。他說，實際上，國家無須每年掌握1000億斤儲備糧，只要有600億斤就夠了，因為國家用城鎮人口70%的口糧與無數個私商掌握的30%的糧食去競爭，有絕對優勢，自會立于不敗之地。而且，儲備糧在一般正常年份并不用，每年又收1000億斤公糧，政府每年掌握的實際上是2000億斤。

　　據了解，現行糧食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立足于1993年前后糧食緊張短缺的基礎上，對糧食連續五年豐收的好景預計不足，以致出現了敞開收購不起，順價銷售不了的新問題而制定的。

　　何開蔭說，很明顯，國家從50年代就實行糧食統購，取消統購后又實行國家定購1000億斤，主要是為了保證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他說，這么大個國家，政府不掌握足夠的儲備糧食是十分危險的。如果能夠保證國家每年都掌握1000億斤糧食儲備，就可以放開糧食市場與價格，讓農業生產全過程按市場規律運行。

　　財政部門為什么要強調征幣

　　那么，財政部門為什么要強調征幣呢？有關人士告訴記者，主要是基于以下幾點考慮：一是現在糧食多了，用不著征收實物農業稅了；二是征實是倒退，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需要；三是征實風險大，成本高，一旦變不了現，就會影響鄉村工作正常運轉；四是財政部門既無倉庫又無經營管理人員，征實就得建倉庫、增設備、增人員，從而增加財政負擔。

　　楊文良對記者說，單從財政部門本身業務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這種看法確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畢竟是按財政部門的思維定勢來考慮問題，不符合文件所提出的“要適應改革要求，及時調整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有關政策”的要求。

　　他認為，如果財政部門樹立了大財政觀，把農村稅費改革與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統籌考慮，上述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他說，所謂的大財政觀，就是不僅只看到財政部門自身所掌握的錢，而且還要看到，用于糧食收購的錢歸根結底也是財政的錢，不僅收購糧食的貸款利息、糧食的倉儲費用都直接出自財政，而且，一旦糧食長期積壓滯銷因損耗、變質等所發生的虧損，都要由財政兜底，盡管暫時由農業發展銀行墊付本金。還有，為了把糧食壟斷起來，不僅有一支龐大的專門糧食收儲及管理隊伍，而且還設立了專門金融機構—一農業發展銀行；為了防止糧食部門擠占挪用糧食收購資金、騙取超儲補貼，每年國家還要出動大批人員對糧食部門進行審計、清倉；同時，還讓大量的工商管理人員查禁私商糧販；各級財政部門還設有專門與糧食企業對口的機構。這些人員一年的工資、福利、車輛、住房、辦公等費用也需要很多錢。所有這些統算起來，不知一斤糧食的成本要多少錢，也不知國家花了多么大的代價。

　　何開蔭說，當然，隨著農業稅制實行公糧制的改革，現有糧食部門也應作大的調整：一是政企分開：可考慮取消糧食廳局的行政編制，糧食企業全都自負盈虧，另外設立糧食儲備局，作為行政事業單位，歸財政領導。因為糧就是稅，就是錢。至于糧食儲備部門按什么價向財政交錢，完全是內部結算，由國家定價，資金完全實行封閉運行。農業稅征實，農民交公糧是無償的，糧轉錢是內部結算，一張支票就可，真正實現封閉運行。減少了市場貨幣流通量，有利于控制通貨膨脹；用儲備糧調控市場，也易于實現順價銷售；二是“四線運行”；以經營保市場，以儲備保經營，以飼料保儲備，以發展畜牧業保飼料，可以讓國有糧食部門在市場競爭中永立于不敗之地。他告訴我們，安徽渦陽縣從994年進行農業稅費制度改革試點曾采用這個辦法，事實證明是可行的。(記者 杜登彬 劉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