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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1年02月24日 16:57 羊城晚報
企業家往往不服經濟學家的評點,因為學者的理論往往流于空泛、復雜和晦澀,甚至大而不當。但本月23日,青年經濟學家張維迎在中山大學的嶺南財經論壇發表題為《中國企業家的困惑》的演說,卻深深折服了上百名來自各地的企業老板和老總。一些老板尊稱眼前這位比自己還年輕的教授為“張老師”。顯然,張維迎搔到他們的癢處,擊中他們的要害,闡明他們的困惑。在學術價值上,張維迎無愧于一名真正的學者,因為好的理論總是經得住現實的考驗和反駁的;在社會責任上,張維迎無愧于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好的貢獻更多的是對現實的剖析。 張維迎的基本觀點明確簡單:企業家是市場買賣出來的,而不是政府委派出來的。早在1986年,年僅27歲的張維迎在國內最權威的經濟學刊物《經濟研究》發表論文《企業家與所有制》,提出與當時中國經濟學界主流觀點相左的理論:企業家是一種特定的財產關系的產物,沒有這樣的財產關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業家;因此,造就企業家的關鍵是改革所有制。后來,張維迎遠赴英倫,在牛津大學學習研究現代企業理論,學成歸國,帶回一本令中國學術界為之一震的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在純學術的邏輯上支持、深化了他早年提出的觀點。后來,在一系列的應用或通俗文章里,張維迎一再強調他的觀點:國有企業的經理是由政府官員而非資產所有者選擇的,政府官員有權選擇經理卻不須為此承擔責任,因此他們沒有適當的動力去發現和任命有能力的人當經理;而良好的業績并不能保證在位經理能一直干下去,從而經理不可能有長期的激勵。簡而言之是,產權沒有得到清清楚楚保護的資本家,就沒有企業家,也沒有經理人。 顯然,至今為止,中國還沒有一種機制能夠保證只有真正具有企業家才能(善于創新、勇于冒險、精于捕捉市場機會)的人才會被選為經理。因此,中國的企業家仍然有著面對政府的困惑,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諸多困惑。 企業家“傍”政府 一問:中國的企業家為什么要“傍”政府? 張維迎:與西方相比,中國這個市場最大的特色是:政府是市場的主導力量,控制著企業家的生存環境和企業家需要利用的市場資源。 中國任何一個企業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個部門的批準;另外,政府也是我們最大的供應商,你要上市,獲得銀行的貸款,都需要政府的批準,政府的支持,否則不可能;政府也是企業最大的客戶,政府還有好多的采購行動,我強調一點,政府不僅是采購,還通過地方保護,限制一個產品的市場進入,好比你是廣州的產品,要去湖南、河北,沒有政府的支持,你可能根本進不去。 另一個呢,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未來,政府的政策左右著我們的經濟形勢,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策風險,而不是市場風險,所以預測政府的變化比預測市場的變化更為重要,但預測政府政策比預測市場更難。這就是好多中國的企業家特別熱中于出席參加政府的經濟研討會。 二問:怎么“傍”? 張維迎:辦企業,首先要“搞掂”政府,要在政府內部建立自己的關系網,學習胡雪巖如何“搞掂”政府官員?!還有是“戴紅帽子”,為了得到政府支持,即使是一個私人企業,也想辦法搞成一個集體企業,鄉鎮企業;還有辦法呢,我們的企業家能夠直接進入政府的決策部門,如當政協委員,全國勞模等,有了這樣的位置,就有可能見到政府的領導人,就可以提出一些政策方面的要求,也可享受一些優惠的待遇。我到地方調查的時候,搜集了好多企業家給的名片,我看了一下,很少能在名片上找不到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或全國勞模的;最后的一個辦法是去賄賂政府官員,我們感到無奈。 我們企業家用大量時間、精力、資源花在處理與政府的關系問題上,我問過一些企業家,你有多少時間在與政府打交道,他說有50-60%都用在這個上面。民營企業花在與政府處理關系上的時間比公有企業還要多。 三問:企業家“傍”政府,“傍”出一個啥? 張維迎:但是政府官員的偏好與我們企業家的偏好不一樣。政府官員有政府的功能,而企業家要經營好企業,創造利潤創造財富,那么這樣就變成由政府官員的偏好來主導企業家的偏好,好比說,我前面兩個困惑都與此有關。 為什么企業需要快速的,高速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政府需要保持增長速度,對每一個地方政府來講,增長速度是他的正題。 另外企業也需搞大,為什么?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領導支持,才能搞到錢;政府呢,最在乎是否安定團結,而企業很大,一且跨的時候,就會有安定團結的問題,這時政府一定會來想辦法幫助你。 另外,我們的企業也不斷投資新項目,因為政府需要這些,只有新的項目,才能代表他的政績,他總不能老看舊項目,他一定要看一個新項目,所以政府一定會喜歡搞新項目。 我在這兒引了湖北幸福集團周作亮的一些話,我知道,幸福實業有限公司,兩年前就已經垮了。周作亮的話道出了我們好多企業家的心理狀態,他說:“我們是國家樹起來的企業家,有責任帶這個頭,幸福怎么辦,我們的目標就是快速壯大。如果領導到這里,你不發展行嗎?我們下了很大的決心,向省里請示搞幸福鋁業,(他最后搞的一個廠,被這個企業拖跨了)我在全國十佳鄉鎮企業中排第五,如果我們再不上,而別人上去了,別人就會甩掉我們,別人上去了,我們對得起領導嗎?反過來,上級領導也不會再樹我們這個典型了,如果我們不搞三大項目,省里的領導哪個會來開現場辦公會?哪一個部門會來支持我們?領導需要好企業家,企業家需要好領導,這是辯證的,不是孤立的。” 周作亮的話,我想代表了中國情況下企業家的典型心態。 企業家與他的經理人 “一個保姆的道德是由家庭主婦培養出來的” 一問:我們總是喜歡把這個企業做大,但要把企業做大,靠一個人又不行,所以我們一定要雇傭更多的經理,雇傭更多的員工,那么你要你的員工,特別高層經理,按照你的意思,實現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使他們有機會接觸到你的核心資源,可當這些員工須經人獲得了這些資源、渠道之后,他也可能想,我為什么要跟你干,為什么要不利用這些技術,自己干? 張維迎:這可能是我們好多民營企業面臨的非常殘酷的問題,我們企業大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好多“叛軍”出來了,而且叛軍通常不是一個人,一個副總離開的時候,可能老總就很難留住副總部門經理下面的人。當然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存在的問題,在西方也存在著, 那么在中國提這個問題有非常特殊的意義,西方有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來保護企業家的產權,而中國的法律制度非常落后。 最重要的一點是法律保護,一個人離開你,產權保護越少,他離開你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個國家的產權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一個國家的企業就不可能做得大, 二問:既然我們不能阻止“叛軍”離開我們,那我們該怎么辦呢? 張維迎:我們就賄賂他,使他不離開我們,這也就是就科技、智能型企業里面的股權。這里,我要強調產權的保護越困難,產權的分享越重要。 我在農村的時候,我們家有一棵蘋果樹,蘋果樹離我們家比較遠,離另一戶人家比較近,我很難保護這株蘋果樹,所以我們家每年搞的蘋果就會送給這家人兩筐,這樣他就不偷蘋果了。我們的企業也是這樣,當資源沒有得到有效保護的時候,一定要送他的兩筐蘋果。 我們原來一些企業家不愿意分享產權,最后連蘋果樹都砍走了。 另外,在企業里要培養許多核心的員工來保駕護航。也許你的副總,也許你的部門經理背叛你,但他下邊的人不跟他走。 三問:有了產權,萬事大吉? 張維迎:沒有職業經理,就沒有大企業,但難點是職業經理的職業道德問題。在中國,可信賴的經理比能干的經理更稀少,我有次去一個企業,在郊區,養了好幾條狗,我問“你怎么養這么多狗?”他說:“我養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比較忠誠,它也不會偷你的財產,所以養狗比雇幾個人更重要。” 當然這個個笑話,但也說明一點,一個職業經理對企業的忠誠多么重要。 四問:為什么我們中國這么缺乏職業道德? 張維迎:并非因為中國人的品性差或我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而是一個制度問題。職業經理要有職業道德,首先要對職業道德有市場需求,在中國長期的計劃經濟、國有企業的管治下,我們職業經理的職業道德是不值錢的。 職業經理的道德是由企業家培養出來的,就像一個保姆的道德是由家庭主婦培養出來的一樣,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產權制度,那么我們職業道德的建設就會非常慢。 五問:在現實中有老板的困惑,也有職業經理的困惑,你是不是過分的強調了職業經理要有職業道德,卻忽視了“黑心老板”的控訴?要不要提老板的職業道德? 張維迎:這個我同意,既然職業經理人要有職業道德,那么老板也要有職業道德。 張維迎教授簡歷 1959年生于陜西省吳堡縣,1982年獲西北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1984年獲碩士學位,同年進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從事改革理論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學讀書,1992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博士學位,1994年8月回國到北京大學工作,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內最早提出并系統論證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的學者。他的企業理論及有關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界有廣泛影響,被公認為中國經濟學界企業理論的權威。主要著作有《企業的企業家一契約理論》、《博士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和《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另有數十篇中英文論文發表。主要開課課程:《高級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企業理論》、《博弈論》、《信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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