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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2月19日下午，原渦陽縣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杰和鎮長李培杰都已記不清八年前的許多事了，記不清改革試點被披露出去后著名農村問題專家何開蔭前來調查時是什么樣的情形，只記得那時雖說已經有了新華社半月談內部版和安徽日報等媒體的報道，但1993年下半年在渦陽縣，新興鎮的農村稅費改革仍然不能端上臺面——在一些人眼里，它是“私生子”——是“非法”的產物，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1994年上半年。

　　從2001年2月16日到2月20日，記者在合肥和渦陽，專訪了多年研究和鼓動農村繼大包干后第二次全面改革的現任安徽省政府參事何開蔭，走訪了當年策劃改革的新興鎮鎮長李培杰、黨委書記劉興杰和見證人——當年的渦陽縣信息調研科科長王偉等人，這才發現，原來這第二輪的農村大變革有著如此耐人尋味的歷史。

　　醞釀

　　對于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何開蔭來說，1993年是令他激動的一年，雖說1991年他就在原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囑意下擬定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方案，但苦于無人敢于付諸實施(1991年，安徽省一位主管工業的副省長找到他，承諾在自己定點扶貧的臨泉縣開展試點，但當年該縣因遭遇水災，此事不了了之)。

　　進入1993年，他的苦悶依然，但他并不知道，基層農村里也正在醞釀著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就在這一年，他的設想被并不知情的渦陽縣新興鎮人部分地實施著，直到下半年，何開蔭才因得知有這樣一個鎮而開顏。

　　1992年，用原渦陽縣新興鎮鎮長李培杰的話來說，農村“矛盾不小”，這位如今已退居二線的縣民政局黨組書記說，與當年剛過而立之年的黨委書記劉興杰正在為此而頭痛。2001年2月，劉興杰回憶說：“盡管國務院幾番下令農民負擔不能超過上年收入的5%，但事實上這個本用來限制亂收費的標準卻成了加碼收費的基礎，因為地方虛報浮夸風盛行，農民人均收入原本只有1000元的，一般會報1500——2000元，而實質上便按照這些虛報數字的5%來收費，極不合理。如何設定一個合理的辦法，既能將收費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標準以內、減輕農民負擔、使收費收得讓農民明明白白，又能讓鄉村干部從一年忙到頭也完不成的收費任務中解放出來，鎮黨政班子一直在尋求一個解決的辦法。”

　　李培杰為當年的糧價算了一筆賬：“那時糧食定購價與市場價差別太大，比如黃豆，當時國家收購價是0.38—0.40元每斤，而市場價是0.90—1.00元每斤，農民對此極為不滿。”

　　當年9月，當自感將難以完成收費與收購任務的李培杰和劉興杰看到農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時，頓時豁然開朗，這篇題為《為農民松綁 把糧食推向市場》的文章，使“二杰”產生了“稅費一把抓、用錢再分家”的念頭——

　　李培杰：“咱可以試試這個辦法，1992年，新興鎮每月工資支出7萬元左右，全年約80萬元，辦公經費全年20萬元，農業稅定在50萬元左右，建設費40萬元，農田水利、植樹造林20萬元，‘五保四扶’約需20萬元等等，全年全鎮總需260萬元左右資金，而全鎮耕地面積8.7萬畝，細算賬每畝一次上交30元便能基本滿足財政需求。有了‘一次交清30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費’的想法，再發動干部下鄉向數百家農民征求意見，農民全都表示愿意，于是鎮委鎮政府開會形成了進行探索的決議。”

　　對于長期被農村收費這些難事困擾的劉興杰來說，當年形成這個決議，如同清涼劑一般使人清爽，他感到自己從此可以不再那樣焦頭爛額了：“我就是農民的兒子，在新興鎮土生土長，自己的家就在農村，對許多事都親眼目睹，過去最害怕的就是在家鄉的農村工作，如果干不出一點實事，只知道收錢，農民會罵，家鄉人會有想法。那時農民的生活又那么苦，渦陽縣農村的干群關系已經很緊張，常常發生集體上訪的事情。有了改革的想法后，與鎮長、副鎮長小范圍商量后，感覺不是壞事，很快兩套班子便形成了決議。”

　　布告

　　1992年10月，新興鎮書記劉興杰與鎮長李培杰連續四次來到渦陽縣城尋求領導的支持，縣委書記、縣長很快表示可以試點，并且決定于次年1月3日在新興鎮召開聯席會議。得到縣主要領導的支持，“二杰”有了底氣，但心里仍然不安——稅費合并征收明顯違背當時的政策法規。

　　2001年2月，劉興杰回憶說：“當時還是有點怕，但怕也得搞，為了減少風險，我們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劉所說的好辦法就是提請新興鎮人大審議通過改革方案。現任新興鎮黨政辦主任的趙成云回憶說，“1992年11月23日，全鎮110名人大代表中到會的109人全都投了贊成票，罕見啊，從來沒有如此齊心過。”

　　于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件以政府布告的形式宣告改革開始的事件隨即發生了——1992年12月20日，渦陽縣新興鎮人民政府張貼鎮長李培杰署名的政府布告，宣稱“決定在1993年試行土地承包稅(費)制度”。

　　布告說：

　　1.實行稅費提留金額承包，農民只承擔按照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不在(原文如此，應為“再”，記者注)承擔任何費用，不準任何單位和個人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2.全鎮8.9萬畝土地，每畝承包費全年上交30元(午秋各半)，實行稅費提留一次到位，農民按照國家規定交售的糧食，誰出售，誰得款。

　　3.鎮財政所直接與農民簽訂協議書，在收款期間，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負責落實，同時要求全鎮各級干部、國家職工、教師、黨團員帶頭交款。

　　4.交款時間，午季在公歷六月十日至六月三十日，秋季在公歷十月十日至三十日。

　　5.對不履行公民義務，有意拖延、刁難，不按時交款者，視其情節按有關法規政策處理。

　　6.對承包土地、國家、集體征用或個人轉讓、出租問題，屬國家集體征用的，由鎮政府按照政策解決，屬個人轉讓或出租的，由原承包戶或接受戶承擔稅費款，由行政村自然村落實。

　　7.對大的自然災害，造成全鎮大面積無收的，由上級政府決定減免，對烈軍屬、社會困難戶，承包稅費也要如數上交，對其困難程度，鎮政府按照有關優惠政策，從其他方面另行酌情解決。

　　8.銀行、信用部門應向農民提供必不可少的信貸資金，使農民在市場競爭中得到必要的金融扶持。

　　9.科技部門應盡快開發技術市場，向農民提供有償技術服務，定期舉行培訓班。

　　10.各部門要向農民提供市場信息，引導農民利用信息來調節自己的生產經營，掌握市場命脈。

　　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布告，雖說是以基層政府的名義張貼的，卻更宣告了農民要求擺脫負擔走向市場的決心，其中的許多內容，對于今天中西部的許多鄉村來說都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義。2001年2月劉興杰回憶時說：“用鄉鎮政府布告來宣稱進行改革，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非法”

　　然而在1993年初，幾位探路者意外地受到了當頭棒喝。

　　這年1月3日，渦陽縣縣委、縣政府、縣人大、縣政協領導班子和全縣鄉鎮黨委政府負責人在新興鎮如期召開了聯席會議。依照劉興杰、李培杰和副鎮長龔寶杰的預料，和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的事先計劃，這次會議是要將新興鎮的改革作為典型示范來推廣的，然而事情出現了轉折。

　　劉興杰作為鎮黨委書記向會議匯報了新興鎮方案的操作辦法，引起其他鄉鎮的高度關注，但正在興奮之中，縣人大、政協冷靜地提出了異議，指出這一方案雖說合理，卻不合法。站在人大的角度來看問題，劉興杰回憶說，那既自然又應當，方案確實與當時的政策法規不一致。然而對于熱情高漲的劉興杰、李培杰等人來說，這無異于一記當頭棒喝。大張旗鼓地執行非法的決策，對于基層官員來說意味著什么？！

　　八年后劉興杰說：“作為監督者的縣人大主任發言指出它非法，人們的思考方向立即受到影響，講話也都模棱兩可起來。最后會議總結時的情景，現在的印象還特別深，盡管縣委書記內心傾向于支持我們的改革，說出話來卻不再那樣鮮明，表示如果實在不行再回頭也來得及。總之，從此之后感覺便不一樣了，一些領導的支持也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了。”

　　但會后，新興鎮黨政班子內部磋商，決定硬著頭皮繼續干下去。“大不了掉頂烏紗帽”，劉興杰、李培杰都這樣對記者回憶說，“但繼續干下去，對于農村來說，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也是在這次會后，李培杰回憶說，曾經準備與新興鎮一同進行改革的馬店鎮黨委書記決定縮手，同樣由基層人大會通過改革方案的丹城鄉卻決定與新興鎮一起堅持下去。

　　變局

　　“之所以敢于繼續干下去，與當時的政治大氣候有關，”劉興杰對記者說，“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使干部的心里比較踏實，不會考慮諸如以后會不會卷進政治漩渦、會不會被當作另類對象來對待等等問題，至多不過是撤職或調離，事兒還是要大膽地搞。”

　　1993年，新興鎮頂著壓力與農民簽訂了協議書，頒布實行1992年年底形成的《新興鎮土地承包稅(費)收繳結算辦法》、《新興鎮關于實施土地稅(費)制度試行細則》，但從3月開始，局面開始發生大變。

　　縣人大法工委與縣財政局派人下到新興鎮檢查，制止實施新的土地稅費制度。而3月3日，年輕的劉興杰離開新興鎮調任副縣級單位、縣城關鎮鎮長，李培杰繼任書記，向縣委縣政府領導匯報時仍然堅持繼續搞改革，此時鑒于形勢的發展，據李培杰回憶說，縣委書記已經不再表態。但是李培杰一次在與一位領導共餐時套到了一句醉意朦朧的話——“一旦撤了你，還是可以提起來的”，這時他心里又有了底。

　　對李培杰來說形勢最為嚴峻的是在1993年4月。4月27日，渦陽縣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施行稅費改革決議，捧著那份名為《關于撤銷新興鎮，丹城鄉人民代表大會所作的,〈土地承包稅費決議〉的決定》，丹城鄉退縮了，新興鎮成了徹頭徹尾的“孤家寡人”，再對著干下去，就是直接違法，李培杰作為黨委書記將直接負起最大的責任。

　　當月，李培杰登門拜訪當時的縣人大主任，希望能從其嘴里套得一絲松動的口風，但是回答是：“非法，你不要搞。”

　　改革

　　2001年2月20日，安徽省渦陽縣樂行賓館，坐在會議室里回顧當年改革情形的現任縣財政局副局長、縣農村稅費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汪睿說：“當年馬店鎮黨委書記頭腦靈活，一看風向不對，立即退縮了；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一下來，老實聽話的丹城鄉退縮了，留下新興鎮人，既不靈活又不怕事，居然干起來了。”

　　李培杰回憶說，當時縣人大主任一方面是認識到這一方案與現行政策法規不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擔心新興鎮的改革起不到減輕農民負擔的效果，會給農村帶來不利影響。客觀地說，人大方面的出發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和新興鎮那么多農民都認準了的事情，不能就此罷手。

　　于是李培杰做了一件有違黨性的事——“瞞天過海”。1993年無論大會小會，李培杰都聲稱改革沒有搞下去，實行的是原來的一套；暗地里卻“我行我素”，繼續執行與農民簽訂的協議。由于協議規定，農民交足30元每畝之后，不再承擔除政策規定的義務工以外的其他義務。這年的夏糧收購，李培杰說，事實上是政府想辦法另行解決的，因為具體實施協議改革方案時，農民既可交錢也可以糧代錢，當年的午季任務完成得十分順利。在縣政府召開的午季任務完成情況匯報會上，李培杰撒了一個彌天大謊——“遵照縣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新興鎮沒有執行鎮人大通過的改革決議，一切照舊征收。”

　　2001年2月19日上午，新興鎮張淺村的農民張興敏、張金然和張六寶一邊享受著小陽春里的暖日，一邊對記者說：“當時我們是很歡迎了，一畝地30元錢，雖說比起今年來說(減負力度)沒有那么大，但是合同上寫了，不準亂收費。當然，比起1993年，去年的改革(2000年安徽全省按照中央文件的方案進行全省改革試點)我們更加歡迎了，減的更多了。

　　這一年的改革過去，財政狀況正好如劉興杰、李培杰等人預料的，運轉良好，對于農民來說，亂收費沒有了。但是這年的秋糧收購任務新興鎮沒有完成，李培杰解釋說，秋季收的黃豆，政府定購價只相當于市場價的1/2到1/3，根據改革方案，農民依照國家規定交售糧食，誰交售誰得款，農民不愿將黃豆交售給國家，最后全鎮尚欠1/10的任務沒有完成。

　　雖說改革在內部進展順利，但1993年底仍然是難熬的。年中，縣信息科科長王偉將新興鎮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信息向省里報了上去，新華社安徽分社的一位記者很快將其寫成內參，并在半月談內部版上發表了寥寥數十字的消息，安徽日報也進行了小篇幅報道，盡管在王偉的陪同下，李培杰直接向阜陽地區的主要領導做了匯報并得到了口頭的支持，但很快，渦陽縣的一些老領導找到了王偉——“你怎么能把這樣的信息報上去呢？”年底，當時任安徽省辦公廳調研室研究員的何開蔭來到渦陽，希望縣里派人到新興鎮作調查時，縣農業口的一些同志全都托病不出，最后還是由王偉一直陪同。而此時，新興鎮的改革仍然不能端上臺面——在一些人眼里，它是“私生子”——是“非法”的產物，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1994年上半年。

　　與此同時，來自河北、江蘇、四川等地的調查組多起來，有的干脆就是一個鎮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直接來學習經驗，而同屬阜陽地區的太和縣縣委縣政府領導率領鄉鎮負責人也來到新興鎮，并且參考了著名農村問題專家何開蔭的意見，在取得安徽省有關方面支持后于1994年開始全縣全面推開，很快形成了后來著名的“太和模式”。

　　1994年，太和縣開始進行全縣試點，渦陽縣有關方面意識到自己已經落后了，但是取得省政府的支持也開展全縣試點卻已經有些為難，據現任渦陽縣農經局局長、當年任信息科科長的王偉回憶說，最后還是由省農村工作小組批準，渦陽縣才開始全縣試點，也就在1994年上半年，渦陽縣有關方面召開會議，新興鎮的改革才得到了明確的正式的肯定，肯定改革解決了那一階段農民負擔和基層工作中的許多問題。

　　現狀

　　2001年2月19日上午，新興鎮現任黨委書記陳青云和鎮長張群接待了記者。據介紹，2000年新興鎮按照中央文件精神，進行了又一輪的稅費改革。目前難點是，新興鎮全鎮教育人員共約420人，鎮委鎮政府及其他事業單位人員共120多人(1999年已經裁減非財政開支人員100余人)，全年全鎮僅工資支出便需要436萬元左右，其中僅教師工資一項便需300多萬元。全鎮農業稅及其附加總額僅360萬元左右，2000年實際上只能收上280萬元，這樣，僅工資一塊便出現150多萬元的赤字。

　　何以改革多年，一實行中央方案便會遇到財政困難呢？張群分析說：一方面這恰恰說明中央方案的減負力度更大，確實見到了實效，農民負擔更加減輕了；另一方面，還需要一些配套措施，鄉鎮機構改革方案正在制定，正有待實施，農村教育體制改革急需提上日程。

　　原新興鎮黨委書記劉興杰、鎮長李培杰則分析說，1993年，新興鎮只有公辦教師100余人，鎮委鎮政府和七站八所總共只有70余人，每人每月工資也只有二三百元，全年工資支出只需80萬元左右，財政包袱輕，鄉鎮村級組織從未借過債，實行改革后，財政上沒有形成壓力，農民多年反感的亂收費現象清除了。而1995年以后，人員只進不出，機構日益臃腫，工資上漲幅度大，占教師多數的即將退休的老教師每人工資便在900元左右，政府工作人員工資也幾番上升，財政壓力過大。而當年的農產品價格一般是現在的兩到三倍，加上通貨膨脹的因素，農產品價格與工業產品的剪刀差日益加大，使得農業生產總值下降。

　　縣財政局副局長汪睿則告訴記者，自1995年以來，全縣鄉鎮欠債總額已達2億元，財政壓力過大。而渦陽縣是一個農業縣，全縣134萬人，其中農業人口為120.4萬人，全縣財政中，農業占大頭。1994年以后農村改革的成果，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出現了反彈，主要是由于缺少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尤其是鄉鎮機構改革、鄉村教育體制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與科技體制改革等配套開展的改革措施。

　　現任新興鎮長張群對記者歷數了現行改革中尚存在的種種問題和解決辦法。他說，1993年便開始改革，為何新興鎮還沒有一躍而成經濟強鎮呢，這一方面是由于過去的稅費改革單兵作戰，不能帶來根本性變化，另一方面，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下動上不動，工作也被動”，真正解放農村，使農民全面走向市場，需要的是立體的全方位的變革。(本報記者劉建鋒杜登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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