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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山論劍”

　　2月15日，當“巨人”還錢行動告一段落時，處于媒體聚光燈照射下的史玉柱來到了北京。記者們事先被告知，會有一個新聞發布會，但是，史玉柱臨時改變了主意。他把自己重新站起來的這一天留給了泰山產業研究院。

　　按史自己的話說，在他低谷的時候，“泰山”始終給了他很大的精神幫助。而今，史玉柱需要將這幾年的情況對“泰山”做一個交待。

　　“泰山產業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這家在1998年以前叫“泰山產業研究會”的企業家沙龍聚集了一批中國民營企業界的頭面人物，其中包括柳傳志、段永基、馮侖。像武俠小說中俠客們定期切磋武藝一樣，“泰山”每年召開一次例會，大家坐在一起共同探討民營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交流信息、分析企業管理中的問題，并創造合作的機會。

　　史玉柱是“泰山”的發起人之一。作為發起人，巨人集團曾承辦了第二屆年會，彼時的巨人正一片風光。

　　史玉柱顯然是把“泰山”當成了自己的“娘家”，即使在最艱難的幾年里，他每年都堅持參加泰山的例會。從這個“娘家”里，史玉柱得到了很大的精神支持和重新創業的經驗，“這是我能夠復出的重要條件。”史玉柱說。

　　談到對自己的幫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泰山”中的大佬柳傳志和段永基。

　　聯想主席柳傳志是泰山產業研究院的院長，這個“泰山派”的掌門人向史玉柱傳授了不少做企業的心法，比如什么樣的企業文化是健康的、實用的。

　　在柳傳志的啟發下，史玉柱拋棄了巨人集團以前口號般空洞的企業文化，上海健特將實用性做為選擇企業文化的首要條件，為了讓企業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沒少花費心思。

　　“說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個重要內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上海健特。“現在，我允許分公司少報銷售計劃，但絕不許誰報多了沒有完成。”史玉柱對記者說，“最初時，有好幾個分公司領導因此一個月就被罰了十幾萬，如今‘說到做到’在公司內部已基本實現，公司內部的信用危機消除了。”

　　原四通總裁、現中關村科技總經理段永基是泰山產業研究院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他專門趕來為史玉柱名為“戰勝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談會做主持。

　　段永基在主持座談會時，透露出對史玉柱實力的信任。段說，他曾打算收購史玉柱的原料供應廠，并由此得以知道史玉柱目前的銷售規模和利潤。史玉柱向“娘家”倒苦水

　　幾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泰山會”上，史玉柱沒有太多講自己東山再起的過程，沒有談自己的五馬長槍，而是大倒苦水：三年來最大的感受只有兩個：一個是“苦”，一個是“難”。

　　“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個民營企業，至少有十三種方法。”史玉柱說，“這里面還不包括出于企業內部的原因，比如經營不善等。”

　　不正當競爭是第一種死法。“競爭對手如想整你，你在明處，他在暗處，很容易整死一個企業。誣告、打官司等破壞你的聲譽，方法很多。”史玉柱現身說法道，“去年秋天，全國有一半省會城市的人大、政協突然每天都能接到有關腦白金產品的投訴，這導致銷售受阻。經過調查，發現原來是有些競爭對手在每個城市都雇了幾個人，這幾個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寫針對腦白金的投訴信。事情被發現后，投訴信隨即就消失了。”

　　第二種死法是碰到惡意的“消費者”。史玉柱說他們曾碰到湖北有個人，身體某個地方骨質增生就怨廠家。

　　第三種死法是媒體的圍剿。也許是對媒體至今還心有余悸的原因，史玉柱沒有講媒體在巨人當初倒下去時充當什么角色，而是舉了銀行的例子：“比如說媒體一旦圍剿銀行，銀行運轉再健康，它說你已經資不抵債了，儲戶只要去提錢，銀行肯定完蛋。”

　　第四種死法是對產品的不客觀報道。史玉柱認為，在藥品和保健品領域里，任何一個產品都不可能100%有效，如果70%至80%有效就比較好了，如果90%有效，產品就稱得上優秀，“如果媒體只報道10%無效的，產品馬上完蛋。”這是因為，“在中國，說產品不好的時候，老百姓最容易相信。”

　　史玉柱把第五種死法歸為主管部門把企業搞死。“產品做大了，哪怕有萬分之一的不合格率，并被投訴到主管部門，就有可能被將整個產品的批文吊銷了。”還有各地主管部門的處罰，“比如說工商局，每年是有罰款任務的，到年底任務完不成，就只能找做得好的企業完成任務，因為這些企業有現金。”據史玉柱講，去年在某市，他們曾被一個工商所毫無理由地罰了50萬元，不繳這50萬就不讓在當地賣產品。所以只好繳罰款，誰知剛過一個月，另外一個工商所也說任務沒有完成，要求向他們繳50萬。“我們只有忍氣吞聲，做企業的，尤其是做民營企業的，要想活的話只能低著頭。”史玉柱說。

　　第六種死法是法律制度上的彈性。“很多事，你這么說是件好事，但換一種說法很可能就是違法犯罪。再加上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使你不得不違規。比方說，以前規定進口計算機必須要有批文，可是民營企業根本拿不到批文，你想做計算機只能花錢買批文。而按照有關規定，買批文是違法的，你要么不做，要做就要違法。其它行業同樣有很多這樣類似的情況。”

　　第七種死法是被騙，“有時候一個企業的資金被騙后會出現現金短缺，甚至整個企業會一蹶不振，而對民營企業來說，法律的保護很有限。”

　　史玉柱還懼怕紅眼病的威脅。“紅眼病多謠言就多，有關企業的謠言還算是好的，最怕就是關于產品的謠言，謠言一起，產品馬上就賣不出去了。”

　　第九種是黑社會的敲詐。“企業做好了，就會有黑社會的敲詐，除非是特別大的企業。”史玉柱顯然相信黑社會勢力在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已無孔不入。

　　史玉柱總結的第十種死法是得罪了某一官員，該官員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企業發展制造障礙。

　　第十一種死法，“得罪了某一刁民也有可能把企業搞死，比如說他在產品中投毒。”

　　第十二種死法，遭遇造假。“假貨越多，影響銷量是一個方面，最關鍵是影響聲譽。”據史玉柱說，問題是如何打假。為此史玉柱專門設置了打假隊伍。“在江蘇某地，有一個比較大的造假窩點，家家戶戶造假，去打假沒用的，當地有地方保護。后來，我們請來外地的公安，當場查封價值幾千萬的假產品及造假設備，人贓俱獲。可結果呢，人家當地公安要求把人送回去，送回去就被放掉了，然后繼續造假。”史玉柱無奈地說，“現在，我們見到假貨根本沒辦法，只好自己買回來。”

　　第十三種死法，企業家的自身安全問題。史玉柱說他已收到過不少的恐嚇電話，這樣的電話，在他一無所有的時候，從沒有出現過。

　　據史玉柱講，這“十三種死法”只是他在來京的飛機上簡單列出的。實際上，他所講的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問題，這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話題。但在史玉柱一一闡明的過程中，諸多的感慨交織其中，令在座者動容。未來想有一家上市公司

　　在史玉柱的安排中，腦白金的生產者健特公司并不屬于他自己所有。不過，在強調產權與己無關的同時，史玉柱同時也強調目前他對這家公司有著絕對的控制權。事實上，這家公司的骨干有一半是原巨人集團的舊部。

　　關于健特的所有問題，包括誰是出資人，健特為什么愿意借錢替巨人集團支付債務，這些資金將如何償還等，史玉柱都不肯多談，他只是向記者透露了，在健特和巨人之間有著嚴格的協議，而這一協議不便公開。不過，不管史玉柱如何繞著圈子，按照他的描述，健特都將最終真正納入他的手中。

　　事實上，史玉柱現在掌握著三家公司：解決完債務問題的巨人集團、重新起家的健特公司以及正在注冊之中的上海巨人。通過上市，史玉柱將理清這三家公司之間的關系，并最終讓自己成為堂堂正正的老板。

　　按照史玉柱的描述，上海巨人如順利注冊，便通過買殼上市的辦法變為上市公司，然后以這個上市公司去收購他手中的產業部分，即目前的健特，再在資本市場將健特目前的出資人的權益變現，讓他退出上市公司。對于這一始終隱藏在幕后的出資人是否愿意出局的問題，史玉柱的回答一是權益變現后數額極大，二是有協議已經在事先做出了規定。

　　“我們現在準備跟幾家上市公司有過接觸，”當記者問他將會借誰的“殼”時，史玉柱表現得像一個外交官，“但是還沒有最終敲定。”

　　對資本市場，經歷了挫折的史玉柱充滿了向往：“中國產業倒退15年，沒有哪一個沒經歷過風波，但是如果是上市公司，每一個波折后它都能起得來。”史玉柱認為，上市有兩個好處：一是逼著自己走穩，“企業大了，第一位的便不是利潤，而是企業安全，上市通過法律等各種手段形成制約，相對來說做出錯誤決策的可能性減小，董事會、股東大會等在組織安排上又多加了幾道保護。”

　　“上市的另外一個好處是，”史玉柱說，“在資本市場的支持下，企業有了強大的融資能力，抗風險能力自然會大大改善。”在融資方面栽過跟頭的史玉柱當然不會忘掉這一點。

　　除了腦白金項目，史玉柱下一步想加入到非處方藥領域。

　　“我的長處是策劃能力強，”史玉柱說，他目前正式的頭銜是健特的策劃總監。“此外，我還富有營銷經驗，腦白金的營銷網絡已輻射到全國216個城市，是全國同行業中最好的營銷網絡。有了這樣的網絡，非處方藥的競爭自然能順風順水。”

　　幾經起伏，史玉柱成熟了不少：“高峰期的體會現在看來都很荒唐，有了這樣一次經歷，如果我以后再出什么岔子，大概也不大會跌這么大的跤。”

　　訴完了“苦”，說完了“難”，史玉柱看來還是愿意在這條路上走下去。圖

　　2000年6月，本報接到一個報料，說腦白金的背后是史玉柱。經多方聯系，本報記者采訪了史玉柱。(詳見本報2000年7月7日，《史玉柱隱姓埋名干什么》)那是自從巨人出事之后，史玉柱少有的一次在媒體上公開露面。在那次采訪中，史玉柱明確表示，自己一定會把老百姓的錢還掉。這幅照片就是在史玉柱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由本報攝影記者周浩拍攝的，地點為史在上海的辦公室。(《南方周末》駐京記者寧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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