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至13日，在黑龍江亞布力召開的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年會上，又一個消息傳了出來：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可能入主一家大型國企，并但任該公司的CEO。

　　1月12日下午，王石在作關于《新世紀、新經濟、新住宅》主題演講時，也含蓄地透露了他本人可能會調整的想法。王石說：“企業家要有歷史責任感，要多為國家做事。”他說，他目前正在進行一些調整，并希望今后會有一些新的突破。有人猜測，王石可能入主在香港的某家國企公司。

　　王石的舉動，讓人聯想到了段永基。一個民營企業的董事長，卻被聘為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中關村的總裁。還有田溯寧，1999年5月，他突然離開了他一手創辦的亞信，也“飛”到國有企業的大樹上，受聘出任中國網通的總裁。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此次會上有一句很精彩的話:“未來還會有國有公司和民營公司，這都不會變，變化的只是控制管理企業的企業家，而且會變成為管理舞臺上的主角。”

　　他還推測，由于新經濟的沖擊，未來5年甚至10年內，中國無論什么公司，不管是國有國營、國有民營，還是民有民營，只要講到管理和控制，大概統統都要交給企業家。

　　有人概括說，這大概就是企業家時代的概念。

　　傳統體制

　　造就不出真正的企業家

　　對于世紀末和新世紀初出現的這些新現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偉將其歸結為新經濟的沖擊。

　　因為正在發生的新經濟，至少有三個特點我們可以體會得到：一、它一定是在體制上全面市場化的過程；二、它在發展上一定是個知識化的過程；三、新經濟在交往上、競爭上一定是一個國際化的過程。

　　因此，劉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所以我相信新經濟市場化、知識化、國際化的特點是應該有的。在這個特點下，我們中國的企業家就獲得了特別的舞臺和機會。因為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不是官員的時代，它應當是企業家的時代。”

　　劉偉不否認傳統經濟時代政府的作用。他說：“一個社會有三種制度，即國家制度、市場制度和企業制度。這三種制度都在安排配置資源，而新經濟在安排資源方面更體現出企業家時代的特點。”

　　傳統體制下為什么造就不出企業家呢？劉偉說，我們的工商業企業資源90%都是國有制，國有制的制度造就的是官員，是造就不出企業家的。他說，道理非常簡單，即使在西方，國有企業在制度上是對政府負責，而不是真正對市場負責。因而，我們的企業制度必須要有一個根本的改革，才能造就一個能夠形成大批量企業家的制度。

　　我國目前正在改革中的制度能不能造就出企業家呢？劉偉認為也不行。他說：“目前至多只能造就敗家子，而造就不出企業家。因為目前的改革是從集權到分權，把財產的權力分下去，分給了國有企業大股的董事長、董事會、承包人、經理、廠長。然而最要命的就是，他們獲得了財產的權力后，卻不可能對這份財產負經濟責任。也就是說，權利轉移的同時，責任卻沒法轉移，光有權力而無責任，肯定是要造就瘋子和敗家子的。”

　　劉偉舉了一個例子。前幾年的新聞人物步鑫生，由于他把企業搞垮了，到要給他處分時，只能對他以撤職、黨紀處分，輿論上搞臭，道德上譴責。劉偉說，由于他承包時兩權分離，所有權財產是國家的不是他的，他拿的不是自己的錢在市場上冒險，現在搞壞了，其實他最應該負的責任就是賠！但是他最不可能負的責任也是賠。劉偉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無論是股份制還是承包制，就是讓一批根本不可能負財產責任的可能是好人的人去賭博，去冒險。

　　“于是我們想了很多辦法，年薪啊，期權啊，金手銬等等，但這樣一來他們又變成‘資產階級分子’了，這也很麻煩。董事長、經理，年薪500多萬，王石、華遠他們大概就有這個數，我問他們這錢你拿不拿，他說不敢拿，他交了黨費，可黨又不敢收，因為要收了，你就是破壞改革啊！這等于假改啊，黨不敢收，他還不敢拿，500多萬，1000多萬。他沒有資產責任能力，但獲得了龐大的資產權力，這種制度下，怎么能造出企業家呢？”

　　真正的企業家

　　寄希望于民企中大量產生

　　那么，在中國目前狀況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會從哪里產生呢？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年會上，專家學者和與會的企業家們幾乎一致的觀點是，在相當大程度上，要寄希望于民營企業。

　　民營，廣義上講，只要不是國營，就是民營；從狹義上講，民營就是私營。有資料表明，改革開放前，包括個體戶、私營和有限責任公司這三種。當時私營這塊占全社會總資產的比例不到1%，百分之零點幾。現在，據調查，已經超過了30%，發展速度非常快。從1989年到現在，我國私有企業數增長了11倍，平均注冊資金的金額增長了45倍，平均從業人員的規模增長了9.5倍，平均產值規模增長了38倍。目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70%是非國有，即民營，國有只占不到30%；工業產值當中，非國有的占72%，國有占28%；農業當中非國有占97.03%，國有占2.07%；第三產業當中國有還比較大，其中交通電信等這些壟斷行業占62%，非國有占38%。整個加權平均算，全部三大產業當中，70%是民營企業的，而不是國營企業的。

　　這是令專家學者和企業家們高興的事：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樣一個制度的變化，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非常深刻的變化。在這種制度變化背景當中，我國完全有可能成長出一批真正的企業家。

　　不過，現在的民營企業制度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比如，從產權制度上講，民營企業有二大問題：一是國營企業政企不分，民營企業則家企不分。家企不分的企業，它能造就出優秀的家長，卻造就不出真正的企業家。

　　劉偉說，東方包括日本和韓國，實際上這樣的企業不愿意直接融資，不愿意把產權社會化、公開化。再一個，國有企業還有個組織部在幫他找人，民營企業沒人接班，沒有合適的就找兒子，兒子不行就找孫子，這種家族式的管理質量只會遞減。因而，在管理體制中民營企業的非市場化因素太多，這是個大缺陷；另外一個缺陷就是，民營企業的產權不清楚，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天然不清，找不著主。企業這么大，改制后找老板是誰，沒有，沒有人出資，就這么稀里糊涂；二是由于建立于家庭的排他性，而不是自然人的排他性上，因而產權就不清楚，要想弄清楚就只好分家。劉偉說，這幾年，民營企業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很多，已經見怪不怪了；三是雖然是私有的，但戴了頂紅帽子，非要在形式上注冊一個集體公有。這樣一來，你不是注冊成集體公有嗎？集體就要派董事長，要調撥你的錢，你告政府侵權，而政府反訴你貪污。劉偉說，這種官司表面上看中國私營企業的產權清楚，實際上，從造就企業家來說，它的權、責、利并不純粹，不嚴格。

　　離開了世界級的企業

　　就沒有世界級的企業家

　　專家和企業家們認為，從世界范圍來看，新經濟基本上是一個寡頭競爭的結構，在所有關鍵領域中，都逐步演變成少數寡頭控制整個行業。

　　有權威的報告也說，新經濟時代，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夠在一個行業位居前五位的話，那么生存的希望將極為渺茫。本次會上，大多數企業家對此贊同。

　　牛津-劍橋國際集團董事長華生的觀點是：新世紀的市場環境，如果離開了世界級的企業，就不可能有世界級的企業家。

　　那么，如何造就世界級的企業家呢？他說：“資產重組和兼并，對于中國企業能否發展成世界性企業真是太重要了，實在應該值得企業家和經濟學家去密切關注了。”

　　華生告訴記者，作為現代企業，其如何生存不在大小，在于有應變能力，而且要認清你所處的行業整體結構是什么。他說，中國企業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就一定要成為跨國集團。而目前中國企業就理想來說，企業重組和兼并應有一個很好的外部條件，而且基本上應是同業兼并，因為這種方式可以通過資源的整合節省出相當一部分資源來，通過資源的重新配制，使得整個運作水平得到提高。

　　華生的顧疑是：中國企業面臨著幾方面的問題：一是資產重組，資源國有化，導致了企業條塊分割，這次資產重組就很困難，直到今天也沒多大改變。我們的資產重組面臨著這種狀況的阻礙。

　　另外是債務重組。華生說，我們的兼并面對著銀行，銀行有對債務的豁免權，這種好事是很難遇到的，所以在中國，債務重組沒有多大空間，企業債務重組的概率比起在完整的市場下要小得多。

　　再一個是文化的重組。在中國絕大部分的資產重組發生在證券市場上，而這種重組是以一種扭曲的現象表現出來的，絕大多數是一種報表的重組。還有一種就是通過收殼上市重組。這些重組因為沒有一個正常的框架和渠道，所以出現了許多怪事：垃圾股比績優股價格還高。

　　新經濟時代

　　最需要制度企業家

　　企業家在新經濟下究竟能干什么？我們怎樣來迎接新經濟？這個問題是個永遠也爭不清楚的問題。

　　在采訪中，四通集體董事長段永基的看法是：如果硬要我們在理論上、政策上和實踐上向人們交待說：新經濟下你應當怎么樣，你應當干什么，我覺得那絕對是一種非常天真的幻想。

　　他說，但是我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新經濟下誰干事情，在制度上誰作為配置資源的行為主體，這是我們能夠做到、能明確的；至于怎么做，我想事先是設計不出來的，所以企業家就有了他特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那么，什么是企業家？劉偉說，經濟理論學家的理論文獻上爭論特別多，到底是一種人格化的，還是一個精神化的？或是一個制度化的現象？他說，但是我想，作為企業家應有三個精神：一個就是創新。你得敢冒險，沒有創新，沒有冒險精神，你就不可愛了，你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第二個就是：你一定要敢負責任，勇于承擔責任，并且要有一定的責任能力。沒有責任能力，不愿負責任的創新，那叫賭博；第三，一定要有人格的魁力。你得守信，你不能整天騙人，你有你的凝聚力，這個凝聚力在于你要誠。他說，這三個方面是企業家必備的因素。將來，新經濟是企業家的時代，而企業家要至少具備這三方面的精神，我們中國目前的歷史條件下的制度能否成批的造就企業家？如果不能，那就麻煩了。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也認為，中國企業家產生差別有兩個因素，一個是過去有個出身問題，出身不同，舞臺不同，業績不同。未來還將會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其中本事或才華，或叫人力資本，非常重要，而最重要的就是做決策；第二個因素是運氣的因素，市場經濟中的運氣之手造就了很多成功故事，那么運氣在企業家之間是怎樣分配的呢？周其仁教授認為關鍵是信用。他說，那些有信用有本事的人，他獲得運氣、機遇的概率要大一些。你有本事，還要人家相信你的本事。老百姓的錢集中到企業家手里來，你有本事用，但要看你往哪里用，你不往投資上用，你本事越大，人家越怕你，你玩來玩去把天下都玩到你口袋去了，別人還會信你嗎？

　　周其仁教授認為，這一點是中國企業家與國際上企業家相比的薄弱之處。他說：“我們的本事不一定比他們的平均水平差，但中國的信用基礎非常脆弱，沒有信用概念，這個理念漫延到中國企業各界，包括民營企業，這對中國未來會有很大麻煩。”因而，他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企業家是通過欠社會，然后來給社會做貢獻，企業家不但欠社會、銀行，而且欠客戶。他說，這就要有一個承諾，那么你的承諾能否兌現，在多大程度上能兌現，將會影響企業家長期的信用基礎。你的承諾大，你的信譽度是非常有價值的。周其仁說，當然這很難，人不騙我，我不騙人很容易；人若騙我，我也不騙人，這就難了。這有時就像傻瓜，但從長遠看，信用有著極高的市場價值。

　　第二，管理企業非常重要的是信用管理，信用有如你的生命，因而中國企業家要管理你的信譽，修補信用。他認為，目前，中國許多企業家都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如果沒有信譽，幸運之神就不會光顧。(杜登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