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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升起又落空

　　曾經是自由化改革“領頭羊”的阿根廷如今卻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

　　在經過了數十年的經濟自由化改革之后，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面均呈現了蓬勃向上的勢頭。但另有一些拉美國家，至今仍在苦苦掙扎之中。究竟是什么導致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呢？

　　在上一代人生活的年代里，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馬坦薩郊區曾經是阿根廷未來經濟發展希望的象征。那里的汽車廠、金屬加工廠以及紡織工廠像磁鐵般吸引了大批阿根廷內地的居民前往工作和定居。在關稅保護和出口補貼的政策下呈現給阿根廷人的是一幅該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宏偉藍圖。然而在如今的拉馬坦薩，原先的大部分工廠都已被廢棄、空置在那里，因為自從阿根廷在十年前實施了經濟開放政策，這些工廠就逐漸在競爭中被淘汰了。而且在拉馬坦薩的130萬的人口中，大約有10萬人處于失業狀態，36%還生活在貧窮之中。隱藏在廉價商店林立的主干道后面的是無數的木質簡陋小屋和車痕累累的泥路。

　　今天的阿根廷仍然在為走出經濟蕭條而掙扎著。最近幾個月，外國投資者們還因為該國政府有可能拖欠債務而憂心忡忡，該國政府官員開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論有關申請緊急貸款的問題。在阿根廷國內居民的復雜情緒也暴露無疑，前幾天工會組織更是籌劃了一次總罷工。去年11月初，拉馬坦薩的失業人員將露塔三號公路———布宜諾斯艾利斯通往巴塔哥尼亞的主要通道阻塞了一個星期之久，他們的領導人公然抨擊了“新自由主義”。

　　阿根廷的困境在拉美眾多國家中更為引人注目，是因為它已經被標榜為在拉美地區推行了十年或更久的自由化改革的典型，被廣泛地關注實屬正常。

　　而該國改革主要集中在通過對宏觀經濟的控制、開放對外貿易、放松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建立更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進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建設小規模但高效率的部門以專門從事基礎設施及學校的建設等措施來降低通貨膨脹率。

　　雖然這些改革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但實際上大部分拉美國家還是靠內部的力量來推動改革的。

　　政治不夠穩定 經濟小步前進

　　發達的經濟與民主的政治仍然還只是一個遙遠的愿望。

　　人們很快認識到，成功的市場經濟需要的不僅僅是價格上穩定，還需要更廣泛、更深入的制度上的改革：對稅收、法律監管體系以及資本市場的徹底的改善，即便是這樣，在冷戰結束后拉丁美洲要同時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民主政治穩定的愿望仍然是太高了。

　　在這十年中，一切結果都并不讓人滿意。90年代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平均每年3%———只比過去的十年中達到的平均每年2%稍微快了一點，和亞洲經濟甚至是南亞經濟相比則顯得更慢了。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拉美在1990-1999年間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1.1%，與80年代相比雖然也有所增加，但和60年代2.5%的增長率和70年代3.5%的增長率比較就遜色了很多。

　　不過，在意料之內的是，那些改革力度較大的國家，例如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就比改革力度較小的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發展得好得多。它們的通貨膨脹率有顯著的降低：改革的第二年，除了厄瓜多爾外，其他每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基本上都維持在一位數。但是經濟的增長仍不足以減少貧窮。世界銀行估計，1998年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的500萬人口中的36%仍處于窮困之中(他們每天的生活費用低于2美元)，而1989年的相對的比率為38%。其中16%的人口(1989年為18%)被界定為生活的極度貧困(每天生活費用低于1美元)。

　　令情況更糟的是，拉美國家仍在繁榮與蕭條之中倍受煎熬。在過去的5年中，該地區就已經遭遇了兩次經濟蕭條。第一次是由于1994-1995年的墨西哥貨幣貶值而引發的導致阿根廷受到沉重打擊的“龍舌蘭”危機，第二次則是由1998-1999年間亞洲及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的貨幣貶值而引發的經濟蕭條。

　　因此，盡管拉美地區的總體經濟增長在去年和今年都有望達到4%，但是仍然有一些國家，例如阿根廷，還處于經濟增長緩慢的狀態之中。

　　同樣地，拉美地區的民主化發展也并不順利。去年，在安第斯山地區的國家發生了騷亂，尤其是去年1月份厄瓜多爾總統在無情的軍事政變中被免職，雖然權力被移交給他的代理總統，但這一事件的影響仍然不小。而秘魯的藤森總統由于在去年11月總統競選中舞弊事件敗露的丑聞被迫下臺后，該國政府面臨著政府過渡的困境。在哥倫比亞，兩年前總統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納開始發起的與左翼游擊隊之間的和平談判也陷入了僵局，暴力與綁架事件也在沖擊著拉美地區的經濟環境。

　　甚至是在民主化進程看起來很安全平穩的地方，民意測驗的觀點也表明：拉丁美洲人并不滿意正在運行的方式，對未來經濟也抱有悲觀的態度。

　　那么是否像拉美的經濟評論員彼得·哈基姆在《外匯政策》這本雜志中提到的那樣：拉美是不是注定走向失敗的呢？正如哈基姆認為的那樣，回答是“不”。倒退是真實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巨大的成功。例如巴西和墨西哥，兩國的人口占了拉美總人數的一半，而兩周的國民生產總值卻是拉美總的國民生產總值的60%。墨西哥由于與美國相鄰，從1996年起墨西哥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了每年5%的水平。巴西1999年的貨幣貶值雖然很混亂，但卻是成功的。最后克服了十年來的通貨膨脹，使經濟能以每年至少4%的速度穩定增長。未來巴西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依靠深入的改革，尤其是稅收和資金市場的改革，還寄希望于2002年的繼任總統。巴西的民主化進程也是十分有活力的。

　　其他的一些小國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智利的經濟改革更是拉美地區最成功的例子。盡管這個過程是十分的艱難但它在1991-1997年間不僅從經濟蕭條中恢復過來，更達到了年增長率8.3%。

　　致命弱點 亟待彌補

　　拉美經濟改革需要的是在本質上超越過去自身發展的弱點。

　　拉美地區的改革并不是遭受了普遍失敗，也沒有面臨地區性的激烈反對。厄瓜多爾的新政府已經實行采用美元作本國貨幣，使本國經濟得以保持穩定，并且推進了改革的進程。而以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為代價，阿根廷政府則必須取消對地方財政改革的支持。薩爾瓦多也打算要采用美元作為本國貨幣，但并不像厄瓜多爾那樣是為了降低過度的通貨膨脹，而只是想削減自己的借款成本。

　　盡管拉美地區有些國家的改革比另外一些國家成效明顯得多，然而這些改革卻不能消除拉美地區的根深蒂固的弱點。這一點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都是真實存在著的。

　　存在于拉美傳統經濟中的第一個弱點是太過于依賴外國資本。這一點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拉美經濟對外部突發事件的承受能力相當脆弱，且這是一個核心問題。雖然與前些年比起來90年代的拉美經濟的不穩定性已經有所改觀，但不穩定因素仍然持續存在著。這個弱點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使得經濟與政治改革的長期計劃經常受挫，甚至無法實現；而且它更是拉美在經濟增長率上很難超越東亞經濟增長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90年代，當投資者們青睞于拉美市場時，因大量廉價外國資本源源不斷地涌入，使拉美的經濟增長出現了突飛猛進，但現在看來則只是一個偶然。據國際金融協會的統計，盡管拉美經濟的前景總體上是相當樂觀的，但2000年和2001年的私人資本凈流入預計在80億美元左右，而1997年的數字為109億美元。

　　2000年對拉美股票與債券需求的下降反映出人們對風險的進一步擔心。不過這一變化也顯示出一種態度的轉變。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拉賽·格勒夫認為，直到1998年俄羅斯的爆發金融危機為止，投資者們一直認為拉美的大部分國家能順利地提升到“投資”的信用等級，而當時該地區只有智利、烏拉圭和墨西哥才享受到如此等級地區。“如今對這些因素的預期則更現實了，傾向于這些國家究竟會出現什么樣的發展。”她說。當證券投資組合量下降時，跨國公司對IT與商業的直接投資的比例則在上升，并且其中大部分的資本凈流入都是流向了墨西哥和巴西。

　　弱點之二則是拉美國家間的經濟不平衡相當明顯，是世界最嚴重的。在一些國家如智利、墨西哥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貧困率相對也較低，但收入的貧富差距懸殊很嚴重，且這種不平等仍持續著。而在另一些國家需要的則是更好的教育體系及進行必要的改革。同時在不妨礙經濟效率的情況下，使稅收和政府支出達到平衡也需要更好的方法。“公平與增長之間的平衡并不是必然的，”美國某思想庫專家伯德沙爾認為，“如果有40%的人口不能夠發展得更好，將會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

　　除了外國資金來源不足、持續的經濟不穩定和極度貧困的不公平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拉美的儲蓄率太低，而高的儲蓄率正是導致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另外，除墨西哥和智利外，拉美的出口表現也是令人失望的。很多國家還在依靠少量的價格波動大的農產品出口。因此要提高出口量就必須避免匯率出現高估。這就是阿根廷采用固定匯率而陷入困境的原因。

　　針對這些問題，從政策上進行改善又該如何做呢？第一，當經濟蕭條時，需要采用財政緊縮政策來提高儲蓄率和提高社會的消費能力。雖然各國政府已不再采用一味地印鈔票的方法，但能夠實行反周期財政政策的拉美國家只有智利一個。

　　第二，銀行的監管體系要更加嚴格和健全，尤其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在銀行系統出現嚴重偏離軌道的危機之后，自90年代中期所有安第斯地區的國家都出現了信用泡沫。在厄瓜多爾，1998-1999年金融系統大崩潰的損失相當于該國民生產總值的22%，并且這次崩潰還造成了當代最嚴重的銀行危機。因此，對風險、資本市場的監控都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于公司經營時需要的資金的獲得尤其是針對一些中小規模公司在資本營運上的管理也要提高；政府也應該設法消除那些打擊企業積極性的財政赤字。

　　最后，社會福利保障網絡也需要加固。在過去的十年里，許多拉美國家不僅失業率高，而且許多新的就業機會都是產生于非正式的部門之中。當經濟蕭條和失業發生時，只有少量或根本就沒有自動援助計劃，就像在拉馬坦薩發生的那樣。在拉美，失業保險計劃是很少有的，如智利正在籌劃建立這一體系。有專家指出在歐洲，爭論的是如何拆散僵化的福利體制，在拉美地區則是要討論如何建立更多的社會保障制度。

　　新經濟學與舊政治學的沖突

　　政治體制始終是經濟改革中不容忽視的問題。

　　許多的政策制定者都很清楚需要做些什么。不論他們有多少過失，拉美地區的經濟畢竟總體上比過去好得多。但實行改革，尤其是以改善制度減少貧困為目標的改革，經濟上必然會涉及到很大的利益關系。因此，時常會產生矛盾和摩擦。

　　十年前，技術派改革者的設想似乎與政治沒有什么沖突。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在某些國家是因為技術派改革者本身就是為強力的獨裁政府服務的；在另一些國家，則是因為技術派改革者認為經濟改革必定會自動引導政治體制的改革。

　　然而，在經濟與政治之間總是存在著一些必然的聯系。很難想像在過去的十年里，如果沒有經濟的改革福克斯怎么能登上墨西哥的總統之位。許多國家的選民都傾向于支持那些能夠采取措施降低本國通脹率的政治家。而通常講，一國政府實行機構改革的難度要比一般的穩定價格大得多。盡管以民主標榜的政治家和追求經濟改革的改革家在對高效率與機構改革等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改革還是會經常遭到反對的。

　　拉美的許多傳統遺毒比如腐敗等都將弱化經濟政策。這些弊端也許可以通過經濟的改革最終被清除掉，卻不可能立即被清除的。倫敦經濟學院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科·帕尼薩曾在最近發行的《拉丁美洲研究》雜志中指出，一國政府實施改革的能力與現代型的領導者的成功有密切關系，例如巴西的卡多佐總統和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內姆總統，他們招募了許多傳統的政治家來支持他們。然而這種聯盟是要付出代價的。正如卡多佐經過6年時間的改革，巴西的稅收改革還是以失敗告終；而阿根廷現在的困境與梅內姆對公眾消費改革的失敗有很大關系。

　　因為傳統政治的惡習在任何方面都限制了改革的進程。例如查維斯總統在委內瑞拉能夠上臺，是因為統治該國40年之久的政黨腐敗的結果。在厄瓜爾多，導致私有化進程受阻的一大因素是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這主要是因為那些私有化政策的推行者長期以來一直利用公共政策來達到促進私人利益的目的。

　　然而，對一國經濟而言，有缺陷的民主化始終比絲毫沒有民主化要好得多。美洲發展銀行的銀行的埃德蒙多·哈爾克指出，過去，導致拉美經濟不穩定的最大因素是政治體制的不穩定。

　　甚至，傳統政治和未改革的政策使一些評論家得出了一些用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拉美的“伊比利亞”傳統)來解釋改革的困難的悲觀結論。這也許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充分解釋出為什么有些改革卻成功了。

　　還有一些分析家則強調現代化的、國際化的經濟與大型的、增長中的非正規部分的分離，他們認為非正規經濟的增長削弱了政黨的力量。

　　所有的分析結果認為改革是不能憑空發生的。有些國家比如中美洲國家在進行改革前的經濟與政治基礎都很差，勢必影響改革的效果。正如世界銀行拉美地區的首席代表戴維·德費蘭蒂指出的那樣，“開始改革時的經濟政治條件，對改革進程的長度和改革的難度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另一種說法是，正確的政策就其本身而言是遠遠不夠的，政治、機構，以及處事方式都是需要改變的。因此，如果不能在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改善，那么改革的進展將會是十分緩慢的。也許這就是拉美經濟改革之路為何崎嶇坎坷的原因。(黃粵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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