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成立以后的年輕人，也許一般都對典當行比較陌生，但只要讀過魯迅先生的文章，讀到在他家“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時候，他經常拿著一些較值錢或不那么值錢的衣物去當鋪換錢來為父親買藥治病的情形，可能就會對舊時的典當行業有一些感性認識。今天中國的典當行又是什么樣子？一個家庭“墜入困頓”的時候，還會不會想到要拿幾件皮夾克、羊絨衫去典當行換幾百塊錢來救急？

　　據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的調查以及本報記者的采訪，今天的典當行已經“鳥槍換炮”，從經營水平到典當品的檔次，從顧客的消費水平到消費動機，都較以往有了顯著的變化。如果說一個普通家庭的彩電、冰箱等耐用大件消費品因“市場代有產品出，各領風騷三五天”之故迅速貶值而不具有多大的典當價值，或者說很少有普通家庭真正困頓到了需要拿不具有多大典當價值的物品去典當行換錢救急的地步，因而普通家庭的普通物品已不再是典當行典當品的主流，那么，一些富裕起來的人們越來越習慣于把金銀珠寶、汽車、有價證券、企業股權拿到典當行去換取資金，以供大宗消費、資金周轉或投資創業之用，就使典當行一改過去專門“卡窮人脖子”的不良形象，轉而扮演起了“富人資產中轉站”的角色，越來越明顯地具備了“第二銀行”的功能。

　　事實上，典當業在八十年代后期“重出江湖”之后，一直是被當做一種特殊的金融機構來管理的；近期對典當業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取消其金融機構資格，使其成為一種特殊的工商企業，也并未在實質上削弱其“第二銀行”的色彩。“第二銀行”生意興隆，乃至大有供不應求之勢，正是由于作為正規金融企業的“第一”銀行門檻太高，特別是對普通居民、普通投資者、民營企業過于惜貸。銀行的借貸自然有他們的道理，比如個人信用制度不夠完善，為了控制放貸風險，等等；但現在典當行里富人冠蓋云集，生意紅紅火火，正好從另一個側面證明，完善個人信用制度的條件已日臻成熟，銀行如果向這些典當行的消費者放貸，風險也許遠比想象中的要小得多。銀行如果遲遲認識不到這一點，將會白白失去許多生意，豈不可惜？

　　最后有必要強調，典當行“鳥槍換炮”之后，由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前景看好，有關監管措施應當及時完善到位，防止出現一哄而上、良莠不齊、超范圍經營、違規操作等不正常現象。(本報評論員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