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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9日，民生銀行將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十周年的紀念日上市，擁有3.5億股流通盤的民生銀行，將成為我國證券市場繼深發展、浦發銀行之后第三只商業銀行股。這吸引了全國各大媒體的目光。各種跡象表明，發展民間金融將迎來一片光明前景。然而，這也許僅僅是“看上去挺美”的一件事，有專家認為，改善民營企業融資難和改善民營企業本身的實際社會待遇一樣，還有較長的一段路要走。

　　擴大民企融資渠道

　　擴大民營企業融資渠道，不僅是擴大民間投資、增加就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的需要。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經濟得到了空前的增長。這一成績的取得從根本上來看，是由于發展了民營經濟的緣故。

　　據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茅于軾分析，通過觀察我國國民經濟收入分配的情況，可以明顯地看到，財富的分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前是幾乎全部財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而現在財富的分配極大地傾向于家庭。而家庭的財富又極大地進入了銀行。以1997和1998兩年為例，家庭除了投資于股票、房地產、以及耐用消費品之外，僅僅家庭在銀行里的存款增加數，就超過了整個國民經濟財富創造的增加量。超出的量達到20-50%。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信息，它強烈地說明我國財富分配的現實。

　　茅于軾說，它和發展民營經濟有什么關系呢？因為一家企業的開辦，首先需要資金的投入。未來民營經濟如果每年要創造2000萬個就業機會，假設每個就業崗位需要配套資本4萬元(現有平均的民營經濟人均資本占有量)，那么每年民營經濟需要的資本總額將是8000億。這個數字大約等于我國每年銀行存款增加額。這說明從宏觀上看，我國從資金供應上完全有能力保證民營經濟的擴大，然而又必須開辟新的融資渠道，使得資本能以最小的阻力流動到民營企業家手中。

　　資本流動的特點是一手交錢一手交回一張借條。這張借條能否兌現，要到若干年以后才知道。所以資本流動的根本保證是良好的信用關系。民營經濟要得到發展，必須有資本的支持。一部分資本可以從企業家自己的積累中來，但是大部分還是要靠資本市場的幫助。所以改善社會的信用水平，是未來發展我國民營經濟的最重要的條件。例如增加金融業的透明度，加強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力度，建立個人和企業的信用記錄。同時要發展資本市場，進一步對民營經濟開放股票市場，發展信貸擔保事業，發展租賃業等等。

　　民企融資，熱心加冷眼

　　據新華社的消息，目前全國已有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展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試點。有關人士表示，隨著以中小企業特別是科技型中小企業為主要對象的信用擔保體系加快建立，中小企業融資難、擔保難有望得到緩解。 從北京舉行的全國中小企業工作會議上得到的消息稱，截至今年8月底，天津、內蒙古、山東、河南等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開始建立了中小企業信用再擔保機構，有80多個城市組建了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擔保資金達40多億元，可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貸款近400億元。

　　另外，近年來，我國銀行、科技等部門積極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國有商業銀行相繼成立了中小企業信貸部，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有所增加。其中，民生銀行連續3年舉辦“中小企業金融產品營銷周”，推出中小企業高科技擔保貸款等產品。截止到目前，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創新基金已投入11.4億元，扶持了1508個技術創新項目，促進了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

　　今年8月31日，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與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同時獲得了該銀行5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作為一家民營的高科技企業能獲得銀行如此巨額貸款，一時引起了各方注目。

　　但是，專家們認為，長期以來，民營經濟的發展還有很多限制。目前非國有經濟對GDP貢獻已達63%，對工業增加值的貢獻已達74%，而在全部銀行信貸資產中，非國有經濟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銀行信貸仍然由國有部門利用，證券市場上的直接融資也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服務。而國有部門目前對工業增加值的貢獻率只有不到30%。這種情況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之間存在大量的壞賬，而另一方面則是非國有經濟的融資渠道不暢，制約著整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制約著金融市場的成熟和發展。從另一個角度看，缺少一套有保障的融資渠道系統也是中國的民營企業難以“長大”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民營企業“借貸”難，眼下，民營企業向銀行貸款，要履行超額抵押手續。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在國內股票市場上市也有很多制度上的限制。歷史和現實決定了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可能處于同一起跑線上。糾正資源配置的上述扭曲，顯然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民生”上市：

　　民間金融的喜訊

　　據《中國證券報》的消息，民生銀行12月19日上市，這無疑對發展中國民間金融是一個喜訊。

　　民生銀行上市，將使直接金融市場和間接金融市場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而我國間接金融市場長年以來積累下來的金融風險從此將進入一個通過直接金融市場的管道逐步釋放的新階段。據易富證券網分析，它表明了管理層支持民營銀行發展的強烈戰略意圖。

　　業內人士認為，民營企業的發展壯大，已使民營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間的融合成為必然趨勢。民營企業對設立民營銀行的關注，顯示出民營企業在這方面確有需求，當前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為民營企業參股商業銀行創造了條件。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完全可以像希望集團、東方集團那樣成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長期持有商業銀行的股份。通過證券市場，將是民營產業資本滲透進銀行資本的直接途徑。對于廣大的民營企業家來說，民營銀行的發展壯大，為他們帶來了更大的融資機會。

　　長城金融研究所徐滇慶教授分析當前向民營企業開放金融領域的理由時說：首先，民營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情況比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較低，運作比較靈活，能夠彌補大銀行留下來的“死角”，給中小企業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其次，相當多的地方農民籌資困難，而民營金融機構有條件擔負起這一任務；第三，民營金融機構的建立必然會促進金融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

　　經濟學家樊綱在談到發展民間金融的問題時說，中國需要大批的中小型、地方性民營金融機構。他認為，大銀行有其規模經濟效益高的一面，也有其交易成本高、管理成本高的一面。因此，大銀行也許更適合于為大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而不適合于為中小企業提供服務。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鼓勵國有大銀行為中小企業增加貸款，但因種種原因難以施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銀行獲得中小企業信息的成本較高，審批程序較長，利率低了無法貸款，高了小企業又難以接受。加上國有銀行的一些特殊問題，困難就更大一些。而對于一個人均GDP只有800美元左右、8億農村人口有待進城、5億農村勞動力需要進入現代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仍是大量的地方性的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業也需要有人為其提供金融服務。但一方面，我們本國的大銀行很難對它們提供這種服務；另一方面，外國的大銀行進了中國，也不會、不愿、不能為我們那些大量的地方性中小企業去提供服務，而只有一大批地方性的、“土生土長”的中小民間金融機構，才能勝任這一工作，與地方性的中小民營企業共同成長。這當中的合理性在于：決定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根本因素是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礎上的信用；而地方中小金融機構最能較充分地利用地方(以至社區內)的信息存量，最容易(成本低)了解到地方上的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項目前景和信用水平，最容易克服“信息不對稱”和因信息不完全而導致的交易成本較高這一金融服務業的障礙。地方上的人們自然知道地方上誰的“生意好”，誰比較講信用，可以省去大量調研費用，也可減少審核批準程序，從而使金融業務的成本較低，服務價格自然也就可以較低，使供求雙方都能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陳錫文研究員也表示，在一些發達地區，完全可以搞地方股份制商業銀行，用來扶持中小企業客戶。

　　但因為問題的復雜性，許多專家也有不同程度的擔心。他們的擔心主要來自金融政策的制訂和監管方面。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謝平說：民營企業為什么如此熱衷于創辦銀行，目的很明確，就是自己可以從中得到貸款。

　　人民銀行貨幣委員會秘書長易綱則以學者身份提出問題：“職業操守如何保證？”過去地方上很多金融機構實際上已經是“民有民營”，但是后來出現了很多卷款潛逃的案例，監管部門對此放心不下。易綱引據了銘刻在美國洛克菲勒大廈上的一段話，意思是說，“要把正直與賺錢結合起來”。他認為，如果民營企業家能夠做到這一點，就能夠消除金融監管當局對他們的不信任。

　　直接融資：民企呼喚

　　公正開放的資本市場

　　樊綱認為，長期以來在觀念上存在一個“誤區”，以為所謂企業融資就是“借錢”。而實際上，對于新生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來說，既沒有過去的“信用歷史”，又沒有財產可以抵押，靠借錢使企業開始起步，是極為困難的。這當然不否定向親戚朋友借一些錢作為初始投入，曾是我國的許多民營企業的起點。但世界上多數企業的最初資金來源，要么是自己的積累，要么是別人的“直接投資”——不是借了要還的“貸款”，而是投入企業同時擁有一部分產權的“投資”。在這種情況下，投資人并不需要信用歷史和財產抵押，而只需要：第一，對經營者人格的信任，相信他創辦企業的目的不是要“騙錢”，而是要發展，相信他會兢兢業業地辦企業；其次需要的是相信投資項目本身有贏利的前景，盡管人們都知道投資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這里的融資渠道，其實就是資本市場，不一定是狹義的“股票市場”，而是廣義的資本市場。現在變得非常時髦的“風險投資”，其實歷來是中小企業所能獲得的主要資金來源。

　　他說，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金融體系中所缺乏的，首先還不是缺少民間銀行，而是缺少一個多層次的、能夠為廣大中小民營企業融資服務的資本市場。我們現在有了兩個全國性的股票證券市場，可以使少數(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直接融資，但是多數其他企業，特別是大批剛剛起步的中小企業卻仍然無法融資。即使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有了全國性的“創業板”市場，但若就此為止，我們這么大國家這么多地區的那么多中小企業，還是不能獲得應有的融資渠道，更何況中國的一個特殊情況是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在改革中產生的許多“股份”，各種產權能否轉讓、買賣，不僅關系到企業改革能否繼續深化，而且關系到那些已經改革了的企業能否開始成長。

　　因此，我們現在不僅需要樹立起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的概念，而且需要盡快根據我國特殊國情(企業多、地區差距大、企業改革的情況復雜)，建立起一個“多層次、多渠道”的資本市場，使得各種投資活動得以展開，使得大批中小企業得以發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文魁在回顧證券市場發展時說，我國企業的融資方式至今為止仍然是以銀行貸款為主，企業負債率較高，再加上我國股票市場仍然處于發展的初期，總體上仍然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況，股票市場對上市公司的約束和壓力還很弱，所以相對于債務融資而言，股票融資的成本很低，幾乎不要負什么責任，企業強烈傾向于股票融資。但同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國企業到股票市場融資受到了比一般市場經濟國家強得多的限制。老牌的國有企業更容易得到上市的機會，一些后起之秀，特別是一些新創業的高科技企業和民營企業，直接進入股市融資要難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國上市公司重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圍繞“保殼保配，借殼買殼”來進行的。“保殼保配，借殼買殼”的實質就是利用上市公司這個殼來從證券市場獲取低成本、低責任的資金。“殼”資源具有較高的價值，通過重組來對“殼”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利用重組的機會來搶奪“殼”資源、維護“殼”資源和繼續充分利用“殼”資源，不但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也符合許多非上市企業的愿望。同時，股權變更伴隨著大量的資產置換。所謂資產置換，就是地方政府及新的控股股東將自己原有的優質資產來直接或間接地換取上市公司積淀下來的劣質資產。顯然，資產置換一般都是非等價交易，這種非等價交易一般都是由政府推動的。政府要么以行政手段強行將其他國有企業的優質資產注入上市公司，因為反正是國有資產，本來就不是什么真正的“交易”，“等價”不“等價”無所謂；要么對不愿意承受這種“非等價交易”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行其他方面的補償，如稅收優惠、土地價格上的優惠、業務的特許等等。也有一些企業(包括民營企業)甘愿接受這種“非等價交易”，但它們絕不是“學雷鋒”，它們是要利用這個“殼”從證券市場上“狠狠地”獲得一筆資金，這樣的行為更危險。事實上，資產置換在兩年前被廣泛推崇，而所帶來很多后遺癥現在已經逐漸暴露出來了。但好在買殼借殼有減少的趨勢。1999年以來，特別是今年以來，買殼借殼型重組明顯減少。買殼借殼的減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為比較干凈的、重組后能起死回生的殼資源經過1997和1998兩年的重組浪潮之后已經基本被用完了；第二是不少買殼借殼型重組的失敗和嚴重的后遺癥讓人望而生畏，一些不干凈的、救不活的殼被賣了很多次但已經乏人問津了；第三是一些優勢企業特別是一些經營較好的民營企業正在等待創業板等新的資本通道，殼資源的價值相對下降。

　　樊綱認為，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發展民間金融本身的涵義當中就包含著發展對民間金融的監管。同時，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充分利用和發揮我們的“后發優勢”，借鑒和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借鑒它們已經形成的體制模式和管理機制，一開始就可以起點高一些，一上來就可以搞一些現代的、新型的東西，如電子銀行業務、投資基金、股票、期貨等等。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仍不能忘記那些基礎性的、根本性的東西，關鍵是不能忘記我們還有許多基礎性的制度建設尚待完成，那就是金融市場上的競爭、監控體系、法治結構、以及“信用文化”等等。(本報記者 李成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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