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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楊燕青 發自奧地利
學識淵博、思路開闊，在閱讀了大量沈聯濤(AndrewSheng)的文章和論文后，記者對他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在近距離接觸和采訪之中，記者繼而發現，思維敏捷、極富感染力和領導魅力，是這位經驗豐富的監管者所具有的個人特質。在奧地利的一個18世紀的古堡中，前來參加薩爾斯堡研討會的沈聯濤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采訪。
《第一財經日報》：在您看來，中國內地的金融體系是否和亞洲其他經濟體具有相似性，例如過度依賴銀行、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等等？
沈聯濤：確實如此。二戰以后，以日本為先行者，亞洲各國確立的金融制度和發展戰略大抵如此：為支持制造業向西方出口，國內銀行體系提供帶有補貼性質的金融支持。整個金融體系可用“溫和的金融壓抑”來說明：資本市場雖有所發展，但以個人投資者而不是機構投資者為主導。平均來看，東亞經濟體的銀行體系融資規模占到GDP的70%~150%，而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則分別為GDP的60%和30%。中國內地目前的經濟增長和日本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情形非常相似。
總體而言，這些亞洲經濟體歡迎資本流入但限制資本流出，這和不完善的金融體系密切相關，也很容易導致周期性的投機泡沫，使過多的國內儲蓄流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在1997年的金融危機中，這些經濟體由于長期保護而導致的風險管理缺陷被充分暴露出來，遭遇危機的經濟體不良貸款比率高達50%。盡管此后亞洲致力于銀行重整并發展債券市場，亞洲經濟變得更有彈性，但和歐洲以及美國的金融市場相比，亞洲的股票市場仍顯得很“淺”。
《第一財經日報》：亞洲各經濟體的外匯儲備一直很高，同時又是歐美FDI(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這反映了歐美市場和亞洲市場怎樣的投資和收益關系？
沈聯濤：亞洲幾乎持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為亞洲自己的資本市場比較淺，這些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紐約和倫敦市場。現在亞洲持有美國和歐洲的債券，而美國則擁有亞洲的FDI和FPI(ForeignPortfolioInvestment，外國證券投資)。以美國為例，粗略估算一下，亞洲付給美國8%~11%的金融管理費用，因為后者在風險管理上更有經驗；而美國在亞洲的FDI和FPI的收益率一般在12%~25%，兩者的差額則是亞洲投資美國市場的收益率，即長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4%。健康資本市場源于完善產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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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財經日報》：為什么說亞洲的金融體系基本功能“失效”？沈聯濤：金融體系具有四大功能，首先是資源配置。亞洲的資源配置效率很低，儲蓄在GDP中的比重過高，同時可選的金融投資產品比較少。其次是價格發現。亞洲的資本控制和上市法規導致了供給扭曲，并最終導致金融價格的扭曲。銀行的信貸風險沒有被很好地定價。從日本到印尼，銀行的存貸息差收入大致在1.5%~2%。在股票市場，價格的扭曲則反映為相對于國際水平過高的市盈率。第三是風險管理。由于資本控制，不鼓勵本國投資者到國外去投資，同時，由于明確或隱性的國家保險，那些資本充足率很低、壞賬率很高的銀行還得以生存。資本項目不對外開放意味著缺少到海外分散風險的工具，管理風險的能力也無法得到培養和鍛煉，缺乏應對內部和外部沖擊的能力。最后是公司治理。目前亞洲金融市場的缺陷同時也表現為市場對公司治理監管不利，在亞洲的很多地方，會計、審計和披露標準的發展都比較滯后，乏善可陳。
《第一財經日報》：從您個人監管經驗看，健康的資本市場的監管關鍵點體現在哪里？
沈聯濤：我的事業從銀行監管開始，我從中學到了審慎監管(Pru-dentialRegulation)之道，其中大多是數量化的風險管理。當我從事證券監管后，開始意識到“監管產權”的重要性，行為監管要遠比審慎監管復雜得多，這其中有很多被激勵驅動的動態過程。在一個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其他市場參與者的環境下，激勵被扭曲和操縱，金融體系就無法發揮作用。國有體系效率較低就是因為產權安排偏向于國家和官僚體系，公平競爭的平臺由此而缺失。在轉型金融體系中，國有企業的比重依舊過大,主要是由于官僚體系傾向于模糊自己作為產權所有者和市場監管者的角色。換句話說，亞洲資本市場滯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決策者對基本產權的保護不夠。扭曲的激勵機制導致“特許權(Franchise)”和“經濟租(Economicrents)”，并最終侵蝕競爭力和效率。
《第一財經日報》：在您看來，應當如何改革中國內地的金融體系？
沈聯濤：改革金融市場，使其有效運轉的必要條件是：首先，好的公司被獎勵而差的公司只能退出市場。在亞洲的很多地方，由于缺乏破產和清償的法律和執法體系，銀行的壞賬很難被收回，虧損的公司也不會被交易所除名，因此，國家繼續被大量的不良貸款和虛弱的股票市場所困擾，中國內地要吸取這些教訓。二是透明、及時、有效的信息披露。三是清晰的游戲規則。四是公共治理(PublicGovernance)和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五是監管和平衡的程序和結構，保證市場激勵不被扭曲。六是關注“金融體系架構”，也就是使市場完善運作的一系列制度建設，其中包括界定產權、交易產權、執行和微調產權的制度和程序。中國內地市場非常幸運，可以學習亞洲其他經濟體的經驗，吸取他們的教訓，利用自己的機會來建立產權架構(PRI，PropertyRightsInfrastructures),推進金融體系改革。中國的進步確實會充滿中國特色，但成功的市場經濟都有一些相同的目標：例如效率、穩定和好的公司治理，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創新和價值。沈聯濤簡歷
1998年10月1日起擔任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現任IOSCO技術委員會主席。1993至1998年加入香港金融管理局出任副總裁。1989至1993年被借調至世界銀行，出任金融界發展部高級經理。1976至1989年擔任馬來西亞中央銀行的不同職務，包括首席經濟師及助理行長。撰寫及主編大量有關貨幣及金融領域的文章及著作。獲頒勛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銀紫荊星章(SBS)(1998)，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榮譽法學博士(LLD(Hon))(1999)，香港太平紳士(JP)(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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