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一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社會活動大致可以包括三大領域，即政治活動領域、經濟活動領域和社會活動領域，與此相適應，人們的社會組織也可以分作三類，即政府組織、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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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和非營利組織。如果說政府組織是第一部門，營利組織是第二部門，那么，第三部門就是各種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總稱或集合。

　　改革前的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社會，政府處于絕對的控制地位，從中央到地方，從大小城市到窮鄉僻壤，都有黨的組織和政府機構，所有人員和一切活動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營利組織并不以盈利為目標，幾乎所有的經濟組織都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非營利組織更無獨立地位和自主權利，一切以政府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說中國的企業不象個企業，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企業，那么，中國更沒有第三部門，所有的人民團體和事業單位都是靠財政吃飯、為政府服務的準政府組織。

　　改革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是政府絕對統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營利組織和非營利組織的獨立和發育。雖然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改革相對滯后，政府的相對控制依然很強，第三部門的生存和發展環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礙和困難，但是，營利組織的獨立發展得到了法律的確認和保障，非營利組織的發展也逐漸成為社會進步的潮流�？梢灶A見，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中國的非營利組織還會有一個大的發展。

　　二

　　中國的第三部門究竟有多少，目前尚無確切的統計。根據目前的登記管理規定可以分作三類，即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國辦事業單位。國辦事業單位由各級政府批準設立，由國務院及各級編制委員會辦公室審查登記，全國有110萬個，編制2850萬人，由于其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和經費來源均由政府決定和財政供給，還很難看作是第三部門，這里暫不討論。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是由民政部門登記管理的。據民政部1996年6月的統計，經過合法登記的全國性社團1800多個，地方性社團近20萬個。由于對社會團體的發展采取了一種嚴格限制的方針政策，已經注冊登記的要清理整頓，新注冊登記的基本上一律不予辦理。因此，自由結社的權利基本上還是象征性的和不完全的。至于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登記管理，民政部門已經制定了暫行條例，但還沒有公布實施，而在市場化的進程中，又涌現出大量的民辦非營利組織，于是一些其他政府部門也開辟了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登記注冊的后門，很多單位成為非營利組織掛靠的上級部門。比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掛靠在北京大學的下面，而天則所則是在科委系統登記的。

　　在中國，創辦和運作非營利組織的具體途徑和辦法五花八門，概括起來，有以下三種：一是由原來的人民團體分化嬗變而來，以中國青少年基金會最為典型。這類組織通常都會依托原來的某個組織機構，其啟動資金和運作人員往往來自原來的組織，因而與母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二是完全由私人出資創辦，天則所可以作為一個代表。這類組織沒有上級主管部門，其資金、人員和活動均由自己決策；三是由個人或社會團體創辦，政府或國有事業單位資助或共同創辦。這類組織都有一個上級主管單位，但主管單位對其管理卻視情況有很大的不同。

　　對于中國第三部門的理論研究也剛剛開始。最近，中國基青會組織和資助了“中國第三部門研究項目”，出版了“第三部門研究叢書”。目前，對中國第三部門的產生和發展提出了兩種理論的解釋，一是利用“市民社會”和“法團主義”來描述和揭示中國的“社團現象”(康曉光，1999)，二是借助于“組織分析的制度主義”所提出的“形同質異”的概念進行分析(沈原等，1999)。其實，對于中國的現實，幾種解釋也許可以互補。市民社會的描述可以解釋私人非營利組織的產生和發展；從“國家法團主義”到“社會法團主義”可以描述政府支持和管制下的社團，而“形同質異”假說則適用于解釋原有組織的演變。中國的事情是復雜的，理論的思考也需要從多方面入手。

　　根據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塞拉蒙教授的理論(1995)，非營利組織有6個基本特征：1)“正規性”，即具有正式注冊登記的合法身份；2)“民間性”，即在組織機構上與政府分離；3)“非營利性”，即不得為其擁有者謀取利潤；4)“自治性”，即能夠控制自己的活動；5)“志愿性”，即在其活動和管理中有顯著的自愿參與的成份；6)“公益性”，即服務于某些公共目的。按此衡量，中國目前符合這6條標準的非營利組織的確不多，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從上述三類組織的情況來看，正規性是必備的條件，作為掛靠單位下屬、不需注冊登記的機構不是獨立的組織；沒有登記注冊的獨立組織是非法組織。而非營利性和公益性則就有了分野，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為了生存，有些非營利組織甚至從事某些營利性活動。至于民間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則差別更大，從明顯的官方背景和政府色彩到完全的私人性質，形成一個光彩奪目的七色光譜。這是中國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一個重要特征。

　　觀察中國的非營利組織，有幾個問題是相當重要的。一是經費來源是否獨立，有無財政撥款，有財政資助的組織，通常就有政府背景，其民間性和自治性就要打一個折扣。二是組織章程的設計和實施，是獨立設計制定，還是按登記部門的標準格式照抄照搬，或者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章法；是照章運作，還是章程是一回事，運作是另一回事。三是領導機構和人員的遴選和更換，是內部獨立選定，還是要報請上級主管部門批準，或由主管部門推薦和委派。四是活動和財務公開性和透明度。由此來看，中國非營利組織的獨立發展和規范運作還要走很長一段路程。

　　三

　　非營利組織或第三部門的成長對于中國社會的轉型和改造及其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許，目前我們對此的認識和估計還很不足。

　　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既是我們的傳統，也是我們的現實。要完成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改造，建立一個區別于和外在于國家的自主而多元化的社會，第三部門的獨立和發展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也是一個重要的途徑。由于立足于大政府小社會、強政府弱社會的現實基礎，由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甚于對經濟生活的控制，第三部門的發展空間很大，發展速度卻相對緩慢。由于第三部門的獨立發展是建立在個人的獨立自由權利得以確立和保障的基礎之上的，是隨著縮小政府活動范圍、限制政府自由權力和規范政府行為方式，完成對國家的改造而進行的。因而，對于21世紀的中國來說，第三部門的獨立發展就帶有根本的性質和決定的作用，其獨立程度和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成為中國社會進步和現代化的標志。

　　在第三部門的發展中，民間非營利研究機構的發展是一支重要力量。作為社會的思想庫，其對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有著很大的影響。這里，我想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實踐為基礎，談幾點感受。概括起來，是實現以下四個方面的轉變。

　　天則所成立于1993年7月26日。經過6年的苦苦經營，不僅堅持下來，而且有了一些發展，去年已經實現經費自給。今年10月，進行了一次重大的結構改革，把學術和咨詢分開，正式成立天則所咨詢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記注冊，完全向商業化方向發展，天則所則變成一個非營利的公眾機構。經過幾年的探索，終于明確了自己的優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樹起了自己的旗子，有了自己的產品，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首先，從學在官府到學在民間。改革前，中國的所有學校和研究機構都是官方機構，經費由財政撥款，人員由國家分配，工作和活動由宣傳教育部門控制和管理。這樣的教育和研究機構不是以學術發展和思想創造為目標，而是以解釋政策、思想灌輸和輿論控制為已任，政府對教學研究機構、教學研究經費和教學研究人員的壟斷和控制，造成了罷貶百家，獨定一尊，輿論一律，思想一致的結果。學者們獨立思考和自由創造的空間很小，既難出現真正的教育家、大師級的學者，也很難出現真正的傳世之作，反而造成了無數學者的悲劇。

　　思想自由是學術之生命。學問之道是求實求是求新之道，來不得半點虛假，容不下絲毫迎合，也與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無緣。要做到這一點，學者必須確立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學問之事為樂，以知識之增長和科學之進步為本。只有獨立的探討，自由的思考，相互的競爭，充分的交流，方能有所成就。這一切，又以民間非營利教育和研究機構的發展為依托。只有非政府非營利教學研究機構的發展，才能為學者們的獨立思考和學術創造開拓出一片自由的空間。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反復證明：“學在民間”。對此，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的大思想家章太炎有過精辟的論述。他在致王鶴嗚的信中寫道，“中國學術，自下倡之者則益善，自上建之者則日衰。凡朝廷所 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膚而止。不研精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方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可見，非官方、非營利教學研究機構是思想創造和學術發展的主要陣地和基本載體。天則所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宗旨，以學在民間為已任，努力使自己成為學者們進行自由思想、自由探索、自由討論的一塊園地。

　　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曾對非營利研究機構的發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自由秩序原理》(1960)中，他把學術自由定義為應當有盡可能多的獨立的研究工作中心，聚集了一批已被證明有能力增進知識發展并專心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士，他們能夠自行確定自己的研究問題，能夠不受約束地闡述和討論已經獲得的結論，而不管這些結論是否符合雇主和大眾的愿望。不僅如此，其研究經費能夠自主自立，因為，對研究經費的控制是科學進步的真正威脅。可見，機構獨立、人員自主和經費自籌是學術自由的必備條件。天則所從成立時候起，就非常珍視自己作為一家民間學術研究機構的身份，沒有為了某些權利和方便而掛靠一個上級主管單位，也沒有為了經費而依附于某個營利機構；它的一切活動都是在國家法律的范圍內，自主決策，自已承擔相應決策的責任和義務。它的人員全部招聘，它的經費全部自籌，一部分來自向社會提供服務的收入，一部分來自國內外機構和個人的損贈。

　　保持學術自由必須實行學術公開。在天則所的成立大會上，我們就確立了開放式辦所的方針，它的一切學術活動和學術討論都是公開的，對國內外以及所有人都是開放的，我們舉辦的150多次雙周理論討論會，既有國內各方面人士的自由出入，也有國外學者和外國在華機構人士的參加。自學術和咨詢分立以后，我們還要進一步使自己的財務公開，接受社會的監督。這樣做一方面有利于在學者之間消除門戶之見，杜絕學閥作風，創造合作氛圍，開展自由討論，另一方面，有利于在學者與大眾、學者與政府之間達成相互的理解和溝通，這既有利于知識的傳播和應用，也可以避免由于誤解而引起的干預和麻煩，既給決策者和實踐家以選擇的自由和承擔選擇后果的義務，也給學者以自由探討的環境和條件。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這樣做還有著一個特殊的意義，它是學者自我保護的一個重要方法。

　　其次，從政治宣傳到解釋世界。為了建立和實行計劃經濟，必須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動統一，于是建立了龐大的宣傳部門和宣傳隊伍，教育和研究部門就成為這支隊伍的一部分，被置于政府的嚴密管制之下，其主要任務也就變成政治動員和思想宣傳。加之長期受經世濟民思想的薰陶和影響，對理論聯系實際的片面化和庸俗化宣傳和理解，以及市場化進程中的行為失范和巨大誘惑，中國知識界并不乏人文關懷，參與意識也很強，缺乏的是獨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認認真真解釋世界者不多，急急忙忙改造世界者不少，很多研究機構和學者定位于幕僚階層和社會活動家，而不是思想庫和思想家，一方面是“奏章學”的泛濫，另一方面是“廣告學”的盛行。因此，中國非營利研究機構的發展還面臨著一個自身的改造。

　　其實，作為思想庫，學者和非營利研究機構的基本任務是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不是直接去改造世界，更不是去從事政治宣傳和思想灌輸，改造世界是政治家以及企業家和生產實踐家的任務，政治宣傳也是政治家和宣傳家的工作。不過，解釋世界的過程本身也是改造世界和影響世界。一是人們都是按照自己的認識行動的，即使一些盲目的和潛意識的行為，也是以其“默會的知識”為基礎的；二是解釋世界本身就是在觀念形態上對世界的建構，而這一建構的過程也是建構者本身被建構；三是話語的作用和話語霸權不可小視，任何一種對世界的解釋都有一套話語，必然會對人們特別是有相同話語的人們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本身就是一種對世界的改造，同時通過這種影響來改變受其影響的人們的行為，更是對世界的進一步改造。這是知識生產者改造世界的特殊方式。天則所目前還比較小，影響也不夠大，但卻是以學術為本，以學問看家，以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為已任，以建成中國的一個思想庫為目標，并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向著這個方向前進。

　　再次，從注解政策到評議政府。在發展中和轉型中國家，政府的作用和影響很大，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的隨意性也很大，政府的非規范行為往往起著逼良為娼的作用，直接阻礙著制度的變遷和經濟的發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力量太小，社會組織太差，形不成對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的應有制衡和監督。因而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往往只有政府一個聲音，而無民間的不同的聲音，研究機構和學者也缺乏獨立性，其注意力集中于解釋政策，并為其尋找理論上的依據。隨著市場化的推進，非營利研究機構的獨立和進一步發展，其與政府的關系就成為一個重要問題，必然會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重要影響。

　　作為思想庫，民間非營利研究機構是“社會的良知”，既要獨立于企業，也要獨立于政府，其對政府的關系就要保持一個超然的立場和批判的態度，既要支持政府的正確作法，也要批評政府的錯誤行為。對于政府的每一個政策決策和管制措施，都可以作出評論，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指出其利弊得失，使其多做善事，少做惡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對政府政策持批評態度，正是非營利研究組織和學者的社會責任。也許有些話目前只能在學術刊物上講，很多傳媒不能發表，但該講的還要講。盡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和官員的行為往往沒有監督和不受監督或者監督非常不力，但隨著非政府機構的發展壯大，就會成為一種制衡的力量，這種情況就會逐漸改變。另一方面，作為思想庫，非政府組織并非反政府組織，獨立學者也不是持不同政見者，也要向政府提供戰略和政策的咨詢和幫助，推動政府實施正確的政策和規范自己的行為。這也是思想庫產生的重要原因和存在的價值之一。在這種互動和博弈中，非政府組織也會找到自己的正確位置，壯大自己的隊伍，成為中國社會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這里，天則所一向堅持一個原則，政治家和企業家有選擇的自由和決策的權力，學者有思想的自由和講話的自由，我們的意見能否被政府接受和采納并不太重要，也不可刻意追求，只要能講話能發表就行，自然會有它的社會影響。我們堅信，學者和民間非營利研究機構的力量不在于政府的態度，而在于思想的力量和邏輯的力量。

　　最后，從孤立封閉到國際合作。中國的非政府組織力量還小，發育更不充分，相互間的聯系不多，與國外的聯系更少，要能夠使自己盡快發展壯大起來，除了在國內的努力以外，發展對外交流和國際合作是一個很重要的途徑。其好處有，一是可以學習國外非政府組織成長和運作的經驗，加快自身的結構調整和改造，從而使自己的管理和運作逐步規范化；二是可以取得國外的資源和資助，增強自己的實力，三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影響。凡發展較快和影響較大的非政府組織大都是這樣做的，很多做得很成功，天則所對此也給予了一定的重視，與國外的一些組織建立了一定的聯系，在天則所的成長和發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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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哈耶克，1962，《自由秩序原理》(中譯本)鄧正來譯，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