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張燕生 萬中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走上了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的道路，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1995年5月，中國政府貿易主管部門的領導宣布，中國將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能與世界通行的貿易制度相接軌的自由貿易制度(吳儀，1995)。接著采取了一系列推進貿易自由化的措施，從今年4月1日起，降低了4997個稅號商品的進口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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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關稅率從35.9%降到23%，取消了176種商品的進口配額，削減配額商品約30%，并決定在今年底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中國貿易管理制度變遷的過程進一步加速，同時也提出了不少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有鑒于此，本文擬對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作出進一步的理論思考，其主要內容包括：(1)有針對性地評述現有貿易理論及其對中國問題的解釋能力，以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2)探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和轉型中的大國，其國際貿易所具有的“可競爭市場”模式及其特征；(3)考察在不同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下，中國參與分享貿易利益的空間范圍、方式選擇及其效率；(4)描述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目標設計、步驟安排和政策選擇。

　　一、現有貿易理論及其對中國問題的解釋能力

　　國際貿易理論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領域的延伸，因而微觀經濟學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傳統就深深植根于這個領域，并集中體現為自由貿易理論，其最主要的規范結論就是，自由貿易是最佳選擇。貿易理論的現代發展雖然沒有否定但卻偏離了傳統貿易理論，從修改其脫離經驗現實的假定中來開辟自己的創新之路。但是，由于這些理論所據以建立的前提假定與中國的現實有一定的距離，因而其對中國貿易問題的解釋能力都存在著一些有待說明的問題。

　　傳統貿易理論認為，國際貿易及其利益的產生在于交易國之間的差異。無論是基于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技術差異的“絕對成本”說(亞當·斯密，1776)和“比較成本”說(大衛·李嘉圖，1817)，還是基于要素稟賦差異的資源配置理論(赫克歇爾，1919；俄林，1933)，都認為實行自由貿易，為一國提供了改善資源配置效率的機會，抓住和利用這個機會，使有限的資源相對集中于比較優勢的行業，就可以用最小的資源投入，通過國內生產和對外貿易兩個系統，既獲得最大的產出，又滿足國內需求。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并不是無條件的。自由貿易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所依賴的基本假定是，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都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這在現實中又是不存在的。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這一點已為新的貿易理論所揭示，并為國際貿易的實踐所證實；目前中國的國內市場距完全競爭的市場還相去甚遠；即使中國實現了經濟的市場化，也不可能出現一個完全競爭的國內市場。更何況自由貿易是以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目標的，而現實中卻是民族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在這個貧富懸殊、經濟實力差距很大、由世界經濟大國決定貿易規則、主導國際貿易的世界上，自由貿易只是一種理想，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行過。因為誰主動、單獨地率先實行，誰就要喪失貿易利益；誰實行了適當的貿易保護，誰就能夠加速發展，后來居上。雖然強國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但那只是要別國開放市場，以便憑借自己的經濟實力占有更多的貿易利益。19世紀中葉，英國經濟實力達到頂峰時，曾通過修改“航海條例”和廢止“谷物法”，提出了(包括鴉片在內的)自由貿易，但在當時同中國的貿易中卻是由東印度公司獨家壟斷。美國和德國的國力不敵英國，分別采取了漢密爾頓(1791)和李斯特(1841)的貿易保護理論和政策，并利用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有利時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趕上和超過了英國。當英國的世界經濟領先地位喪失時，隨即在20年代初通過“染料法”和“工業保護法”，放棄了自由貿易。二戰以后，雖然從1947年開始的日內瓦回合到1995年結束的烏拉圭回合，在關貿總協定的范圍內，通過多邊談判導致了各成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關稅的削減，促進了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但是，當日本、德國以及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依靠適當的貿易保護而迅速地強大起來，在某些方面趕上和超過了美國，在同美國的貿易中占有了更多的貿易利益時，美國又祭起了貿易保護的大旗，既然關稅已經降低，非關稅壁壘就成為主要的保護手段。可見，自由貿易雖然是人們不斷追求而不可企及的理想目標，但是形形色色的貿易保護卻是國際經濟關系的現實。因此，有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制度不是絕對的和完全的自由貿易，而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的有機結合。

　　戰略貿易理論(克魯格曼，1979)是貿易理論在70年代末的重要發展。它借鑒了產業組織理論的最新成果，改變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不僅打破了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假定的束縛，而且摒棄了傳統理論的二維假定，把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統一起來，同時恢復了外部經濟的應有地位。其結果是，一方面強化了自由貿易優于閉關鎖國的傳統規范結論，為貿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釋，即貿易利益不僅來自比較利益，而且來自對外開放產生的規模經濟，使本國消費者能夠低價享受同類產品不同品種的選擇機會。另一方面，對完全競爭市場和常數規模經濟的背離，使市場本身運行的結果處于次優的境地，適當的政府干預有可能改變市場運行的結果，使本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占領市場的戰略性優勢，或者分享外國壟斷企業的利潤，以取得更大的貿易利益，從而使自由貿易政策失去最優的地位。戰略貿易理論為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提供了有效的解釋，對發展中國家貿易制度和政策的選擇也提供了有益的啟示。特別是中國為一個大國，廣闊的國內市場更有利于戰略產業的成長。但是，戰略貿易政策主張實施有選擇的積極的干預，其貿易利益的取得也需要一定的條件。首先，戰略貿易理論和政策的實施有賴于正確的產業政策相配套，戰略產業的確定以及保護方式、保護力度和保護時限的選擇就成為問題的關鍵。這一切如同實施理想的計劃一樣，要求政策制定者掌握足夠的信息；其次，戰略性貿易使政府的政策操作成為一種博弈，博弈對手的策略選擇很難料定，政府的效能直接關系到貿易的成敗；再次，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必然會引起不同利益集團的尋租活動，后者造成的效率損失有可能超過該項政策所能帶來的好處。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階段，其經濟結構決定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主要地還是一種部門間貿易。

　　與此同時，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遷之中，制度的扭曲和行為的失范，刺激了各種各樣的尋租活動，削弱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作用和效率。

　　新增長(貿易)理論是一個涉及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和產業組織等多個領域的邊緣理論，其關注的中心是技術創新、技術轉移在國際貿易格局變動及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決定作用。該理論以熊彼特的技術創新理論(1934)為基礎，被稱為熊彼特主義，其直接形成源自于弗農描述的“產品生命周期”(196)假想，認為每一種產品都經歷了一個在發達國家發明、出口、轉移到不發達國家、再向發達國家出口這樣幾個階段，進而構造了貿易動態均衡模型。如果說，傳統貿易理論和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的“新”貿易理論較好地說明了靜態貿易格局，而不能滿意地解釋國際貿易格局隨時間的變化，不能回答諸如“創造”比較優勢、貿易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那么，新增長(貿易)理論則著重于解釋動態貿易利益的問題。由于該理論考察了技術的外溢問題，說明了發達國家的“夕陽”工業在發展中國家低生產成本的貿易競爭中衰落是一種必然現象，因而發達國家的選擇在于不斷開發新產品，而發展中國家的選擇在于引進外資，加速技術進步，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貿易條件，以及保持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利于知識技術的國際傳遞。在這里，技術進出口政策的選擇有著重要作用。這一理論對于我們有著多方面的啟示，如只有不斷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力素質，才能加速技術吸收和技術轉移；有效地吸收適合本國資源條件、要素價格的勞動密集技術，促進本國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迅速轉換和升級；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的大國，參與國際貿易主要不在于擴大市場，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布極不均衡的技術人力資源從事技術創新的成果(王建業，1989)。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跨國公司是技術轉移的最有效的載體之一，它既可以打破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的限制，也可能造成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控制。這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張平，1995)。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各種貿易理論都有其真理成份，也都有其歷史的局限，其對中國的貿易問題既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也有一些解釋不了的問題。因此，考察中國的貿易問題需要博采眾說之長，并作出自己的創造。

　　 二、中國國際貿易：一個“可競爭市場”模式

　　可競爭市場理論是鮑莫爾(W.Baumol，1982)等人提出的一種產業組織理論，它與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該理論認為，規模經濟使完全競爭不可能存在，但是，只要允許自由進入，即使一個產業部門只有少數幾個生產者，也足以使價格接近邊際成本。在學術界的進一步討論中，上述的理論分析深入了一步，即區分為幾種不同的情況。如果該產業的進入壁壘很高，新生產者的自由進入雖然可以使價格下降，但不會接近邊際成本，進入者也要付出成本；如果該產業是自然壟斷行業，自由進入使價格降至邊際成本，就會發生虧損；該理論只適用于進入壁壘較低的產業，這樣，自由進入就會形成收益遞減，從而使價格接近邊際成本。楊曉凱在評述這一理論的基礎上力圖推進貿易理論。他認為，可競爭市場理論的可貴之處在于，強調了自由進入和卷入市場商品的增加會加劇競爭，盡管生產同類商品的廠商因規模經濟而很少；但是卻沒有區分勞動分工經濟和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是對企業而言，而基于專業化經濟的分工和交易費用，卻可以用來解釋企業制度的演進以及技術與經濟組織結構之間的關系。當分工的好處和交易費用之間的消長關系達到邊際收益等于邊際費用，而自由進入又沒有固定費用時，就會形成一種帕累托最優式的競爭均衡，它不但決定了資源的最優配置，而且決定了一個最優的經濟組織水平，后者可以用均衡的貿易依存度(貿易額對收入的比率)來表征(楊小凱，1992)。

　　本文使用“可競爭市場”，意在用其描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和轉型中的大國，其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管理制度變遷的模式所具有的特征。雖然前述的很多思想都會進入我們的分析，或者對我們的分析有所啟示，但是，本文的考察自有其獨特的含義。

　　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開放與小國的開放不同，其貿易的模式也就完全兩樣。由于國內市場狹小，小國的開放可以實行貿易推動的外向型模式，把開放的目標主要放在擴大市場范圍方面，國內經濟的發展和貿易制度的安排，均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為轉移，但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對國際市場的影響都不會太大。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擁有廣闊的國內市場，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是內需型的。但這決不是說中國不需要擴大開放，相反卻恰恰表明中國更需要擴大開放。因為只有在開放中，中國的大國優勢才能充分發揮出來，其所具有的缺失才能得到彌補，其發展的困難才能得到克服，經濟發展及其制度建設才能走上健康的軌道。這不僅有百多年的歷史教訓，而且有近十多年發展經驗的支持。不僅如此，這也表明中國的開放和對外貿易，其主要目的不在于開拓國際市場，而在于拓展和提升國內市場，即借助于進入國際市場，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并通過國際競爭的考驗和磨煉，改造我們的經濟貿易及其制度安排，提高我們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能力。與此同時，廣闊的國內市場也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了巨大的回旋余地。現在，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在一些方面已經顯現出大國模式所具有的性質。這既是中國手中的一張王牌，也是一個巨大的陷阱。本文的討論就是立足于這一基點之上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中國的貿易額僅占世界貿易總額的3%左右，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因而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容量仍然具有潛在的性質。中國的市場需要擴展，而且需要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競爭中并且依靠競爭來迅速擴展。同樣，中國的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也表現出發展中國家的性質和特征。在進口產品中，機械設備占39.9%；在出口產品中，紡織、服裝、鞋帽、箱包、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約占37%，且出口市場比較集中；同時，加工貿易占40%以上。這是由中國產業結構的性質和狀況決定的。因此，中國的產業需要升級，中國的貿易也需要升級。這種升級也需要在開放和競爭中實現。也就是說，中國市場的擴展和提升，中國產業和貿易的改造也就具有了可競爭的特點。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也是一個處于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中的大國，其轉變的方向是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因而，中國目前的變遷過程就是在創造一種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大國模式。這就增加了變遷過程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首先，中國的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推進是極不均衡的，有些部門、有些方面、有些地區相對較快，有些則相對較慢，有些是大國特有的問題更需要特殊處理。例如，作為一個12億人口的大國，糧食貿易的自由化就是一個有很大限度的問題，貿易自由化在短期內所產生的再就業壓力，也直接決定著自由化的速度和方式的選擇。其次，在制度變革過程中，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應當而且需要相互適應。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內需主導型的大國，貿易自由化的方式和步驟如何選擇才能達到這種適應，也與小國有著不同的要求。如進出口自由化的次序、程度和方式就會有所區別。再次，中國貿易的自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與國際規范接軌，另一方面，又需要實現其本土化改造，不僅要創造出與大國模式相適應的形式，而且要尋求符合中國國情的具體形式。所有這一切必須而且只能在開放和競爭中完成。這既是一個逐步前進、不斷積累的過程，也是一個自然演化和瓜熟蒂落的結果，因而也是一個可競爭的過程。

　　作為一個大國模式的貿易自由化，中國的貿易的改革和發展所面臨的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因為，國際貿易主要是類似而不同樣的工業品之間的貿易，一方面，各種產品類似而又有一定的替代性，從而相互競爭；另一方面，產品的差異和特性，又使其具有一定的壟斷性。與此相適應，各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國內市場呈現出一種壟斷競爭的結構，三、五個大的生產廠家幾乎提供了內需和出口所需要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產品。與此不同，中國的工業品生產和貿易，一方面是某種形式的政府壟斷，另一方面是眾多生產者和經營者達不到經濟規模的過度競爭。這兩種情況都是沒有效率的。中國貿易的自由化改造，也需要通過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競爭，形成一種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這樣，中國的大國優勢才能發揮出來，一方面可以在國內市場上與外國的大跨國企業抗衡，另一方面，也可在國際市場上與之一爭高下。可見，面對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市場擴張也必須是可競爭的。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其所以沒有采取現有國際貿易的某一種理論和政策，而提出和運用了產業組織理論中“可競爭市場”的概念，意在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和轉型中的大國的實際出發，堅持經濟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方向，博采各家之長，特別是其適用于我的部分，將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來解釋中國的國際貿易，借以構造國際貿易的中國模式。

　　中國的對外貿易及其管理采取“可競爭市場”的模式，其所遵循的第一個原則和具有的首要特征是自由進入。因為，自由進入是“可競爭市場”的基本條件，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能與世界通行的貿易制度相接軌的自由貿易制度的應有之義。中國的改革正在逐步打破政府在這方面實行的壟斷和管制，不斷淡化貿易活動及其背后的官方(包括地方政府)色彩，減少以至取消貿易的創匯動機和實物動機，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實現匯率的自由化。這一切都是旨在為自由進入創造條件。

　　其次，中國“可競爭市場”的第二個原則和特征是，發展專業化分工經濟和規模經濟，借以增大進入交易過程的產品的數量，從而促進和加劇市場競爭過程。目前，中國的很多產業，如家用電器等，正面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正在從生產擴張走向生產集中，一方面形成了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增大了產品交易的數量，降低了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另一方面，促進了專業化分工的發展，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貿易的依存度。

　　再次，中國貿易“可競爭市場”的第三個含義和特征是，依托于巨大而潛在的國內市場，把技術知識的貿易擺在優先的地位，在市場換技術的交易中，一方面借助于開放國內市場和適當而有效的保護相結合，接受國際產業轉移，促進國內產業升級，開發國內市場，另一方面拓展國際市場，在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過程中，以出讓部分市場為代價，打破跨國公司的技術控制。從而在競爭中，使國際貿易和國內經濟相互促進，相互補充，不斷提升。

　　 三、中國如何分享貿易利益

　　從第一節的評述中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貿易理論的共同任務在于對貿易利益作出解釋。然而，這一問題包含著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貿易利益的產生或創造，二是貿易利益的分配或實現(任烈，1995)。這是兩個既有密切聯系又有很大區別的問題。傳統貿易理論的根本缺陷在于，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貿易利益是怎樣產生的，卻沒有說明貿易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因為在自由貿易和完全競爭的假定中，這個問題是自然而然地解決的。戰略性貿易理論和新增長(貿易)理論雖然涉及到貿易利益的分配問題，但也沒有將其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予以討論。其實，各個主權國家參與國際貿易，都是為了在同量的貿易之下，獲取盡可能多的貿易利益，或者是用盡量少的貿易，獲取同樣多的貿易利益。不論是國際上有關貿易的雙邊和多邊協議，還是各個主權國家在對外貿易方面作出的安排和進行的管理，所直接涉及的都是貿易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這些協議和安排的產生和形成都是討價還價和利益博弈的結果，各種保護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不過是有關各方參與貿易利益分配的手段而已。這就是各個國家都在一面講自由貿易，一面實行保護貿易的原因，也是現實的國際貿易既不是純粹的自由貿易，也不是完全的絕對保護(即閉關鎖國)，而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在不同情況下和不同程度上的結合或均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貿易管理方面的區別也在這里。

　　貿易利益的分配及其爭奪不僅有一個區間，而且是圍繞著貿易條件進行的。國際貿易作為一種合作和交易，其所產生的合作剩余就是貿易利益，貿易條件就是分享合作剩余的比例。如果說，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等一方面決定了貿易利益，同時也為貿易條件的決定奠定了基礎，那么，貿易保護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通過改變貿易條件，決定貿易利益的分配，進而影響到貿易利益的創造。

　　目前，在世界事務和世界貿易中，仍然是經濟發達的大國起著主導作用，現行的游戲規則主要是發達國家制定的，現有的貿易秩序也更多地體現了占優勢地位的國家的利益。沒有哪個國家會以犧牲自己的貿易利益為代價，出面保護弱者的利益，盡管任何一種貿易活動和貿易安排都會對第三者產生外部效應。不僅如此，發達大國的行為方式是以實力代替規則，當規則對其有利時就執行規則，當規則對其不利時，就違背規則或單方面修改規則，如以雙邊協定代替多邊協定，以區域性安排代替全面開放，以國內法代替國際法，等等。這就告訴我們，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絕對的公正和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一方面，正是由于窮國和弱國的合作和制衡，才形成了某種世界秩序，否則，這個世界還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另一方面，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和一定的保護，就會象有的經濟學家感嘆的那樣，“帕累托最優可能是座地獄”，自由貿易對一些國家的很多產業意味著一場災難。

　　既然如此，發展中國家要求改變現行國際經濟秩序，建立真正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呼吁，既是正當的和合理的，又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參加進去，按照現有的游戲規則去玩，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機會，使自己強大起來。當自己進入發達行列，再來設法修改游戲的規則。現在的問題是，在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條件下，中國能夠選擇何種方式參與貿易利益的分配。

　　(1)多邊協定。關貿總協定(GATT)是二戰后貿易自由化運動的產物，在其運行的46年中所進行的8個回合的貿易談判都是多邊談判，所達成的貿易協定都是多邊協定。從1995年元旦起，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接續關貿總協定的工作，雖然在管理上會有所加強，但其基本的行為原則和思維方式仍然是多邊談判和多邊協定。很清楚，多邊協定是各個國家在保護自己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妥協的產物。如果一方不同意，協議就很難達成。為了達成協議，關貿總協定設有很多“灰色區域”和“例外條款”，這就為各國在遵守基本協議的情況下留下了很大的活動余地。為了獲取自己的貿易利益，中國可以充分利用多邊談判和多邊協定，一方面以一定的妥協和讓步爭取同情者和支持者，來換取和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強在“灰色區域”的活動，充分運用各種“例外條款”來擴大和保護自己的利益。

　　(2)雙邊協定。雙邊協定是兩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安排，中國進出口結構和市場的局限性，決定了中國在同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的雙邊談判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地位，而中美簽署的雙邊協定，又為日本和歐共體國家等提供了“搭便車”的機會和條件，從而使我們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中美關于市場準入和知識產權的雙邊協定就是如此。由于沒有其他的力量和矛盾可以利用，中國往往不得不基本接受或全盤接受美方的方案。因而應盡量減少雙邊談判和雙邊協定。如果不得不進行雙邊談判，也應當設法利用其對第三者產生的外部性，與此同時或在此之后，進行有針對性的另一種雙邊談判，充分利用中國的市場優勢，引入第三種勢力。如與美、歐的飛機交易。

　　(3)區域性貿易安排。區域集團化趨勢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從區域自由貿易(關稅對外統一，對內不統一)、關稅同盟(對內對外統一關稅)，到經濟和貨幣同盟(貨物、人員、技術、資本一體化)是全球貿易自由化受阻后的一種次優選擇。除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以外，區域性貿易集團以水平分工為基礎，以區域內的開放性和區域間的排他性為特征，其開放和保護均具有相對的性質。但是，其對內的貿易自由化和對外的某種保護卻促進了全球貿易的增長，其貿易創造大于貿易轉移。不過，集團外國家對區域集團貿易的增長幅度小于集團內國家。從世界各種力量分化和整合的前景出發，在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初，這種具有相對開放性的區域集團化趨勢還會繼續發展。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也應充分利用貿易發展的集團化趨勢，即使不能參與某種區域性貿易安排，也應注意發展與各種區域性組織的對話和交流，消除不必要的誤會，減少貿易摩擦，從中得到溝通和達成諒解，進而增加中國與這些區域性集團的合作和貿易。

　　(4)國際法和國內法。在目前的國際關系中，美國人的行為方式是，國內法優于國際法。即在與別國的交往中，如果出現對美國不利的情況，美國就援引國內的有關法律行事，即使這樣做有違國際法的有關規定以及美國與他國的協議和對對方的承諾。最近一個時期，美國經常搬出超級301條款對其他國家實行貿易制裁就是一例。對此，我們應當采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態度和做法。首先，我們要明確反對美國的這種大國強權行為，堅持在國際事務和國際貿易中按照國際法優于國內法的原則辦事。因為既然是自己簽署的協議和做出的承諾，就應當不折不扣地執行和實施，即便這樣做對自己不利，甚至會招致某些損害，或者由于條件的變化，原來的協議和承諾已經出現明顯的不合理現象，那就應當提出來與對方或有關各方協商討論，重新議定，而不應當以強凌弱，依據國內法律單方面行事。否則就會加劇國與國之間的摩擦和沖突。其次，當別國違背國際法優于國內法的原則，按國內法單方面行事時，應當針鋒相對，捍衛自己的利益，不應再恪守原來的協議和承諾，捆住自己的手足，使自己處于不利境地。為此，需要加快我們的貿易立法和涉外立法，培養一支高水平的國際貿易律師和執法工作者隊伍。

　　四、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目標、步驟和政策設計

　　指出自由貿易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面臨的挑戰和貿易保護在分享貿易利益中的作用，決不意味著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應當停止，而是在推進的方法和步驟上應當注意把握。此外，申明這一點也與我們研究這一問題的方法有關。我們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對中國貿易保護的成本進行了計量分析，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政策結論，在國內尚屬首例。①對此，我們將專文討論。為了計算的方便，我們選擇的基準點是自由貿易。這種基準點既不是我們的現實，也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一種理想狀態。由此出發，我們就可以利用可計算的局部均衡模型來估算貿易自由化的最大收益(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如此)，而不意味著我們沒有認識到完全的貿易自由化之不切實際。其實，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推進中國的貿易自由化進程，擴大開放，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唯一正確的選擇。

　　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進程應當根據自己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實際和要求不斷推進，外國的阻撓和壓力既不能動搖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心，也不能迫使中國作出損害自身根本利益的讓步。應當清楚，限于自身的條件，中國目前與國際慣例接軌暫時還接不上，中國也沒有能力承擔發達國家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目標不能靜態地鎖定于某一點，而要根據中國的經濟發展、競爭能力、改革進程來動態地加以調整。在本世紀末，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目標應定位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在下個世紀中葉，經濟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以后，中國貿易自由化的目標才能定位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并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在這個過程中，還可根據實際情況作出進一步的細分和調整。

　　中國在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中，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選擇和沖突將突出地表現出來，保持國際競爭的壓力與扶植戰略產業的發展兩種要求在政策上如何具體地達到統一？在開放閘門不斷提升的過程中，我們面對的不僅是外國資本、外國商品的競爭壓力和沖擊，管理、技術的擴散和示范效應，而且還有進口推動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問題是開放閘門不斷提升的節奏如何把握？即中國貿易自由化推進的速度如何控制？節奏過慢，一方面，幼稚工業對國際競爭壓力感受不深，導致其永遠也長不大，同時不利于發揮國際市場對國內市場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國內外市場阻隔較多，進出口增長受挫，既不利于國內的經濟增長，也不利于發揮中國在國際經貿關系中的作用和影響。節奏過快，對國內產業的沖擊又可能是毀滅性的，且不說國內工業需要相當大的市場容量以維持規模經濟和就業水平，僅僅糧、棉、油、糖的種植就可能因“谷賤傷農”而影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戰略重要性，造成嚴重的就業問題和動搖社會穩定的基礎。因此，中國貿易自由化的過程必須有控制地推進。

　　調節貿易自由化的節奏有兩種思路：一是根據政府已經簽定和準備參加的國際協定的要求來決定貿易自由化的節奏，我們稱此為協定主導型。其問題在于，國際經濟的復雜性及其變化的不確定性很難預知，其他簽約方遵守和履行協定的情況也很難預知，國際協定規則的制定和調整受某些大國操縱，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不斷改變中國進入的門檻。此外，根據國際協定來控制貿易自由化的節奏，有時會束縛我們推進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二是根據改革和發展的需要自主安排，直接服務于促進體制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他考慮均處于從屬地位。我們稱此為自主安排型。因為只有自主安排，主動調節，加速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才能在持續、快速、健康的經濟增長中實現中國幾代人的強國夢。為此，必須大幅度降低關稅總水平，縮短進口稅收政策性減免的寬限期，進而取消名目繁多的進口稅收優惠政策，創造一個大體平等的競爭環境；同時對某些規模要求高的產業作出特別安排。例如，對于小轎車的生產，應明確降低整車進口稅率的時限，在大幅度降低整車進口稅率的同時，對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一方面保證重點，一方面綜合利用關稅和非關稅手段促使其他生產廠家走向聯合和配套生產，盡快實現規模經濟，一旦時機成熟，即行取消保護，實現貿易自由化。對于有利于促進中國科技進步、人才培養的商品和高技術貿易，貿易自由化的節奏應盡量加快，以實現“市場換技術”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