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曙光
經濟發展和國家興衰問題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永恒的主題。在現代經濟學中，除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以外，討論這一重大主題，并形成自己獨立理論體系的有兩個著名代表：一個是諾斯教授的理論，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興起》和《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另一個是奧爾森教授的理論，其代表作是《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興衰探源》
。而《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體制改革》(以下簡稱《奇跡》)，提出了一個新的不同的分析框架，推進了這一理論的研究。三個理論分析框架所依憑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前提，即理性行為假定，所使用的都是現代經濟學的規范和方法，所得到的基本結論都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都對這一主題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解釋。因此，對這三個理論分析框架作一比較分析，是很有意義的。
林毅夫等人的理論是從考察中國經濟的發展中提出來的。近十多年來，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以年平均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各國和很多大的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中國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創造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所謂“中國模式”。一個擁有十二億人口的東方文明大國再次走上興盛和發展之途，其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傳奇色彩。對中國奇跡作出有理有據、令人嘆服的解釋，在理論上可以說是一個創造和進展。《奇跡》就是如此。
《奇跡》概括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歷史和現實，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矛盾運動過程。作者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是作為外生變量由政府主動選擇的；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是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的(因為，在一個經濟發展水平很低、資本極其缺乏的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以降低資本形成的門檻；在這樣的宏觀政策環境下，市場機制無法使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只能采取計劃和行政命令配置資源的體制，而為了保證計劃任務的完成，只能采取集中統一的微觀經營機制)；而當今的比較優勢戰略是戰略轉型的方向和體制轉軌的目標；已經出現的增長奇跡，是由于在調整微觀經營機制和放松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方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而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為過去受壓抑部門的增長創造了資源條件；而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以及改革周期的發生，是由于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相對滯后；進一步的選擇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為中心，完全放棄“趕超戰略”，加快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這一分析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做到了歷史和邏輯的有機統一以及改革和發展的巧妙結合。
諾斯教授的理論是從考察西方的經濟史中得到的。在諾斯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中，產權理論和國家理論是兩個主要的基石，諾斯教授把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說明了經濟增長和經濟衰退的根源，對人類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新的解釋。
有效率的產權是經濟增長的基礎，而國家的行為選擇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任何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中，不論是否承認財產所有權，都是以某種產權體系的存在和作用為特征，區別在于不同的產權結構在保障個人或集團實施權能和獲取利益方面的專一和有效程度不同。一個社會的所有權體系如果能夠明確規定個人的經濟自由權利，并對之提供有效的保護，就能減少個人活動和努力的成本和費用，增加獲利的可能，使個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這樣就能增大經濟激勵，使整個社會更富于創造精神，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反之反是。然而，任何一種產權結構的建立都必須有國家的參與，都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博弈過程。作為一個合法使用強制手段且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機構，國家處于建立和保護產權的地位，國家活動的規模經濟特征，使得由其提供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基本規則，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因而，個人要求并愿以一定的權利限制和利益損失為代價，來換取國家的服務；但是，這種代價以不超過建立和行使產權增加的收益為限。國家既可以此為限，確認個人經濟自由權利，建立起有效率的產權結構，也可以超過這個限度，侵害個人權利，建立一種能夠最大化自己的短期利益但卻是無效率的產權結構。國家究竟采取何種行為選擇，取決于來自社會和外界的壓力和約束，包括作為選民的個人的態度、統治者的國內競爭對手和競爭國家的壓力。至于意識形態，其基本功能是使個人和團體的行為方式理性化，成功的意識形態能夠通過人們對制度公平的認同減少“搭便車”行為。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尼德蘭和英格蘭的成功以及法國和西班牙的失敗，正是由于前者形成了比較強大的市民社會，約束了國家的行為，因而建立了有效率的產權結構，實現了經濟增長，后者出現了國家權力的過分擴張，侵害了個人的權利，建立了無效率的產權，因而在競爭中敗北。
諾斯理論提供的解釋具有根本的性質。用這一理論來考察中國改革前后的經濟發展，仍然可以說明很多重要問題。改革前，中國經濟發展的績效其所以不夠理想，其所以未能實現趕超的初衷，就是由于國家當時建立的產權制度，不僅其建立和行使的成本超過了它的收益，而且在于它無法阻止甚至是鼓勵了“搭便車”行為。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出現，就是由于著手建立和發展一種有效率的產權結構，逐步縮小了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距，增大了整個社會的創新激勵。事實上，注重產權改革和企業改革的經濟學家也是這樣思考問題的。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因為，說明了這一問題，只是提出而不能解決產權改革的任務。只有從理論上說明了改革前為何和怎樣建立了那樣的產權制度，而改革又為何和如何形成了今天的產權結構，才能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在解釋這一問題上，由于面對的具體對象有很大不同，諾斯教授的理論也需要有所發展。因為，我們不僅要說明非國有產權的自然發育，還要解釋從國有產權向非國有產權的轉變；不僅要說明各種產權形式的創造和作用，而且要說明各種社會力量的成長及其與政府的博弈過程；不僅要說明計劃權利的重新界定和交易，而且要說明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和實施；不僅要說明合約方式的變化，而且要說明基本法律制度和行為規則的重建。所有這些問題有些是諾斯不曾遇到，也不曾提出討論的，卻是我們直接面對、必須給予回答的，但是，卻被作者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奇跡》雖然把微觀經營機制作為一個重要的解釋變量，用以說明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但并未明確提出產權問題，而且從整個行文來看，這個問題似乎并不重要，只要轉變了發展戰略，在現有的產權結構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例如，在討論微觀經營機制的改革時，《奇跡》只考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未提及其他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在討論改革的成就時，《奇跡》雖然把非國有經濟和鄉鎮企業作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依靠力量，也只是認為“管理體制的放松，為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和按付出的有效勞動進行分配的激勵機制，使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并未討論這方面進行的產權制度創新究竟發揮了什么作用。《奇跡》多次討論國有企業的改革，但都沒有從產權制度方面提出問題，自然也就解釋不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
奧爾森教授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解釋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提出了一種獨特的分析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框架。奧爾森的理論和方法是以集體行動的內在矛盾和固有邏輯為基礎，以分析利益集團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為主線，認為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根源取決于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并據以對戰后很多國家的興衰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著大大小小、各色各樣的利益集團。在利益集團，特別是大型利益集團中，一般不是依靠提供集體利益來取得其成員的支持，而是依靠所謂“選擇性刺激手段”的懲罰和獎勵作用，根據其成員的貢獻來決定是否向其提供集體利益。由于個人行為的理性特征和集體利益必須分配給集團的所有成員的性質，決定了有選擇性刺激手段的集團比沒有這種手段的集團更易于采取集體行動，較小的集團比較大的組織更易于采取集體行動。由于利益集團的結盟性質和排他特征，或者組成卡特爾，為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必然阻礙技術進步、資源流動和合理配置，或者進行院外活動，擴大政府管制，提高利用法律、政治和官僚主義以及通過討價還價和復雜協議而獲利的報酬，這一切都會增加社會交易成本，降低社會經濟效益，因而，利益集團的活動不能增加而只能減少社會總收入。所以，利益集團的發展和強大就會阻礙經濟增長，利益集團的削弱和重組也會促進經濟增長。戰后的德國、日本，由于動亂、戰爭和被占領，使得特殊利益集團銳減，在建立了自由和穩定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生產有了相當迅速的增長，出現了“經濟奇跡”。而穩定和和平使英國的利益集團持續發展，形成強大的利益集團網，造成了英國經濟的衰落。瑞典和挪威雖有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其主要利益集團都是高度綜合性的，可以更多地使用各種刺激手段，在內部消化由于低效率政策而付出的成本，傾向于以最小的社會成本進入收入再分配，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西歐共同體的建立及其各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是由于實行了貿易自由和要素流動，而且是由于管轄權的統一使利益集團的壟斷和影響受到限制。印度雖然奉行了自由貿易政策，但由于以種姓等級制度為特征的利益集團的抑制作用，阻礙了其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美國各州的經濟發展及其與特殊利益集團人數相關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理論。此外，這一理論還能說明宏觀經濟行為隨著時間而發生的變化，進而對滯脹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解釋。
奧爾森的理論不僅具有獨特的分析角度，而且具有很大的應用價值。用這一理論來考察中國改革前后的經濟發展，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認識。改革前的國有經濟和重工業部門也許是中國社會中最強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團，政府是其利益的集中代表。(也許，有人會以國有經濟的普遍性為由否認這一點，或者認為即使如此，也是一個綜合性的利益集團，必然以社會利益為重，其實不然。在我國，生活和活動于國有經濟部門的社會成員并不多，重工業部門的人數就更少)。因而，當時的中國政府也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并不是全社會利益的代表，而是一個特殊利益集團。不同之處在于，當時的政府不僅具有一般自然壟斷的性質，而且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經濟的壟斷權，并與此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作為一種特殊利益集團，其主要職能在于重新分配而不是更多地創造國民收入，這就會改變全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在更大的范圍內引起效率和產出的下降；政府對一般經濟活動的壟斷，造成了價格和工資的相對固定以及向重工業部門的傾斜，阻礙了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合理配置；政府決策的遲緩，議事日程的繁忙，造成接受技術進步和經濟變革的滯后。所有這些直接影響著社會經濟發展動力的分布和發展方向，使得我國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與所付出的巨大代價相比，其收益相對較小。分權化改革削弱了中央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力量，形成了地區之間相互競爭的局面，改變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安排；國有部門地位的削弱和相對勢力的下降，造成了資源的自由流動，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實現了經營決策從政府公共決策向個人和企業私人決策的轉變，縮小了政府活動的范圍，弱化了政治統治，部分消除了自由進入有利領域和迅速采用新技術的障礙。這一切就造成了近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的活躍局面。中國的實踐證明，戰略選擇和改革決策既直接關系到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又是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和公共選擇過程，利益集團分析自然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但是，奧爾森從利益集團一旦產生就會長期存在，不會自行消滅出發，崇尚社會變革的激進方式而忽視漸進式改革，似乎也有某些片面性。不僅如此，利益集團的形成和發展也有一個過程，當其是針對原有的利益集團，旨在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而開始形成時，也許在客觀上會采取某些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行為和活動。特別是處于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某些新興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活動有利于市場制度的發育。《奇跡》在說明漸進式改革有利于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之間的平衡時，借用了一個“投票模型”，實際上運用的就是利益集團分析，但卻否認利益集團的存在；在說明“趕超戰略”的選擇和改變、改革措施的選擇和改革周期的發生等問題時，大多是社會成本和社會收益的總體分析，而缺少對不同利益主體和利益集團活動的具體考察。于是，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是：政府的選擇和決策不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而是以社會利益為據，不是出于博弈中力量的對比，而是由于對問題的認識。這樣，即使作者的分析沒有偏離自己的假設前提，但總感到很多地方有待挖掘和深入。
從以上的比較和分析可以看出，諾斯的理論以產權的形成和變遷為基礎，奧爾森的理論以利益集團形成和作用為核心，而《奇跡》的理論則以戰略選擇為前提，三者各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考察重點，都對所論問題提供了自己的解釋，因而各有自己的長短。如果說諾斯的理論和奧爾森的理論著重于微觀的分析，那么，《奇跡》的理論則著眼于宏觀的把握，如果說諾斯的理論集中于基本制度規則的構造，奧爾森的理論專注于集體行動的分析，那么，《奇跡》則把政府政策方向的選擇放在首要地位。可見，三種理論并不是互相對立和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互補的。其差別的產生也許與它們各自考察的具體對象不同有關。諾斯和奧爾森考察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家興衰，而《奇跡》討論的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其面對的條件和環境有很大的差別。諾斯面對的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和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自然要把基本制度條件作為自己注意的中心，國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正是通過提供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和合作的基本規則表現出來的，因而諾斯的國家理論，強調的與其說是國家的獨立行為，不如說是其在相互博弈中作出的選擇。奧爾森討論的主要是發達國家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的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這時產權問題已經解決，基本的制度條件已經具備，國家制度及其活動也大致定型，社會各個利益集團的活動突現出來，它們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直接影響和決定著社會發展動力的分布和方向，因而對其行為和作用的考察，就成為說明經濟增長和國家興衰問題的一個重要關鍵。《奇跡》面對的是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經濟增長的道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制度條件以及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差別很大，其經濟發展的成功除了基本的制度條件以外，主要在于政府自覺不自覺地抓住了自己的優勢，遵循了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其經濟發展的失敗均在于政府力量過于強大，人為地拋棄了自己的優勢，超越階段、揠苗助長的結果。這就是《奇跡》把分析的焦點對準了發展戰略選擇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