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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1996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在相對平穩的情況下運行，經濟增長率雖然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繼續保持在9%左右，通貨膨脹率從上年的14·８%降至7%以下，基本達到了政府年初提出的宏觀調控目標。與此同時，企業效率不大理想，虧損增加。于是，很多人作出“宏觀好，微觀不好”的判斷和結論。其實，未必。宏觀也不見得就那么好，微觀也不見得就那么
差。宏觀經濟穩定與否，不能只看通貨膨脹的高低升降，還要觀察就業狀況和失業率的變化，直到目前為止，失業問題尚未進入宏觀經濟決策者關注的視野。不僅如此，經濟增長雖然保持了較高的速度，但是，需求不足，銷售不暢，庫存增加，也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更何況我們將要提出和討論的沖擊和陷阱的問題。這就說明，對于宏觀經濟運行也不可過于樂觀。至于微觀經濟狀況，的確問題較大，但也有另一個方面。在目前的制度條件下，由于約束制衡機制尚未真正形成，內部人控制，代理人操縱賬目的問題也很普遍，企業盈虧是個很難講清楚的問題。即使如此，由于效率低下，虧損增加，使得企業的破產、購并加速，產業重組和結構調整有了壓力和轉機。這也是經濟緊縮時期真正應當做和能夠做的事情。
鑒于目前的經濟狀況和政治形勢，特別是連續兩年農業豐收，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貨幣政策的逐漸松動，以及面臨香港回歸和15大的召開，1997年的經濟增長將會回升，但不會有太大的波動，仍然會保持一個相對平穩的局面。這可能是目前達成的一個社會共識或者形成的一種普遍預期，反過來也成為促成這種局面得以保持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對于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一些根本問題，必須認真研究，謹慎對待，妥善處理，才能有效地推進中國的現代化事業。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也是一個處于制度變革和社會轉型中的大國。雙重的變遷及其交互作用，直接決定了中國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這里既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利用，也可能帶來嚴重的沖擊，甚至存在著一些巨大的陷阱。雖然宏觀分析的對象是經濟的短期運行和波動，但是決不能目光短淺，就事論事，必須胸懷全局，抓住關鍵，著力當前，放眼長遠。這里，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注意。
第一，體制的摩擦和變革的沖擊。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經濟運行的制度背景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既不是改革前的集中計劃的公有制經濟，也不是改革初期形成的分權化的公有制經濟，而是一種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平分秋色、相互爭奪的二元混合體制。在這一制度背景下，經濟變量的決定方式也與以前不同。從單一的收入分配決定需求形成，變成收入分配和收入支出共同決定需求形成，不僅財產收入和勞動收入的分割是一個決定的要素，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財產收入又分割為公共收入和個人收入，勞動收入也分割為正規收入和非正規收入、貨幣收入和實物收入。不僅個人資本投資和法人資本投資迅速增長，大大超過了政府投資，在投資需求形成和經濟增長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非正規收入的高速增長也成為決定消費需求和影響投資需求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存量結構調整受阻，成本隨供給的增加而上升。這一切，就使得當前的宏觀經濟呈現出高增長、高通脹和高失業的基本格局和態勢。盡管今年的通脹率有所降低，但是，只要國有經濟的改革沒有取得突破，政府挽救和扶持國有企業的方針政策不能改變，來自體制方面的通脹壓力就依然存在，失業的威脅也難以緩解。相對平穩的經濟運行也是暫時現象。
第二，農業的壓力和城市化的沖擊。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二元結構轉換產生的沖擊和壓力是影響中國經濟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人口規模太大，糧食等農副產品的供求始終是個重大問題。17年來，隨著糧食供求的變化和農產品等基礎產品價格的調整引致的通貨膨脹，曾周期性地發生，1994年的情況就相當典型。由于農產品等基礎產品價格的嚴格控制已經松動，但又未真正放開，其基礎價格調整和邊際價格調整還會進行，上述情況在今后的年代中仍有可能發生。由于農業勞動力過剩，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城鄉分割和戶藉控制，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出現了隱蔽失業顯性化的過程。目前，對于農村的失業問題沒有任何正式的調查和統計，據有的學者推算，大約在30%左右。在流入城市的數千萬農村人口中，也有一部分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對于農產品價格沖擊引致的通脹，人們已有一定認識，但對于城市化進程中的就業壓力和失業問題及其對經濟運行的沖擊，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不要說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相應的對策研究，甚至連起碼的資料和情況都不清楚。這也許是今后經濟穩定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雖然城市化的加速從總體上降低了失業率，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在目前的制度環境中，卻增大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惡化了城市的就業環境，提高了城市的失業率。加速城市化的進程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如何在大規模人口流動和結構轉換中，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增長，就成為我們必須時時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第三，開放的壓力和外部的沖擊。十多年來，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得益于對外開放的推動。今年以來，中國大幅度降低了進口關稅稅率，削減了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進而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現在，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有很大提高，資本流入位居亞洲國家前列，特別是越來越多的大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國內經濟日益卷入世界經濟的旋渦之中。這既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又使國內經濟直接面對外部的沖擊，增大了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增大了對外部世界的影響。今年上半年出口貿易下降，既是國內經濟增長下滑的直接原因之一，又是造成香港貿易滑坡的重要因素，為國際上正在進行的關于“東亞奇跡”的爭論推波助瀾。由于外國資本和商品的沖擊，一部分國產名牌的流失，保護民族工業的呼聲甚高，在開放閘門提升的過程中，如何在政策上把保持國際競爭壓力和扶持戰略產業發展兩種要求統一起來，就成為問題的關鍵。開放閘門提升的過快過慢，政策操作上的偏差失度，都有可能造成經濟的較大波動，甚至趺入發展的陷阱。今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將超過1000億美元，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和對外部沖擊的防范心理過重，高層決策者將此看作是大好事，其實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的大量增加也是一種浪費，等于很大一塊資源沒有利用。不僅不利于經濟增長，而且增大了通脹的壓力。與此同時，外匯儲備過大，外匯占款過多，已使中央銀行背起了沉重的包袱，陷于被動應付之中，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正常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加強外匯需求管理，擴大外匯有效需求，適當增加新產品和新技術手段的進口，促進國內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生產集中和技術改造，另一方面，匯率調整和適度升值也是可供選擇的手段，這不僅可以抑制短期套匯的流入，迫使出口企業改善經營，還可以增大中央銀行在平衡國際收支方面的行動自由，提高政策操作水平。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波動的第四個周期已經結束，第五個周期開始啟動，只有對影響中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根本因素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準確的把握，才能為宏觀政策的現實操作奠定堅實的基礎，進而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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