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體制改革的推進和青年一代理論工作者的成長，我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出現了一個比較活躍的局面，不僅探討了很多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而且開始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趨向。與此同時，中國的經濟學理論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解釋不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很多人轉而從西方經濟學中尋找答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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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解決不了中國的經濟問題。中國有著理論思辨的光榮傳統，但在解釋經濟現象方面卻又如此貧乏；人們在經濟理論方面缺乏大膽創新之舉，而在政策實踐方面，卻又喜歡出口轉內銷的方式。這也許就是我國經濟學理論的現狀。形成這種狀況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同我們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所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有很大關系。近來，人們越來越感受到這個問題的重要，并以不同方式和在不同層次上開始進行思考和探索。本文想就其中的幾個主要問題，如價值判斷問題、真理成份問題、政策咨詢問題發表一點不成熟的意見。需要說明一點，我們這里不是單純討論哲學問題，而是考察經濟科學中科學的基本問題。

　　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問題

　　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有同志明確提出了價值觀念和價值判斷問題，并且給予了肯定的回答，認為經濟學研究需要進行價值判斷2。但是，這種回答過于籠統，沒有具體說明價值判斷是否存在于整個研究過程的始終以及各個領域。如果是，那么作為科學的經濟學研究究竟與人們日常生活和政治選擇的區別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是，那么在經濟學研究的哪些過程和哪些領域可以保持價值自由前提，以及在保持價值自由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政策咨詢，如何保持科學家的倫理道德，如何推進科學研究的進步，這些都是經濟理論研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不回答這些問題，經濟學的研究就有可能走到“自然歸謬”的歧途上去。

　　什么是價值判斷？價值判斷是指對某種特定事實內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壞”、“好些”或“壞些”等的評價和預言。例如：我國現有的收入和財產分配狀況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貨膨脹比增長滑坡更好；5%的通貨膨脹比5%的失業更好；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生活中，價值判斷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達政治要求和行動綱領、進行宣傳鼓動不可缺少的適當的語言工具，也是進行行為選擇和政治選擇的前提。但是，在作為經驗科學的經濟學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實判斷，而不是價值判斷。雖然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但是，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可以區別開來而且應當加以區別的。

　　從認識邏輯來看，價值判斷僅僅是一種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做出的判斷性評價和立場取向。如某人認為現行財產分配是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斷者所持的不贊成的立場。但是，它既不能排除人對相同的事實持相反的立場，也不能提供可由其它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信息，即不能提供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所有與真理相聯系的認識，因而不具有科學預言能力。相反，事實判斷則包括了可由各個主體進行事后檢驗的有關事實和論斷，即事實是怎么回事，它已經怎樣或將來會如何，因而能夠在經驗上證明是真理。在經濟學研究中，事實判斷除了包含有關經濟過程的一般事實和論斷以外，集中表現為效率判斷。不僅如此，價值判斷也不能從事實判斷中推導出來，例如，財富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實在邏輯上并不包含它的評價。“公正”與否的評價是判斷者主觀加上去的。因為，價值判斷所依據的是道德標準，而事實判斷所依據的是一個與道德原則無關的標準和規范。當然，價值標準可以通過實證研究和事實判斷來說明其正確與否。在經濟理論研究中還要進行效率再判斷，這就要看它是否代表歷史發展趨勢和社會進步力量，是否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

　　指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的區別和聯系，強調事實判斷在經濟理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著在經濟研究的整個活動和過程的所有方面都不應有價值判斷。恰恰相反，從方法論上來看，有的領域和有的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有的領域和有的方面可以保持價值自由。一般來說，在研究對象的選擇，認識目標的確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結果的選擇等領域和方面，需要進行價值判斷，因為每個經濟學家既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愛好選題，也可根據政治、道德和信仰選擇實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這里沒有價值判斷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學研究的內容領域，也就是在認識過程和理論形成過程當中，卻不允許價值判斷插足。如果在內容領域借助于價值判斷，就會使認識過程從一開始就引入“信仰”問題，這只會使認識過程扭曲，得不出科學的結論。有人強調科學家的價值觀和歷史觀，指出一些偉大的學者都有著鮮明的價值觀和強烈的歷史責任，但沒有說明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責任在他們的科學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細加以考察，這樣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對他們選擇科學課題、堅持科學探索起了重要作用，而對其科學認識和理論創造過程本身則起不了什么積極作用，他們正是在拋開了價值判斷而專注事實判斷的情況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學創造。因此，在經濟學的研究中，在獲取信息和認識客觀事物內在聯系的范圍內，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避免進行價值判斷是必要的。

　　有人從經濟科學的實踐目的出發，反對在認識內容領域保持價值自由前提。這是由于混淆了以下幾個問題的界限。

　　1.經濟理論的構建和經濟理論的可接受性。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和問題。理論的建構是個認識論的概念，所要解決的是理論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問題，它取決于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現實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或者說取決于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現實的規范力量和改造力量。理論的可接受性則是一個文化價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論的功效性問題，主要取決于哪種理論更好、更易于被決策者采納，因而實際上是一種政治主張。這與其說取決于理論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不如說取決于當時的形勢、決策者的素質等等，因而在這里需要進行價值判斷。

　　2.經濟理論的專家選擇和社會選擇。這是兩種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選擇。前者是要解決理論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的問題，它是通過經濟學家的批判、檢驗和證偽來進行的。在這里，經濟理論的客觀性外化為一種公共性，即不同專家從不同方面進行檢驗所作出的共同選擇。具體表現為比較的一致性、實驗觀察的可重復性、與參照系變化無關的不變性等3。而后者所要解決的是經濟理論在社會空間中的可行性問題，它是由政治家和社會大眾作出的選擇。政治家有他的選擇標準，形勢的緊迫性、社會的承受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識限制都會對它產生很大的影響；社會大眾的選擇更會受形勢變化、社會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過社會的學習過程，理論才能變成社會大眾的共識和集體行為。

　　3.經濟政策咨詢和經濟政策決策。這也是兩個既密切聯系，又可以明確分開的行為和過程。經濟科學的實踐目的主要是通過經濟政策咨詢表現出來的，而經濟政策咨詢的核心是提供有關經濟過程客觀聯系的真實信息。這種信息不是規范性預言或價值判斷所能給予的，但從任何經驗內容豐富的理論中都可以得到付諸實施的行動信息。同時，一個無價值判斷的科學結論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經營者進行評價、決策和選擇的權力。經濟學家可以參與政策決策，但這時他不是作為經濟學家處在理論認識形成中，而是作為政治家或經營家處在政治活動和經營活動之中。因此，經濟科學的實際應用目的不必要也不應該要求經濟學家在其理論認識過程中求助于價值判斷。與此相反，在科學認識過程中保持價值自由前提則有助于科學研究的獨立性，避免價值偏見的干擾和影響。

　　這里還應提出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即科學家的倫理道德問題。有人認為，科學家從事何種科學規劃，幫助實現何種價值目標，取決于他的倫理道德，科學家作為社會的一員，依靠自我控制，很難在其科學表述中保持價值判斷自由，即科學家會自覺和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價值判斷滲透在自己的理論認識和科學表述當中，這是造成很多理論結論出現偏差的重要原因。同時，科學家也有個人動機和個人功利，它與社會目標和社會功利既有一致之處，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詢建議能夠影響政策決策以至變成官方政策，這就使得經濟學家在政策咨詢中很難保持客觀立場。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在科學活動中通過對其科學表述進行相互批判和證偽，通過實踐來檢驗。然而，價值判斷同批判和證偽過程，同經驗檢驗是相互矛盾的。作為一個科學家，誰要想在科學研究中作出真正的創造，他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原則，為此他就必須承認價值自由的前提。

　　長期以來，在傳統經濟學的研究中，人們不僅認為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不可區分，也不必區分的，而且過分注意和偏愛價值判斷，往往使事實判斷服從于價值判斷；不僅在研究對象選擇、認識目的確定等對象和基礎領域強調價值判斷，而且把在研究內容領域和認識過程當中保持價值自由前提稱之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遮羞布。這就使得經濟科學的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所設置的價值判斷的陷阱之中。例如，對于很多重要的經濟問題。如市場機制問題、經濟周期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失業問題、經濟危機問題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無”還是姓“資”，然后才決定對它如何進行描述。如果姓資，即使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反復出現的問題，也可以否認它的存在，或者在共同的地方也要尋求它們同資本主義的區別。這樣，就把上述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問題排除在社會大義經濟學的視野之外。不僅如此，由于在理論形成過程中滲入了價值判斷，對同一個問題，如當前經濟運行的總量態勢和經濟形勢，不是根據經驗現實進行實事求是的理論概括和事實歸納，而是根據各自的政治需要，選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結論，甚至要先看看氣候，聽聽風聲，然后投其所好。這就大大阻礙了經濟理論研究工作的深入和進展，使得理論研究始終難以擺脫解釋現行政策的俗套。長此以往，理論不但難以改變落后于現實的局面，而且還有被窒息的危險。近幾年來，大家都承認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語言。這不僅是由于對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著混亂的緣故，而且主要是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判斷的結果。因此，為了發展經濟科學，在認識內容和理論形成過程等事實判斷領域，保持價值自由前提，應該成為我們大家共同努力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經濟學理論的真理成份問題

　　經濟學理論研究，也同其他科學研究一樣，一般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是在既定的公理體系下面，不斷改進論證方式，尋求新的經驗證據，補充和完善已有的結論；一條是推翻原有的理論體系，提出新的理論假說，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實踐證明，這兩條路都能夠作出出色的理論創造。但究竟具體選擇哪一條道路才能成功，取決于具體的環境和條件。當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剛剛建立起來、還很不完善的時候，選擇前一條道路也許是正確的。當新的經驗事實同舊的理論在整體上發生矛盾、失去平衡，而且這種矛盾和失衡現象無法通過局部改變和補充舊有理論得以解決的時候，再選擇前一條路子，不僅不能推進經濟科學研究的進步，反而只能起到維護舊理論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必須選擇第二條道路。我國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已在根本上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現實相抵觸了其對經濟現實的解釋能力和預言能力。因此，唯一合理的選擇是，從對原有理論大廈和規律體系的大膽質疑出發，重新概括和思考現實經濟生活中出現的新的經驗事實，構造和形成新的理論假說，進行實證檢驗，建立新的經濟理論假說體系。

　　那么，什么是經濟學中的理論假說呢？經濟學中的假說就是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內在聯系或規律的一種科學猜想或一種假定性的理論解釋。它是用來回答現實經濟生活提出來的問題，并且必須和可以經由經濟過程中的經驗事實作進一步檢驗的。但是，這種猜想或假定性解釋并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它必須以經濟過程中的相關事實作為支持的經驗依據，也必須以一定的經濟學原理作為論證的理論基礎。因此，經濟理論假說既與經濟現象的簡單描述不同，也與經濟規律有著明顯的區別。

　　經濟現象的簡單描述，如投資饑渴、數量擴張、需求膨脹、供給不足等，都是一種經濟過程的事實陳述，不包括對這一過程和現象的理論解釋。在這種描述中，人們既看不到各個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也看不到這些過程和現象的內在聯系，更無法預知它們的發展趨勢。經濟理論假說，如體制因素影響總量因果關系、國民收入分配的貨幣增廣、貨幣無限供給、經營責任制下勞動努力系數遞減趨勢和倒U字曲線等4，則是在對上述以及相關經濟現象進行描述的基礎之上，通過分析提煉、抽象概括建立起來的。它不僅說明了各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也能揭示這些經濟現象的成因和機理，因而它不僅能夠給予這些現象以理論解釋，而且能夠預測未知的事實。所以，科學的經濟理論假說包括復雜的內容結構：既有事實的陳述，也有理論的陳述；既有已經證明了的比較實在的內容，也有其真實性尚待判明的內容5。

　　經濟規律是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本質聯系。但由于其抽象層次太高、定義范圍太廣，往往是從本體論的意義上來討論問題，因而一方面給人以空泛玄虛、難以把握之感，另一方面給人以無須檢驗、顛撲不破之錯覺，使人們對之期望過高。試想人們曾經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所抱有的迷信態度就足以說明上述問題。而假說則與此不同。假說形式的經濟理論，由于其內容更加具體明確，其形式更加嚴密清晰，因而能夠更有效地解釋經濟現實。既然是理論假說，就需要檢驗，需要證偽，其中預測未知事實是最嚴格的檢驗和高強度的支持，證偽性越大而又不被檢驗所證偽的次數越多、時間越長的假說，其科學性和真理性越高，因此，科學的經濟理論假說對于經濟的未來發展也具有更好的預言能力。由于假說把理論研究的重點從強調理論的構造移至理論的實證檢驗，使之從推理的終極移至實踐的始端，就會使經濟理論的建立和發展更加實用化，因而能夠更好地解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6。總之，同經濟理論的規律形式相比，其假說形式能夠大大提高經濟理論的實際可操作性和理論指導能力，從而使經濟學從傳統的思辨科學變成真正的經驗科學。

　　在考察經濟理論假說與客觀經濟規律的關系時，關鍵在于明確經濟理論假說只是經濟規律的一種科學表達方式，而規律的科學表述和規律本身是有一定距離的，二者之間的等效性也是相對的。如果把現有的表述都視為規律本身，那就無異于聲稱發現了絕對真理。這不僅關閉了經濟科學認識深化的大門，也給經濟科學披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在科學取代宗教、取代皇權的現代，如果人們不對貌似或自稱科學規律保持警惕，誤把科學表述當作客觀經濟規律，甚至對其頂禮膜拜，同樣會使經濟理論創造和經濟政策實踐誤入歧途，給經濟發展和人民利益造成巨大損失。須知，“科學至上”相對于“神權至上”和“皇權至上”來說，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但絕對來看，它本身也有相對性和局限性。

　　此外，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內在聯系作出科學表述或進行理論解釋，可以有不同的風格。有人喜歡華麗恢弘，有人喜歡樸實典雅。前者能夠給人以鼓舞和刺激、后者卻經得起事實的檢驗，也不會引起誤解。在經濟科學的理論著述中，講究辭章是必要的，但究竟是用華麗的辭藻打動人心，還是用揭示的事實服人，筆者崇尚的是后者。

　　經濟學中的假說也可以分為兩類, 其形成方式也有所區別。一類是有關經驗定律的假說，如經營責任制下勞動努力系數遞減趨勢和倒U字形曲線。它是在一定理論指導下，依據對現行體制下生產活動的大量觀察所得的事實材料，進行比較、分析、綜合而概括、提煉出來的，反映了這種體制下生產過程的某種普遍聯系，但還不能透徹地解釋這種聯系的普遍性。一類是有關理論定律和原理的假說，如制度因素影響總量因果關系。它能夠說明宏觀經濟總量之間的聯系(結構與功能)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初步提出主要是運用類比、想象、抽象和理想化方法的結果，在經濟理論系統中處于更高層次的地位，在假說形成的完成階段，主要依靠演繹推理的作用，對初步提出的假說進行理論論證和尋求經驗支持，以充實它的內容。此外，假說還需要系統化，以便進一步形成經濟理論的假說體系。

　　經濟理論假說的檢驗，包括經驗檢驗和邏輯檢驗兩個方面。經驗檢驗又分為一般檢驗和嚴格檢驗兩種：一般檢驗主要是考察它對已知現象的解釋能力；嚴格檢驗主要是考察它對未知過程的預測能力；二者合起來就涵蓋了一個經濟理論所要處理或所應處理的全部對象7。邏輯檢驗也叫理論檢驗，與經驗檢驗不同，它不是訴諸于經驗證據，而是依賴于命題與命題之間的邏輯聯系，尋求該假說的邏輯上的支持。假說檢驗的最終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證實，不如說是為了證偽。正如卡爾·波普爾所說：“對一種理論的任何真正的檢驗，都是企圖否證它或駁倒它。“衡量一種理論的科學地位的標準是它的可證偽性或可反駁性或可檢驗性。”8只有證偽，才能提出新假說，發展新理論。如果一個假說在檢驗中不能證偽，則需要進一步檢驗，不能認為已經證實如果一個假說在檢驗中未被驗證，也不應立即拒絕，因為檢驗所用事實往往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如果一個假說在預測檢驗中失敗，也不一定意味著該假說已被證偽，預測的失敗如果不是由于基本理論觀點之故，則可以通過改進輔助性假說來解決。總之，經濟理論的假說檢驗就是驗證其真理成份和科學成份，或者尋求其謬誤和非科學成份的過程，它是比假說形成更復雜、更困難的工作。

　　目前，在我國的經濟理論研究工作中，如何對待經濟理論的真理成份問題，存在著兩種偏向：一種是從規律出發，進行邏輯演繹，構造大量規律和規律體系。這種研究往往以這些規律的存在為前提，把它們作用的客觀性當作一種不證自明的東西。然而，無論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按勞分配規律，還是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等，都難以具體解決經濟生活中提出的種種問題，這些規律本身的客觀性和真理性還有待于檢驗和證明。另一種是對客觀經濟過程不作深入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抓住一點表象，就大吹大擂，自以為掌握了全部終極其理。其實，它們的真理成份究竟有多少，的確值得懷疑。這兩種偏向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卻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缺陷。一是不顧或不敢對舊有理論大廈和假說體系提出質疑，二是它們都沒有正確解決經濟科學理論的真理成份問題。

　　過去，人們只從規律出發，以為有了公有制就有了一切，繼而則認為公有制不可動搖，不可懷疑；今天又有人從抓突破口入手，以為有了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就有了一切。其實，經濟體制的新框架和市場經濟的新秩序，不是簡單地變一個所有制的名字就能解決的。必須從根本上對公有制經濟及其內在的矛盾運動進行解剖和實證，打破傳統理論和傳統體制所賴以建立的國家中心論支點，從人和人的發展出發，在民本主義的基點之上，建立起新的經濟理論假說體系，通過界定各個經濟主體的自由空間、確立新的經濟行為規范、建立新的交易規則，明確社會義務，正確解決改革所面臨的一般任務和特殊任務，才能指導經濟改革的偉大實踐，從而建立起經濟體制的新框架和市場經濟的新秩序。

　　三、經濟政策咨詢問題

　　任何經濟理論的最終目的，都是要為實行有效的經濟政策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宏觀經濟理論更是如此。因此在討論經濟理論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和真理成分問題后，有必要討論一下科學的經濟政策咨詢問題，這也會進一步涉及到經濟學家的倫理道德和科學良知問題。

　　一個完整的經濟政策咨詢過程，一般包括發現問題，找出原因、挖出對策和效應分析四個階段。

　　經濟政策咨詢程序之一：發現問題。就是確定經濟政策咨詢的具體目標和范圍，明確政策咨詢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是什么。這一般有兩個途徑：一是由經濟政策決策當局就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要求經濟學家予以研究和解釋，提出如何決策的咨詢意見；二是由經濟學家本身發現經濟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經過分析研究，主動向經濟決策當局提出咨詢意見。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是建立在時局分析的基礎之上。如果經過分析研究，發現形勢的發展已經或者將要突破社會的敏感下界，造成重大問題和損失，或者為達到某一經濟社會目標存在很大困難時，決策者和經濟學家都有可能提出經濟政策的咨詢問題。

　　經濟政策咨詢程序之二：找出原因。就是對上述發現的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科學分析，給以理論解釋，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形成過程和發生機埋，以便為政策主張的設計和提出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因為，對原因自行發展趨勢的認識有助于人們對問題發展的未來趨勢作出恰當的估計，而找出病因，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這種分析和解釋應當是深入細致的全面剖析；它不僅是對已有理論結論的進一步檢驗，而且也可以進行新的理論概括和提出新的理論假說，以便對發現的問題作出更好的解釋和預測。這有賴于經濟科學理論的進步和實際計量工具的完善。

　　經濟政策咨詢程序之三：提出對策。就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措施和辦法。這就需要對各種可供選擇的目標——工具組合加以比較研究，看看哪些組合最適合解決目前的問題，然后根據這種比較研究，制定出幾種可供選擇的具體行動方案，即具體化和時間化的目標——工具組合。包括采取哪些政策措施，什么時候實施。這種選擇必須符合目標一致性和體制一致性原則，前者是指政策工具的運用正好帶來實現目標所需要的效果；后者是指使用的政策工具不能違背機制的作用原理，不能損害體制的作用功能。

　　經濟政策咨詢程序之四：作用分析或效應分析，即預測各種政策咨詢方案的實施后果。由于不同的政策工具從開始使用到發揮作用需要不同的時間過程和具有不同的作用強度，要分析政策效應，就需要研究各種政策工具在時間上和強度上的不同配置方案所產生的不同政策結果，這是作用分析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其次，由于各種政策目標之間不僅存在著互補和中性的關系，而且也存在著矛盾排斥的關系，即產生目標沖突，而每一政策工具的運用又會對一個以上的目標發生不同的影響，因而會帶來人們所不希望的“副作用”。如果把執行政策措施本身所要付出的代價看作直接社會成本，那么運用該政策工具對實現其他目標所在地產生的“副作用”就是間接的社會成本。直接和間接的社會成本之和，就是實施該項政策工具的全部代價。再次，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決定某一政策措施方案的效用大于或小于它的成本，以及大于和小于成本的程度。

　　目前，我們的經濟政策咨詢程序設計很不健全，往往是只有前三項，而無第四項；而第三項也往往是只有一個備選方案，而無不同備選方案的比較分析。這就大大降低了經濟政策咨詢的科學性、實用性和有效性，使得政策咨詢往往流于形式。

　　經濟政策咨詢的方式多種多樣，根據目前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大致有以下三種模式。

　　1、技術官僚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科學技術越發展，政治選擇的空間越小，政治家在宏觀管理中的作用不斷降低，以至淪為配角，管理國家的重任主要落在少數掌握科學技術知識的專家身上。因此，這種模式也可稱為專家治國論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政策咨詢和政策決策是合一的，這就會出現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第一，在社會科學方面，科學表述與客觀規律是否等效，根據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仍然存在著一個社會可行性的問題；第二，知識的局限性，即使經濟專家，對客觀經濟過程的認識也有一定限度，也需要廣泛聽取來自各方面的咨詢和意見；第三，政策咨詢職業化，會迅速產生專家官僚化的問題；第四，民意如何體現，社會監督和社會控制問題如何解決。在這種模式中，權力和知識，政治權威與科學權威是結合在一起的，如果沒有相應的民主制度作保證，就會加強思想專制，搞思想理論的一言堂。

　　2.實用主義模式。該模式認為，經濟學家沒有必要區分認識過程和價值判斷的選擇問題，政治家需要什么，經濟學家就研究什么，提供什么，經濟政策咨詢帶有極其明顯和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按照這種模式進行政策咨詢，往往以看風向、摸氣候開始，以條陳的首肯和御批結束。在這里，專家往往缺乏獨立的個性，成為沒有靈魂的幕僚階層，一些人就把這樣的政策咨詢作為晉升之階和敲門磚。采取這樣的政策咨詢模式只能為經濟政策的專制決策披上一層政策咨詢的民主化外衣。

　　3.客觀咨詢模式。即經濟學家只是根據對經濟過程的實際分析和深入研究，提供各種可供決策的客觀信息和各種可供選擇的決策方案及其可能導致的后果，而把價值判斷和政治選擇的任務留給政治家去做。這是作為科學家的經濟學家應當采取的科學的政策咨詢模式。

　　有人可能覺得，按照第三種模式進行政策咨詢無法體現經濟學家的科學良知和社會責任。其實，這仍然是受傳統經濟思維的束縛，經濟學家的科學良知和社會責任，首先表現在他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而不管所得結論的政治后果如何；在政策咨詢時，他應當提供自己所掌握的有關政策決策的全部信息，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并對每一方案的可行性作出充分的論證，特別是對可能出現的某些消極后果或與當前政治需要相違的后果，更應作出如實的說明。其次，經濟學家要有獨立的人格，既要敢于堅持真理，又容勇于修正錯誤。這也是對社會負責的表現。再次，科學的政策咨詢應當謙虛謹慎，即使揭示了客觀規律，但因經濟運行和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能對社會實踐起多大作用，要慎重從事，既不可操之過急，也不可滿打滿算。最后，科學結論的真理程度，既不取決于政治家的偏好和官方采納的情況，也不取決于社會大眾和新聞媒介如何評價，而主要取決科學評價和科學家的評價，取決于科學證偽和實踐檢驗。因此，在經濟理論的研究中，應當提倡批判精神，鼓勵提出科學假說，大膽進行證偽和檢驗。這是推動經濟科學進步的主要途徑，當然，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既需要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環境，也需要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還需要在經濟學界和經濟理論研究機構建立起一整套科學評價體系和科學評價制度。這是繁榮經濟科學，造就大批經濟學家的必由之路。

　　注釋：

　　1、本文系與楊仲偉合作。

　　2、見朱嘉明、盛洪：《論宏觀經濟研究中的價值觀和方法論》，載《經濟研究》，1987年第9期。

　　3、參見古祖雪：《玻恩的科學方法論思想》，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6期。

　　4、這些假說是筆者在研究中提出來的，其具體表述和分析需另文討論。

　　5、參見劉文君：《科學假說的形成和檢驗》，載《科學學研究》，1983年第2期。

　　6、參見泰朵：《科學哲學和當代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載《經濟研究》，1988年第7期。

　　7、參見何秀煌：《科學理論和科學傳統》，載《自然辯證法通訊》，1988年第1期。

　　8、參見卡爾·波普爾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