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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玲
但凡一本新書問世，作者都希望引起反響，因為他們既然借助于書籍向大眾傳播知識或與讀者交流信息，就不至于甘心自己的作品發行之后如同石沉大海。否則，為什么《資本論》出版之時恩格斯要在各種報刊雜志上大發書評，以反擊資產階級用沉默遏制這本著作傳播的陰謀呢?70年代初，我就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段故事中才注意到世上有書評這么一
回事的。可是，那時候讀到書評大多是氣勢洶洶的“革命大批判”文章，差不多把所評的作品都貼上“大毒草”的標簽，給作者全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當年我所知道的中國經濟學家只有孫冶方，而恰恰是因為看到對其著作的“大批判”才得悉這個名字的。與這種對思想文化的粗暴踐踏相輔相成的另一種書評，就是對某些符合風向的作品恣意吹捧，恨不得用盡字典里所有的溢美之詞，還要再創造些表達極至之境的術語來夸張。經歷過“文革”或此前其他形形色色政治運動的人們大概對此都不陌生，以至于不少學者至今猛一聽到“批判”這個詞就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有鑒于書評本是學術批判的一種形式，而學術批判的名聲卻被那兩種極端的作法玷污了，這里只好暫且用“批評”來替代“批判”一詞，以“認真的批評”為題來談談《張曙光經濟學書評集》。(以下簡稱《書評集》，凡涉及書中內容，僅注頁碼。)
其實，“批判”和“批評”在英文里是同一個詞，即“critique”曾見過歐美學術圈里相互贈書，通常免不了要在扉頁提上“with comments and critiques”(請評論和批判)之類的詞語，得書人往往或將自己的讀后感直接告知作者，或寫出該書得失之處正式發表， 此為書評的一種由來；素不相識的讀者或專門的評論家由于對某書感興趣而寫就鑒賞之作，這是書評產生的另一種情形；此外，還有出版社或專業刊物特意請專家做新書評介的慣例；當然，也不乏正在搜集某項專題文獻的研究人員對讀物評估優劣。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無論出于何種緣由做書評，學術領域的“寫家”多數都能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通過直率坦誠的批評，一方面與作者進行專題切磋，另一方面以此喚起其他讀者的興趣，刺激更多的同行參與討論甚至吸引非專業人群的關注，從而達到一種“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境地。不言而喻，這種氣氛有助于同行們相互爭鳴、相互砥礪，這種批評有益于繁榮學術創作，促進理論研究。
遺憾的是如此嚴肅的學術批評至今在我國還不多見。雖然目前在書評領域“大批判”的劣習已不成氣候，但是庸俗吹棒之風卻似乎愈演愈烈，夸大其詞虛張聲勢的八股文比比皆是。對于此類文字，張曙光毫不客氣地諷之為“廣告式”或“推銷式”的書評，并對全國最有影響的經濟理論刊物之一《經濟研究》1990—1992年6月發表的書評分類統計，逐類點評，認為這些書評有一半名不副實，呼吁開展經濟學的科學批判和科學評價(第106一123頁)。此外，他還對《經濟研究》編輯部特別提出了幾條建議，除了以下引用的第一條，我對他的呼吁所主張的評者只是其中的一類即專家，然而，如果事情只能是這樣，也許就不知他還需要花費多少筆墨來解釋自己何以會去評鄭也夫的社會學作品和盧躍剛的報告文學了(第99—105，194一210頁)。張曙光從經濟學角度對鄭、盧二人的作品所做的評論恰恰說明，對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位讀者都可以加入評者的行列，盡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發表議論。至于非專業評論一般在大眾讀物(如讀書報或讀書雜志)面世，專業刊物最好發表專家評論，而且專家應該自己動手寫出高質量的書評。
進一步講，無論何者做書評，關鍵是要說真話，因為書評著實有文而告知的作用，不少讀者會由書評勾起追尋、閱讀被評著作的欲望。倘若評者言過其實，讀者多半看過原著就會大呼上當，惱恨那評者做虛假廣告。也許正是由于對虛假廣告深惡痛絕，張曙光把書評的功用也只界定為一種，即學術評價，并熱誠地推崇它的科學批判功能。然而，有如書評只是科學批判的一種形式而非全部一樣，科學批判也只是書評的一種功能而非全部。不過，盡管如 此，我還是贊成前面的引文中張曙光對專業書評設定的標準。為此，以下僅從探討專業書評寫作方式的角度扼要歸納一下對此書的看法。妥當與否，自當由讀者根據張曙光的書評作出判斷。
這本薈萃著18篇書評的集子可以視為一本專題文獻評論，它主要是作者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結果。首先，有相當一部分文字凝結著張曙光對研究方法的探討。這一點，不僅集子中反映在他對經濟理論創新和經濟政策咨詢方法的審視和對案例研究方法的鉆研上(第7—22，252—273頁)，而且也貫穿于對每一篇作品的剖析之中。我對張曙光書評的興趣，最初正是出于對方法論研究的關注。其次，他的書評多從制度分析入手，以評論的形式研討一個個重大的制度變遷問題。例如，通過評價胡鞍鋼等人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論述社會轉型的基本理論以及政府的財政關系(第138—159頁)；在評論盛洪的《分工與交易》一書的同時，展開著他自己對生產制度結構的探尋(第4一98頁)；對劉世錦的《經濟體制效率分析導論》、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和張維迎之《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所做的專論，都運用制度經濟學理論對產權改革和發展戰略選擇等專題進行了深入分析(第124—137，170—187，174—295頁)。不難看出，書評實質上成了張曙光從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環節。換言之，他將研究寓于書評寫作之中，或把書評寫作融于自己的專題研究之內。也許這就是他能夠以“精品”書評自成風格的原因所在。由此聯想到，科研人員做專業書評必須慎之又慎，若非屬于自己擅長的領域，最好在著者求做書評時干干脆跪的謝絕。否則難免要出平庸之作，既敗壞學術風氣又浪費讀者時間，無異于廠商以劣等產品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我觀張曙光的書評之所以成為精品，還在于他認真地讀書，仔細地鑒賞，深入地思考，并對所評的專題添加自己的創造。說他讀得認真，是因為他不僅精讀被評者的書，而且還要看一系列相關著作，否則又如何能用諾斯、奧爾森與林毅夫等人相比較呢?贊他鑒賞得仔細，是因為他的評論是從所評作品的某一理論還是從其某種方法切人，必選探明就理，縱橫解剖，肯定長處，指點瑕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旗幟鮮明，言辭犀利，絕少常見的書評里那種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語言。我認為，這種風格一是出于對科學的忠誠，二是來自科學家的認真。長期以來，社會科學在我國都被排除在“科學”領域之外，一提科學二字，人們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自然科學。撇開社會、歷史和政治等因素不談，這種情形的持續與社會科學家自己的努力不足密切相關。僅就科學爭鳴而言，那本應實事求是，對事不對人，可直到現在，若非被評者能將人、事分家，但凡對作品坦言批評就可能得罪作者甚至與其見解相似的一群人，以至于多數學術交流場合難以形成爭論，許多書評者唯唯諾諾述而不評。我知張曙光的書評，是從他與胡鞍鋼面對面爭鳴之后又發表一評、二評開始。讀過這些評論和關于那場研討會的報道之后，著實為學術交流·氣氛正常化的傾向感到喜悅，并且在閱讀時即感受到坦誠的科學研討該是多么酣暢痛快。
至于說張曙光的書評以對所評專題添加自己的創造見長，這可以在每一擴展評論的最后一部分得到證實。其中，對郝云洪等人的《經濟政策學》所做的評論尤其令人感動。他沒有因為所評作品不成熟，加之其作者乃初出茅廬之輩便敷衍了事，而是在講明該書的優點和不足之后，重新設計出一個理論框架與作者討論，并且還對作者所忽略的經濟政策模式、政策目標、政策工具、體制政策和過程政策、政策咨詢和政策局限性等問題展開分析。全篇文字既不為上乘之作，又顯示出對后輩晚生的殷攜之意(第23—36頁)。
可惜，張曙光這種棱角分明的論文卻常常難以為國內權威性專業學術刊物所接受(第3頁)。細心的讀者不難注意到，《書評集》中一些影響較大的文章多是先由境外刊物發表，然后才“出口轉內銷”的。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經濟學刊物還沒有真正成為學者進行科學批判和科學評價的園地。因而，這里順便以此文表達改善經濟學業刊物選稿標準的熱切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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