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1996年10月，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出版了拙著《張曙光經(jīng)濟學書坪集》以后，受到學界朋友和廣大讀者的厚愛，1500冊很快銷售-空。筆者提出重印而未能如愿。這時，在“學術批評和學風建設”，討論會上，有朋友因買不到而提出重印《書評集》，要求我作一些增訂。遂有本書修訂本的出版。由于收入的書評評論了近幾年來中國經(jīng)濟學界一些比較優(yōu)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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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響的著作，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經(jīng)濟學的發(fā)展和中國經(jīng)濟學家的學術實踐，因而將其改名為《中國經(jīng)濟學和經(jīng)濟學家》。

　　修訂本除了原來的18篇書評外，還收錄了自那時以來新撰寫的12篇書坪，因而篇幅大大地擴充了，幾乎比初版增加了一倍。為了推動學術批評的開展，筆者不僅收錄了對《書評集》初版的幾篇評論，而且在相關書評后收入了幾篇反批評或者討論性的文章。從這里，讀者不僅可以窺視出經(jīng)濟學界學術批評的一角，而且可以對其中爭論的某些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至于對筆者的評論，讀者盡可以作出自己的評判。

　　初版中收入的18篇文章是在1989-1996年的七、八年中完成的，而修訂版中增加的12篇書評，則是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nèi)問世的，可見筆者撰寫書評的速度和密度大大地增加了。其所以出現(xiàn)這種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學風依然不好，學界比較浮躁，讀書的空氣不濃，批評和反批評的氛圍更差，經(jīng)濟學雖為顯學；，但也面臨著危機，其書評雖然稍好一些，而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廣告式”和“推銷式”的文字。筆者一人雖然無力改變這種情況，但不愿隨波逐流，總想唱點“不和諧”的調(diào)子，好便人們有個比照。因為，筆者堅信，這種努力不會白費，中國學界遲早會改變這種令人不滿的狀況。二是自從《書評集》出版以后，筆者得到了一個批評家的美名，雖然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但我深知，這是學人的一種希望，一種寄托，一種理想。對筆者自然是一種鞭策。三是由于筆者能夠認真地讀書、評書，一些學界同仁紛紛找我為其撰寫書評，雖然精力有限，難以完全承諾和履踐，但終究是盛情難卻，因而，這類文字自然也就多了起來。

　　學術批評對于科學的進步和理論的發(fā)展實在是太重要了，以至于無論怎么強調(diào)也不過分。它是科學研究和理論探索活動的正常內(nèi)容，是科學家和理論家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過學術批評可以逐步建立一套嚴格的學術規(guī)范，使學者們的行為和學術活動有章法可循，有規(guī)則可依；二是可以檢驗學術報告和理論作品的真理成份，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進學者之間的友誼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學術氛圍和研究環(huán)境。因此，嚴肅認真的學術批評是科學進步和理論發(fā)展的巨大杠桿，是推動學者們進一步攀登和探索的重要動力，也是繁榮學術的必由之路。

　　學者對待學術批評，就要像農(nóng)民對待莊稼一樣，來不得半點的虛假和馬虎。農(nóng)民對待禾苗，總是精心呵護，澆水施肥；看到雜草，總要連根除掉；遇到蟲害，必會堅決消滅。學術批評就是在科學和理論的百花園中澆水、施肥、除草、噴藥。如果不能以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對待，那就是失職；如果把“雜草”當“莊稼”，那么，到頭來，毀掉的不只是“莊稼”和“收成”，而且是學者的學術生命和人生價值。

　　如何嚴肅認真地從事和對待學術批評，以確立學術規(guī)范，需要學界共同努力，特別是從評者和被評者雙方作起。

　　在初版自序中，筆者寫道，讀書是寫作書評的基礎和前提。評書就得讀書，而且要認真地讀書。首先是要認真閱讀所評之書，其次是要廣泛閱讀與所評對象論題相關的有關著作。所以，寫作書評是促人讀書的一個好方法。這確是經(jīng)驗之談。近幾年來，我讀的很多書，大都是為寫作書評而逼出來的。比如，張維迎著《博弈論和信息經(jīng)濟學》，一出版作者就送給我，但一直未讀，如果不是要評論林毅夫等著《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yè)改革》，也許到現(xiàn)在也抽不出時間去閱讀。為了推動學界認真讀書，我與學界同仁商議，在北京天則經(jīng)濟研究所雙周理論討論會中增加了讀書會的內(nèi)容。收入這個集子中的三篇(《從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看經(jīng)濟學理論和實踐的反思》、《秩序生發(fā)和規(guī)則形成：進化的和立憲的》和《歷史哲學的兩種進路：思想史的分析和考古學的分析》)就是按參加讀書會的要求所作的。我從讀書和評書中學到了很多東西，不僅獲得了精神上的極大享受和滿足，也是我能在學術上不斷進步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學風不正，好的著作不多，好的書評更少，一個重要方面是沒有認真讀書。特別是一些人沒有很好地讀書，甚至沒有讀書，就寫書評。這樣的書評往往是不著邊際地大發(fā)宏論，毫無根據(jù)地大加吹捧，有的甚至是由作者本人捉刀代筆，而由他人，往往是名家署名，以至與商品市場一樣，假冒偽劣泛濫，不合格的作品也能通過鑒定甚至獲獎。

　　對于評論者來說，必須與所評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抱著一種對學術負責的態(tài)度。初版自序對此提出了幾點具體要求，這里不再贅述。收入這個集子中的書評，雖不能說每一篇書評都是高水平的，然而都是嚴肅認真之所為，都遵循了筆者提出的要求和主張，自認為對得起自己的學術良知。

　　如果說初版自序對評者的態(tài)度和行為討論得比較充分，那么，對于被評者的態(tài)度和行為則幾乎沒有涉及。其實，書評雖然直接涉及的主要是評者和被評者之間的關系，但卻具有極大的外部性，會對讀者和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被評者的態(tài)度也是影響書評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是一個主要因素。筆者的這一看法是從近幾年撰寫書坪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

　　在筆者評論的對象中，評好的自然皆大歡喜。但是，被批評者的態(tài)度卻各不相同。有的從此變成路人，開會遇到也裝作不認識；有的口頭表示歡迎，但在背后卻散布種種詆毀評者的言論。其實，對于被批評者來說，一是要有這種雅量，要對批評取歡迎態(tài)度。批評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有人批評，說明你的作品有人閱讀和重視，引起了社會的反響，最糟糕的是人們對你的作品保持沉默，不理不睬。這才是作者的悲哀。二是要有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對于正確的批評和批評中的合理成份，要虛心接受，認真思考，加以改正；對于不正確、不恰當?shù)呐�評要進行反批評，以便明辨是非；對于有爭議的問題，要進行進一步的討論。因為，批評者的社會背景、知識準備、價值取向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作出不當批評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當?shù)姆磁�評是作者的權利。科學的進步和理論的發(fā)展就是在學者之間的相互批評和討論中實現(xiàn)的。因此。報刊書評應當給反批評以應有的重視和支持。《中國書評》雜志開辟“主題書評”專欄，刊登被批評者的答辯文章，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在發(fā)表前把批評者和被批評者以及有關學者請到一起，圍繞書和書評進行討論，更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筆者把幾篇被批評者的答辯文章收進這個集子，目的在于對這種做法一個回應和支持。三是書評當然以評論者的自發(fā)行為為好，對《書評集》的三篇評論就是如此。當然，也可由作者約請他人評論，這在目前條件下可能是主要的。評者一旦接受，就應認真讀書，自主評說，不能以作者的好惡為準，否則，寧可不作；作者也不應出于同仁或朋友的關系，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更不應借機炒作。然而，目前的現(xiàn)實是，學界的炒風頗盛。因此，筆者想借此對炒風說幾句。

　　炒作是政治家和生意人的行為，是嚴肅的學者所不為的。這是由其行為目標和行為方式?jīng)Q定的。因為，炒作除了能夠滿足某些人的虛榮以外，于學問之事無補無益，反而有害有損。科學和理論是冷靜沉思、嘔心瀝血的結晶，熱熱鬧鬧是炒不出來的。貨真價實的東西用不安著炒，自會有人識得，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價值愈顯。科斯教授的“企業(yè)的性質”一文，在1937年問世，到了六、七十年代，方引起人們的重視，90年代才獲諾貝爾獎，就是證明。能夠炒起來的往往都不怎么樣，也不會長久，炒作的目的是為了抬高身價，名利雙收，而炒的結果是名實脫節(jié)，質價不符，假冒偽劣充斥市場，毒化學術空氣。

　　筆者其所以討論被批評者的態(tài)度和行為，還有一個原因。因為筆者寫了-些批評性的書評，引起較大的社會反響，其中，有些議論傳到我的家中，家人有些擔憂。他們怕我的作法有傷朋友之間的倩誼。這種擔憂我很理解。我們曾經(jīng)就此作過多次討論，他們支持我的行方，但也一再強調(diào)要我謹慎從事。不過，有雅量、有涵養(yǎng)、對批評持真心歡迎態(tài)度的也大有人在。這里，我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在這個集子中，收入了“經(jīng)濟學理論抽象的正確途徑——答評周冰先生”的文章。這是對周冰教授批評《公有制宏觀經(jīng)濟理論大鋼》的回答。對拙文中的理論觀點，筆者至今仍然堅持，但是，文章中的某些行文用語確有可推敲之處。文章一方面指出了周教授對《大綱》的誤解，進一步闡釋了《大綱》的理論思想，另一方面對周教授的觀點進行了批評，指出了其理論的缺陷及其產(chǎn)生的根源。最后，從方法論上作了總結。這里的批評相當尖銳，本可以就此結束討論，大可不必針鋒相對，再用周教授的話去反駁他自己，特別是筆者最后補正的一句，就有點過頭了。但是，周冰教授是學者，有著學者的胸懷和雅量，他并不同意我的批評，但卻不計較我在詞語上的不當之處和近于尖刻的態(tài)度，反而與我的交往更多，關系也更密切了。我的女兒在南開大學上學，周教授夫婦給予了多方面的關懷和照顧；我每次攜夫人去南開講學、開會和參加博士生論文答辯，周教授夫婦都要去住處看望，或者請我們?nèi)ニ�家做客。今�?月初，在南開參加完博士論文答辯的飯桌上，當著谷書堂教授、周冰教授以及其他學者的面，我講了這段故事，一方面是向周冰教授道歉，另一方面也是要進一步推動學術規(guī)范的盡快形成和發(fā)展。

　　人常說，多栽花，少栽刺；兔子不吃窩邊草。這句至理名言，也許在日常生活中是用得著的，但在學術批評上卻不大合適。既然是學術批評，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專門挑刺的。至于對身邊的同事、好友，由于有更多的交往和更深的了解，不妨更嚴格一些。在收入本文集的“《中國制度變遷案例研究》(第二集)前言”一文中，筆直曾經(jīng)寫道，有兩篇案例因質量不符合要求而未收入文集，其中一篇就是我在天則所的同事做的。在“實證分析與合作研究”一文中，也批評了與我同在經(jīng)濟所共事多年的三位學者。在“經(jīng)濟學(家)如何講道德”、“批評規(guī)則、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中，點名批主評了與我交往甚密的茅于軾、樊綱、盛洪等學者。他們都表現(xiàn)了一個學者的應有風范，有人看后甚至鼓勵我繼續(xù)高舉學術批評的旗子，保持自己的特色和風格。這是令人欣慰的。

　　在這個集子中，收入了幾篇對《書評集》的書評。其中，朱玲的評論對筆者有關書評種類的看法提出批評。筆者從事和討論的是學術書評，不是一般讀者讀后的隨想和雜感式評論，但朱玲的批評仍然是有道理的，她指出了筆者的片面性。書評的種類很多，書評的寫法也不拘一格，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與此相適應，書評的刊物也應該有多種，可以有不同的分工，有自己的領域、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有像《中國書評》那樣嚴肅的學術評論刊物，也有像《讀書》那樣自由隨想式的評論刊物，還可以有《讀者》、《中外書摘》、《博覽群書》、《每周書評》等刊物，還可以有像《紐約時報》那樣的書評。要做好這一點，就餐需要培養(yǎng)一支從事書評的專業(yè)隊伍。可惜，這一點尚未得到報刊編輯們的應有重視。

　　借著這個集子的出版，祝愿中國的書評事業(yè)能夠有一個更大的發(fā)展。筆者也愿位次再盡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