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林青松、杜鷹教授主編的《中國工業改革與效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比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以下簡稱《工業》)是一本650頁的大部頭，通讀一遍尚且不易，要作出恰當的評論就更難。既然是受朋友之托，又有助于中國經濟學的繁榮和發展，筆者還是樂于啃這個苦果，不僅認真閱讀了全書，而且為了撰寫書評，有些章節還重讀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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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是一個嚴肅學者的責任和義務。

　　《工業》是林青松、威廉·伯德教授主編的《中國的農村工業：結構、發展和改革》(1989)的續篇。兩部著作都是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所作的經驗實證分析，也是中外經濟學家合作研究的成果。比較而言，不論是對問題把握和分析的深度，還是研究方法的運用，后一部著作較之前一部著作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和提高。鑒于實證分析和合作研究在中國經濟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筆者不想直接討論《工業》中提出的某些具體問題，而是想以該書在這方面取得的進展和反映出來的情況，集中討論一下實證分析和合作研究的有關問題，同時論及書中的某些理論觀點。不當之處，愿聽作者和讀者的批評指正。

　　1、關于經驗實證

　　《工業》一書是一部經驗實證著作。該書依據的實證資料主要是從三份統計調查中取得的。一是對1229家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1980-1990年經營情況的抽樣調查，二是對200家鄉鎮企業從1984-1990年進行的5次抽樣跟蹤調查，三是對1529家國有和非國有企業廠長(經理)進行的問卷調查。這三次調查和中國工業的全面統計，為實證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次調查的統計分析報告都作為附錄收入本書(第490-637頁；以下凡引自該書，只注明頁碼)，其中包括了大量可資利用的信息，還可以用來對中國工業改革和發展的其他問題進行實證和分析。

　　《工業》一書所作的實證分析有兩個明顯特點。

　　第一，內容充實，角度獨特。該書的各個章節從不同的方面集中于檢驗兩個問題，一是改革以來中國工業效率改進的狀況，以及不同類型工業之間的效率差異；二是效率改進和效率差異的制度原因。因而，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部有關制度效率的實證分析著作。特別是檢驗國有和非國有企業產權結構對企業行為和工業效率的影響，市場化程度對企業行為和工業效率的影響，這也是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不曾提出和解決的問題。因為，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是從完全市場的假定出發的，其對不完全市場的討論主要局限于市場壟斷的一些問題，即使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也很難概括市場化進程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其實證的基礎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運行的實際，雖然不乏有關工業效率問題的實證研究，但都不會提出市場發育狀況和程度與工業效率的關系問題；發展經濟學雖然開始重視了制度分析(奧斯特羅姆等，1992)，但是，由于分析方法和資料條件的限制，這方面的進展也不大理想。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向經濟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為制度分析提供了條件。盡管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選擇了一條漸進式改革的道路，但是，與很多國家自發而緩慢的市場發育和制度變化不同，中國經濟的市場化不僅是相當迅速的，而且由于中國變遷的特殊背景、特殊條件和特殊方式，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釋和說明的特殊問題。例如，盡管很多國家都有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但是，不是由于國有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就是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與民營企業差別不大，不象中國目前這樣，國有企業擁有巨大的規模，其經營方式處于向市場化經營的轉變過程之中，因而即使進行國有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也不象中國的問題這樣豐富、這樣尖銳、這樣的意義重大。再如，盡管很多國家都有農村工業，但是，都與中國的鄉鎮企業有很大的不同。鄉鎮企業生發于市場化改革的環境之中，憑借著中國農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其產權結構、企業目標、行為方式都具有很多非同一般的特征，也會對中國工業效率的變化及其比較提供新的解釋�！豆�業》一書緊緊抓住了這一特點，不僅確立了自已實證分析的特殊角度，而且包含著非常豐富的信息量，向人們展示了多方面的內容。既有對中國工業局部改革過程和動力的實證解釋，也有對鄉鎮企業獨特形態和制度創新實踐的實際分析；既有對中國工業效率的變化及其差異的總體分析，也有從產權結構、工資變動、投融資方式等各個方面的比較分析；既有比較詳細的靜態分析，也有概括的動態模擬。該書分為兩個部分，前十章集中于對全部工業改革和效率的討論，后六章著重于鄉鎮工業制度和效率變化的分析，雖然某些觀點和結論也不完全相同，有些表述和觀點還有斟酌的必要，但兩個部分的契合比較好，后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前一部分總體分析的深化和補充。讀了后一部分，對前面的分析會有進一步的理解和體會。

　　第二，方法規范，有所創新。進行實證分析，通常包括有提出假說，建立模型，經驗檢驗，理論和政策結論幾個環節和方面。假說既可以自己提出，也可以是別人提出的，它是所要實證的命題。模型既可以用數學工具表達，也可以用文字語言描述，旨在揭示變量之間的內在聯系。經驗檢驗是依據模型對經驗數據的處理，以驗證所提出的命題，其關鍵不在于如何處理數據的計量方法，而在于選擇與理論概念相符(或相近)又易于獲得資料的計量指標。在所有這些方面，《工業》一書的分析是相當規范的，有些篇章還十分精彩。

　　例如，第二章“中國工業改革：創新、競爭與產權內在模型”。作者從中國偏離標準慣例的制度改革如何推動了經濟的迅速增長這一經濟學家的未解之謎出發，提出了一個理論假說，中國工業的局部改革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其動力來自于企業和政府對不平衡和不均衡所做的一系列反應，進而建立了一個技術創新、市場競爭和產權變革內在模型。在描述了該模型得以建立的四個關鍵性的制度基礎(即中國工業企業群體的異質性，各類企業在技術能力、成本結構和制度安排方面的系統性差別、工業品市場結構的“早期競爭”性質使得放松管制導致了工業競爭、各級政府的公共收入依賴于市場分割所產生的收入流量)以后，作者通過對以下七個命題的實際分析，即局部改革減少了市場分割，削弱了取得技術和資源的障礙；改革強化了工業品市場上的競爭；競爭減少了利潤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企業通過尋求財務收益對市場壓力作出反應；政府工業政策的主要趨向是擴大自主權、增加市場作用和硬化市場約束；反饋機制放大和擴張改革過程；中國決定創造一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是局部改革過程的一個內生變量，一步步闡明了把初始的局部改革轉換為改善經濟績效和進一步市場化的制度變革機制，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論結論。筆者認為，本文作者的實證和分析是成功的，對中國工業改革過程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作者把維農(Vernon)(1966)以及格羅斯曼(Grossman)和海普曼(Helpman)(1991)發展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及其“北方”創新“南方”模仿的模型，從國際經濟學領域轉用于分析中國工業企業的層級系統，其因襲赫希曼(Hirscheman)(1958)不平衡增長理論來建立自己的制度分析框架，是很有意思的。其實，中國工業的改革過程是放松管制以后企業與政府、(上級)政府與(下級)政府之間的一個利益博弈過程，如能借助于博弈論的模型和方法作出分析，也許更有意義。

　　再如，第四章“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及其對效率的影響”。作者不僅使用通常的分析方法對國有、集體和鄉鎮企業的效率差異進行了經驗檢驗，而且從剩余分配權和經營決策權兩個方面分析了三類企業的產權結構差異及其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由于產權結構往往表現出某種復雜的特點，這種實證是有一定困難的。作者明確指出，改革的核心就是在作為企業所有者的政府代表和企業之間重新分配剩余，重新界定對剩余的占有權，改革的結果是形成了國家、企業法人代表和職工三者共同占有和支配企業剩余權的格局，并用相應的指標計量了三者各自所占的份額，然后將其放入生產函數進行回歸。結果發現，職工所得占利潤的比例對效率增長有明顯的負效應，國家占有份額對效率也有一定的不利作用，而廠長支配的剩余份額則對效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特別是把鄉鎮企業廠長經理可支配利潤(企業留利扣除職工所得)和可支配凈收入指標區分為上繳鄉鎮政府的利潤和凈收入(包括上繳利潤和其他各種費用)與廠長經理可“自主”(此為筆者所加)支配的利潤(扣除上繳鄉鎮政府的部分)，不僅發現，在鄉鎮企業的利潤中，鄉鎮政府所得部分加上國家所得部分大約相當于國家從國有企業利潤中得到的部分，而且揭示了鄉鎮企業不同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權特征，進而說明了鄉鎮政府與鄉鎮企業有較多的利益一致性，是鄉鎮企業發展較快和效率較高的重要原因。這里的突破和前進就在于，把企業產權分解和量化為各個產權主體在企業剩余分配中的份額和經營控制空間中的權重，從而解決了產權問題實證分析中的困難。

　　不論是從討論內容之豐富來看，還是從實證方法運用之純熟來看，筆者最贊賞的還是第十三章“鄉鎮工業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分析。首先，作者從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驗證出發，分別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和CES生產函數對1984-1990年200家樣本鄉鎮企業的要素邊際生產率進行估算，發現兩種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在七個時點上都高于要素價格，且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與其價格的差距小于資本邊際生產率與其價格的差距，或者說，要素邊際生產率之比并不與其價格之反比相等，然后通過偏差證偽說明模型假設(利潤最大化和完全市場)不真，進而提出了從上述兩個方面修正假設作進一步檢驗的實證邏輯和分析框架。其次，作者把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區分為組織化和非組織化的二元市場，由于鄉鎮企業投資擴張的80-90%依靠組織化的資本市場，由此而得到的資本投資享受的是很低的且不隨供求變動的管理利率，因而按實際支付的資本費用計算，進一步使用資本替代勞動仍然有利，另一方面，人均工資增長大大快于就業增長，人均工資變動與就業量變動的相關程度很低，“最低工資”法則與勞動力價格的偏離也抑制了勞動力對資本的替代，并聯系社會資源結構對標準模型驗證的一個結論進行修正，即樣本企業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既不是一個簡單增加要素投入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所有要素利用不充分的問題，相對于社會資源結構，偏低的資本價格導致了稀缺資本要素的過度投入，而迅速上升的勞動力價格則使豐裕的勞動力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再次，鄉鎮企業的產權邊界是在與鄉鎮政府的交易中劃定的，社區政府為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提供了必需的要素(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和服務，同時參與企業凈剩余和決策空間的分割，于是，增加社區收入、擴大就業和擴張社區政府財力等通過交易迭加為企業目標；企業為實現社區及其政府目標而增加的支出就構成這一交易的交易費用，并據以修正了標準模型偏差檢驗的另一個結論。特別是作者按政府在決策空間中的決策權重比率將樣本企業分為五組，揭示了企業與政府之間交易的一系列特征，并將企業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條件修正為：要素價格＋交易費用＝要素邊際生產率。這一修正不僅解釋了鄉鎮企業的特殊問題，而且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最后，通過對鄉鎮企業就業、投資和經濟剩余的進一步實證分析，描述了非市場條件下鄉鎮企業獨特的資源配置道路：即信用支撐著迅速的資本形成，資本擴張帶動就業擴張，所得凈利潤主要用于企業工人的收入分配和社區的福利及實現政府的財政目標。從以上評述可以看出，作者就是這樣一步步對標準模型偏差檢驗的結論進行了修正，對鄉鎮企業的資源配置行為及其發展道路作了一個相當精彩的描述和獨到的分析。這不僅推進了有關鄉鎮企業的理論研究，而且在方法上也達到了相當純正的地步；不僅在國內經濟學文獻中屬于上乘之作，就是與國際上一些好的實證文章相比也不遜色，閱讀這樣的文章也是一種理論上的享受。

　　2、關于合作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道，擺脫了封閉僵化的傳統格局，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和人類共同的思想財富，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正在逐步匯入現代經濟學的主流。在這方面，除了經濟學文獻的翻譯介紹、研究生的培養訓練和研究人員的訪問交流以外，合作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合作研究的方式多種多樣，有國外機構或人員選題立項，尋找國內機構和人員合作完成，也有國內人員提出選題，尋求國外的合作伙伴和資助；有按照一定的模型和方法，利用國際國內現有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和合作研究，也有按照一定的研究目的共同設計相應的調查提綱，由國內人員進行選點抽樣和統計處理，然后共同分析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國統計制度和方法上的缺陷，一些分析資料尚難獲得，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處于深刻的制度變遷和結構改造之中，其變化范圍之廣、程度之深、速度之快，令人應接不暇，不僅提出了大量新課題，而且提供了大量新情況和新資料，不通過廣泛的實際調查和深入的理論分析很難把握。于是，在合作研究中，按照共同的框架設計和分析方法進行調查和研究，就成為一種主要的合作研究方式，也是一種能夠取得豐富研究成果的較好的合作方式。《工業》一書就是這種合作研究方式的一次很好的實踐和一個重要的成果。

　　參與《工業》研究寫作的有五位外國學者，他們分別來自美國布蘭德斯大學、匹茲堡大學、南加州大學和世界銀行研究部，合作完成了五章書，其余十一章由中國學者和中國留學國外的學者完成。由于研究對象相同，所用資料相同，分析框架也是共同討論和擬定的，將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比較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從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多重要啟示。這不僅有助于進一步搞好合作研究，而且對于中國經濟學的進步和發展也有重要作用。

　　從外國學者的文章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樣兩個特點，這也是中國學者所不及的，或者說是相對欠缺的。一是他們對于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及其有關文獻比較熟悉。這不僅表現在他們的文章都附有大量的參考文獻，而且表現在他們對有關文獻的理解和運用也相當嫻熟。如前述將維農等關于國際貿易理論中“產品生命周期”假設運用于分析國內經濟，將赫希曼關于不平衡增長理論運用于討論制度變遷，表現出這些學者有著相當深厚的理論基礎。再如，對于實證方法的運用，大都能指出它的來龍去脈，說明前人驗證了什么問題，存在什么缺陷，自己作出了哪些修正。這樣，就使學術的發展和知識的積累成為一個不斷的源流。比較起來，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就遜色一些，大部分文章后面都沒有文獻索引，有些文章對現有理論文獻的借鑒和使用也不太充分。二是在實證方法的運用方面，外國學者不僅比較嫻熟，而且相當仔細、認真，不乏創造。例如，第七章是對中國工業企業投資行為的一個檢驗，作者以莫里斯和劉從標準C-D生產函數中導出的廣義投資模型為基礎，不僅加入了新的數據(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數據樣本，前者只有四省市769家國有企業樣本)進行了檢驗，而且對其缺陷進行了修正。原模型有兩個缺陷，一是假設了一個單一的部分調整系數，二是不能考察柯爾耐和馬蒂茨提出的問題，即最能獲利的企業是否正在得到合理的投資份額。作者修正了原來的假定，即凈投資由總利潤、資本借貸成本、以及一個部分調整過程所決定，同時增加了適應性預期因素，構造了一個研究獲利能力和投資活動關系的新模型，并對三類企業的數據重新進行了估計，進而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從實證方法來看，作者不僅有所繼承，而且有所創造和發展。比較起來，國內學者在實證方法方面的訓練就比較差，除了李實等少數人的功底較好以外，大部分人都比較生疏，這在本書的一些章節中也有明顯表現。

　　如果說，在文獻和方法的掌握和運用方面，中國學者不如外國學者，那么，在對中國問題的把握方面，中國學者卻高出外國學者一籌。外國學者對某些問題的觀察雖然比較敏感，但往往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中國學者卻能深入它的本質。這一點在《工業》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外國學者用控制線路短來解釋鄉鎮企業經營靈活和高效率(第67、106頁)，而中國學者卻用企業目標和社區目標的一致性來說明(第151、382-407頁)。外國學者看重于鄉鎮企業更易于解雇工人和更早地實施破產清理的機制(第67頁)，而中國學者則提出了“最低工資決定”原則(第319-320、376-382、423-425頁)和“負債經營”情況下的“冬眠”假說，即獨特的財產權利關系使鄉鎮企業在最壞的情況發生時，可以做到停止呼吸，保留軀體，進入“冬眠”狀態，等待下一次景氣來臨(第478-483頁)。至于第十一章對鄉鎮企業獨特的企業形態和本質特征，包括社區屬性、血地緣紐帶、最低工資決定、高比例負債、計劃外空間(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市場空間)的描述和分析，和十五、十六章對鄉鎮企業負債經營及其宏觀效應的解釋，更表現了中國學者對實際問題透砌把握。如果我們把第五章與第十四章、第三章與第十三章加以比較，筆者的上述分析也許會更有說服力。

　　第五章和第十四章都是討論工資問題。第五章為了說明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資差異，首先需要解決企業工資函數的設定問題，其關鍵在于確定企業工資函數的解釋變量和企業工資函數的形式。這樣，所有制虛擬變量就成為主要的解釋變量，為了確定這一變量的單獨作用，作者引入了一些相關變量(包括企業的行為變量、企業的年份變量、企業的職工職業結構變量和企業的留利變量)，對企業的人均工資總額、企業的人均標準工資(包括計件工資)、企業的人均獎金和企業的人均其他收入等四個被解釋變量進行估計，并據以作出結論。從工資結構來看，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差距主要表現在獎金和其他收入上，而不是標準工資和計件工資上。進而用相同方法對國有企業、城市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的工資差異進行回歸分析，指出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的差異，主要來自前者的工資更加依賴于企業留利，對企業的產業分布更加敏感，且具有更高的年增長率。這一分析從方法步驟上來看是相當科學的，其結論也是無可挑剔的。但是，作者對鄉鎮企業職工工資決定方式和增長趨勢的解釋，即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鄉鎮企業與其職工之間的關系更加清晰(第173頁)，并未抓住問題的要害。比照第十四章“最低工資決定”的解釋，其局限性就更加明顯。因為后者與中國鄉鎮企業的實際更貼近。與市場經濟理論不同，中國鄉鎮企業職工兼業型的特征，使其具有雙重意義上的不獨立，作為農戶家庭的一員，他還負有農耕任務，并常常借此實現家庭總收入，特別是口糧安全目標；作為職工無力承擔工業生產的專業化職能，因此，其最低工資決定并不實行“最起碼生活資料價值”的市場經濟原則。由于必要生活資料已從家庭農耕中得到滿足，勞動供給不是由勞動者本身收入的機會成本決定，而是由家庭總收入的機會成本決定，農戶家庭向鄉鎮企業提供勞動力的主考慮是獲得口糧以外的補充資料，如現金和家庭用品，其數量大致不低于農業上的收入。讀了這些分析，人們會感到親切、自然，認同這里講的是中國人自己的故事。

　　第三章的目的在于檢驗工業改革對其盈利能力和資本產出率的影響，作者把行政干預水平、市場份額和出口市場份額以及上繳比例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并得出結論，認為行政隸屬級別越低，企業盈利越高；而市場化份額和出口份額越高，其利潤率也高；但是控制上述三個變量以后，所有制類型對利潤并無重要影響；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對稅收上繳比例敏感，而鄉鎮企業則不同。作者對后兩個結論感到有趣和驚奇，因為與原有的估計相反。從方法上來看，這一分析作得很認真、很仔細，似乎無瑕可擊，但作者并未對出現的意外作出象樣的解釋。這就使得這一分析的意義減弱了很多，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為實證而實證的感覺。比照第十三章對企業盈利能力和資本邊際產出率的分析，雖然二者討論問題的角度和目的不完全相同，但前者的缺陷則更加明顯。作者在分析鄉鎮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時，并沒有僅僅局限于資本邊際生產率的討論，而是引進了資本費用的概念，在考慮資本交易費用的情況下，獲得廉價資本最多的企業，并不一定就是資本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作者的這一分析與其對中國問題的深切實感和準確把握密切相關。在這里，作者對實證方法的運用，其嫻熟和認真，并不亞于其外國同行，但其所得結論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則更為重大。

　　筆者以上的評論是就主要方面而言的，并非人人如此。其所以作出這樣的評論，目的不在于褒此貶彼，而在于恰當而中肯地指出中外學者各自的長處和短處，優勢優劣勢。這既是合作研究的必要，也是其成功的條件。因為在這樣的合作研究小組中，中外學者便于相互學習，取長補短，中國學者可以從外國學者那里了解和掌握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及其分析方法的運用，外國學者也可以通過與中國學者的共同研究，進一步把握中國經濟的現實。這樣，雙方的學術水平都會有一個新的提高。事實上，《工業》作為一本集體創作，也的確收到了這樣的效果。作此評論，意在把中外學者的合作研究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

　　3、附評

　　在結束這篇評論前，筆者想對《工業》一書的出版社提出批評。出版這樣一部有價值的學術著作，足見出版者的慧眼，但是，出版質量筆者不敢恭維。筆者在閱讀時稍一留意，就發現很多錯誤。例如最后一章，一萬字的文章就有三、四處錯漏。如果說印刷錯誤在所難免，那么，封面和書脊上把主編和副主編的頭銜都丟掉了，就是不能容許的了。出版質量不高是一個相當普遍的問題，筆者的這一批評，在于督促出版者把書出好。

　　參考文獻

　　1，林青松、威廉·伯德主編，1989，《中國的農村工業：結構、發展和改革》，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

　　2，V·奧斯特羅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問題與抉擇》(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2。

　　3，張維迎，1997，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Vernon,Raymond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 vol.80,no.2,pp.190-207.

　　5，Grossman ,Gene M.and Elhnan Helpman 1991,"Quality Ladders andProduct Cycl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pp.557-586.

　　6，Hirschman ,Albert O,1958,"The Strategy of Economis Development."New Haver: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年4月10日，初稿寫于香港嶺南學院

　　1998年4月15日，修改于北京三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