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楊建龍博士的論文《關于外商投資與外資政策的博弈分析》(以下簡稱《分析》)，是一篇做得比較成功的博士論文。作者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以外商投資中的利益創造和利益分配為中心，構造了一個博弈分析的理論框架，不僅對東道國外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作出了有效的解釋，彌補了現有理論的缺失，而且對外國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和東道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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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資行為及其互動關系作出了統一的說明，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跨國投資理論。在這篇評介中，筆者不想簡單評述作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只想以《分析》為藍本，討論一下做好博士論文的幾個方法問題。

　　1、選取分析角度

　　任何一種經濟學理論，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人們的經濟活動(全部或其中的某個方面和部分)進行的觀察和思考。而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其觀察到的現象和問題也不完全相同，作出的理論思考和解釋也就不大一樣。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理論的分野。因此，選取一個已有的分析角度，只能對已有的理論作出補充和完善，而選取一個新的分析角度，就會有新的突破和理論發現，并作出新的理論創造。這也許是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反復證明的一個普遍事實。對此，筆者曾經有過許多論述(1996，1999)。《分析》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又一個很好的例證。

　　跨國直接投資是投資者和東道國共同參與的國際經濟活動，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和東道國的引資行為是同一經濟活動的兩個方面。從不同角度考察，這一活動所表現的內容就有很大的不同。既有的跨國直接投資理論，不論是企業優勢理論(海默，1960)和內部化理論(格雷，1978，1982)，還是區位理論和作為企業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和區位理論三者綜合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1977)，以及動態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佛農，1966)，都是從投資者的角度出發的，而且是從個別投資者的角度出發的。東道國只是作為理論分析的背景和前提而給定的，并未進入分析的框架之中。即使在區位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中，東道國的區位因素(諸如勞動力成本、市場狀況和東道國政策等)被納入分析，成為投資者投資決策的一個因素，但東道國仍然是外商投資的被動接受者，既無法影響投資的選擇和決策，也無法改變投資者的行為。因為，從投資者出發，所要解決的問題是，投資者為什么到國外去投資？到哪些國家去投資？因而，這一分析基本上是以投資收益的分配為既定，而以投資收益的創造為中心，集中考察跨國直接投資的原因和流向，一般不考察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后者作為企業的最大化決策，是投資理論中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并不構成跨國直接投資理論的特殊問題。因此，現有的跨國直接投資理論，不僅主要是一種微觀分析，而且基本上是一種供給決定理論。這樣的理論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其解釋能力也很有限。

　　從東道國的角度切入，所提出的問題主要不是投資能否為外商創造收益，而是東道國能夠在投資收益中拿到多少？不是外商到哪個國家投資，而是東道國能夠得到多少投資以及得到什么樣的投資？因而，與從投資者的角度切入不同，首先，這一分析是以投資收益的創造為前提，關注的主要是投資收益的分配，在這里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就成為考察的中心。其次，考察的方式不是前述的微觀分析，而是以廠商分析為基礎，對在某東道國的外商投資作宏觀考察，因而與東道國對峙的不是個別投資者，而是向該國進行投資的所有外國投資者(包括實際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再次，由于投資的規模和質量是由供求之間的競爭決定的，于是，投資者和東道國的行為選擇，都會進入考察者的視野，投資的決定既是投資者的收益最大化決策，也是東道國的利益最大化選擇，因而是二者博弈的均衡解。這也會對分析方法提出新的要求。

　　現有的跨國直接投資理論其所以從投資者的角度切入，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的。從實踐來看，跨國投資是隨著發達國家資本輸出的發生和擴大而發展的，雖然它曾經與列強的侵略和擴張密切相關，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跨國直接投資的決策仍然是投資者的個人行為或企業決策，而非政府行為和政府政策，因此，理論的觀察和解釋自然是從投資者出發的。從理論來看，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在微觀分析方面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理論和方法，借助于這些工具對跨國投資行為的分析，從投資者切入也是一個必然的選擇，分析的重點自然是投資者投資收益的創造和獲得。發展經濟學是從發展中國家出發來研究其經濟發展的，錢納里等人的“兩缺口”模型(1966)也為發展中國家的引資需求提供了一種解釋，但是，由于缺乏東道國的行為分析，并不能從東道國的角度對跨國直接投資作出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對此所作的考察大多是從東道國出發的，但是，由于實踐的需要，主要是從政策層面和操作層面討論的，再加上理論基礎和專業訓練的不足，也就難以建立起跨國直接投資的理論模型。《分析》的作者看到了以上理論的不足，一方面放棄了現有跨國投資理論從投資者出發的分析角度，另一方面又堅持了其分析方法；一方面堅持了“兩缺口”理論和發展中國家學者的分析角度，另一方面又補上了其理論和方法上的不足，從而建立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以東道國外資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中心，對跨國直接投資作出了自己的理論解釋。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作者對所論問題的基本把握是準確的，這是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但對現有理論的評述是比較簡單的，有一些重要文獻尚未提及，這從《分析》的文獻索引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在評述時，不僅要指出它們的不足，以確定自己的前進方向和開拓范圍，而且要注意發現它們在自己所論問題上作出的提示和暗示，以擴大自己理論創造的基礎和依據。就以區位理論而論，有區位的宏觀考察和微觀考察，《分析》只是提到前者而沒有注意到后者，自然也就不會作出區分，因而對自己考察的宏觀定位也未有明確揭示。

　　2、設定分析前提

　　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框架，其中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就是要提出相關的理論假定，設定自己的分析前提。這是理論創造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一切都無從談起。因為，設定恰當的理論假定和分析前提，一是可以明確本項研究的理論背景，確定其是在一個什么樣的理論傳統內討論問題，二是可以據此劃定分析的范圍，提出本項研究所要解答的問題；三是可以據此選擇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因此，只有在前提設定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型，開展自己的邏輯推演和理論分析。那種沒有前提假定的種種議論雖然有其價值和意義，但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是難以看作是科學的經濟學理論的。

　　理論假定的提出和分析前提的設定必須是既有現實性，又有一般性，而且是易于處理的。非現實的前提假定，根本不可能成為理論建構的堅實基礎；不重要和非基本的前提假定，也可能使作出的理論解釋出現嚴重偏差和發生重大失誤，或者只能解釋特殊的個別現象，而不能說明更普遍的問題；而易于用經濟學的方法加以處理，則是建立有效的分析框架的重要一著。因為，既現實而又一般的重要前提假定，如果不能用經濟學的規范方法加以處理，對于理論分析的目的來說，仍然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當然，一般來說，重要而現實的假定，總是可以找到易于處理的方法的。關鍵在于作者的理論基礎、專業訓練和方法掌握是否扎實、精到和嫻熟。

　　跨國直接投資既然是外商投資者和東道國共同參與的一種經濟活動，那么，缺少了其中任何一個角色的參與和作用，都不可能對此作出有效的解釋和說明。雖然《分析》是從東道國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的，但必須對二者的行為給予同樣的重視和作出必要的考察，看看它們是如何為著自己的利益而進行決策和采取行動的，互相之間會發生一些什么樣的關系和矛盾，這些矛盾是如何發生又如何解決的，二者之間的合作是如何展開的。因此，對投資者和東道國及其行為的設定和考察就成為《分析》進一步討論的基礎和前提。這種對互動行為的考察也決定了其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是博弈論的方法；后者又反過來為其前提的設定提供了方便。

　　圍繞著跨國直接投資，不僅有多種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如不同的投資者及其母國政府、不同的東道國及其地方和企業，而且會發生一系列的經濟關系和利益矛盾，其中主要有，作為總體的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的關系，個別投資者之間的關系，投資者與母國政府之間的關系，母國政府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關系，不同東道國之間的關系，東道國內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等。為了從東道國的角度考察跨國直接投資，就必須緊緊抓住作為總體的外商投資者和總體意義上的東道國之間的利益博弈關系，而將其他關系予以舍象，只在必要的時候再引入舍去的因素加以分析。在此基礎之上，《分析》對參與博弈的兩個行為主體作了進一步的界定，描述了它們的行為方式，一方面說明了它們最大化的行為目標，另一方面分析了它們的行動空間和博弈策略。這樣，不僅明確和規定了本文考察的重點，而且為后面的博弈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創造了條件。

　　既然是從東道國的角度來考察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的投資愿望和投資能力就是給定的，其他投資方式的選擇也是不予討論的，它們均與東道國無涉，是由投資者單獨決定的，這是現有跨國直接投資理論討論的對象。而投向何處和如何投資，如規模、時機、股權安排、利益分配等才是與東道討價還價，進行博弈的主要內容。于是，《分析》抽象出投資規模和投資質量兩個概念，將其作為投資者投資決策的主要內容和與東道國博弈的主要手段。無論是從投資者的角度，還是從東道國的角度，投資規模問題都是清楚的，是經濟學的方法易于處理的問題，而投資質量卻不那么簡單，包含著一系列難以量化的因素。《分析》將投資質量定義為，一定時期內，“前來東道國投資的所有外商投資，除去投資規模以外的其他所有投資決策所決定的對東道國經濟貢獻能力的大小”。這一界定是從東道國的角度來觀察的，是以對東道國的利益貢獻大小作為判別標準的，其優點在于，一是概括性較強，包括了除投資規模以外所有的投資決策，如投資結構選擇；投資質量就可以看作是投資結構的一個函數，或投資結構在東道國收益集合中的映射。二是解決了質量問題通常所具有的不可通約性，使其可以作定量處理，從而納入經濟分析的軌道。

　　從東道國的角度考察跨國直接投資，不僅要對投資者作出界定，而且要對東道國本身作出描述。在引進和利用外資的博弈中，東道國可以自主掌握和進行選擇的是各種利用外資的政策和法規，這也是一個內容復雜、形式多樣、很難量化處理的對象。然而，對于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來說，任何一個政策和法規不是形成激勵，就是形成約束，據此，《分析》在全面考察和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將其概括為“優惠程度”和“開放程度”。這是東道國政策取向中兩個基本的方面，前者與激勵相對應，后者與約束相匹配，同時假定二者之間不存在任何“共線性”，于是形成了一個政策選擇的二維空間，使之成為經濟學的分析可以處理的對象。

　　3、建立基本模型

　　在提出理論假設和設定分析前提以后，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個理論模型，這是理論框架的核心部分。

　　模型分析的作用不在于向人們提供到處適用的普遍真理，而在于明確地指出，在什么條件下，某些特定的經濟現象之間存在著某種特定的聯系。因此，建模的過程是，從提出的理論假說出發，理清問題的邏輯聯系，恰當定義有關參數和方程，用適當的數學工具描述出有關經濟現象和過程的內在聯系。一個有效的理論模型，一方面需要在最抽象的層次上將最基本的經濟關系揭示出來，另一方面，要為模型的進一步擴展留下空間和通道。

　　要把最基本的關系在最抽象的層次上揭示出來，就需要將次要的現象舍去。由于最基本的關系也是貫徹始終的東西，在一開始最原始的形式中就能夠找得到。由于抓住了基本事實，又合理地舍象掉次要的事實，當說明了基本關系以后，模型的擴展也就有了可供選擇的途徑。這也許是歷史的分析和邏輯的分析能夠統一起來的基本原因。

　　《分析》采用了博弈分析的方法，因而在界定了博弈者及其策略以后，就要建立一個博弈模型。從博弈論的發展來看，通常是循著從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從完全信息博弈到非完全信息博弈、從靜態博弈到動態博弈的路子前進的。因而，基本模型自然是一種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根據前面的設定，圍繞著跨國直接投資，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博弈各有兩個策略，而博弈開始首先是投資的有無和多少的問題，而不是質量的好壞問題，東道國的條件也決定了其只能從制定優惠政策而不是改善投資環境入手來引進和利用外國投資。于是，《分析》暫時舍象掉投資質量和開放程度，集中討論優惠政策與外商投資規模之間的關系，建立了一個利用外商投資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通過博弈雙方的收益分析，給出了外商和東道國的行動模式和反應函數，并求得了博弈均衡解。由于這一博弈均衡的結構和特征與“庫爾諾均衡”的雙寡頭產量競爭模型非常相似，作者將其稱為“利用外商投資的庫爾諾均衡”模型。并通過模型分析，提出和說明了東道國制定和實施外資政策的基本原則。

　　不僅如此，鑒于圍繞著外商投資的博弈過程，以簽約為界是一個兩階段的博弈，前一階段是東道國先動，后一階段是外商先動，將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建立了利用外商投資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由于該博弈過程的行動模式和均衡特征與價格領導情況下的雙寡頭價格博弈所形成的“斯坦克爾博格”均衡十分相似，作者將其稱為利用外商投資的“斯坦克爾博格”均衡模型。

　　4、進行邏輯實證

　　基本模型建立以后，進一步的工作就是要進行邏輯實證分析，從理論上再現現實經濟運行的實際過程。從一個方面看，這一分析是基本模型的進一步擴展，從另一個方面看，是逐漸放松原來的假定，將舍象掉的因素一一引入，因而理論實證的過程就是理論分析一步步接近經驗現實的過程。

　　做好理論實證，一是要根據抽象的層次確定好推理的步驟，二是要保持前后邏輯的一致性和內洽性。抽象層不清，推理步驟就會出現混亂，不是發生邏輯跳躍，就是出現邏輯矛盾。邏輯不能一貫到底，理論也會出現毛病，難以對現實做出有效的解釋。在思路的清晰、推理的嚴密和邏輯的內洽性方面，《分析》的表現是相當優秀的。

　　作為市場交易過程，利用外商投資的博弈必然包含著市場交易的四大要素，即需求、供給、交易價格和交易數量。基本模型包含了所有要素，但都是在高度抽象的形式上出現的。進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從這些方面展開。

　　從需求方面看，基本博弈模型雖然對投資規模的決定提供了一種解釋，但這樣決定的投資需求規模是不是東道國引資的“適度規模”，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而建立在“兩缺口”理論基礎上的種種模型，由于只限于總量分析，沒有區分外商的類型和投資的質量，特別是僅僅從東道國的需求出發，未考慮投資者的反應，同時忽視了引資的成本，因而也無法對此作出恰當的解釋。有鑒于此，《分析》在基本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被舍象的投資質量問題，考察了東道國的資本吸收能力和引資成本，對此作出了進一步的分析。根據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作者恰當地定義了“適度規模”是東道國從引資中獲得最大收益時的需求規模，為這一討論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標準。由此出發，首先指出，實際的引資需求不是“兩缺口理論”所決定的原始規模，而是東道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外資吸收規模。接著，定義了引資成本，將優惠政策作為引資成本的一個項目，給出了成本函數，并將成本函數引入引資需求決定，指出東道國對外資的最優需求小于吸收能力所能容納的引資規模。進而，作者討論了外資質量對東道國收益的影響，給出了東道國收益函數的完整形式，對影響東道國外資需求的因素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解釋。

　　以上的分析雖然引入了投資質量的因素，但這一因素的決定取決于供給方面的情況，因而，在從需求方面所作的討論中，外商投資的質量問題仍然是外生給定的，要將其引入模型，內生地加以決定，必須從供給方面加以分析。為此，作者放松了前述關于外商投資者是無差別的均質體的假定，將其按投資質量劃分為“政策偏好型”和“環境偏好型”兩類，并通過投資環境和東道國改善投資環境的努力之間的函數關系，建立了投資質量的決定模型，描述了東道國與兩類外商投資者之間的博弈，說明了東道國改善投資環境的最優努力水平取決于各該國家的資本缺口及其收益系數。

　　《分析》至此，已對優惠政策作出了比較充分的解釋，但對開放程度一直未予涉及。因為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是一種雙刃劍，其收益集中體現在提高本國經濟的競爭能力方面，其成本不僅表現在優惠政策所帶來的利益割讓，而且表現在市場和發展機會的喪失、受外商的控制等方面，因此，東道國總是設法控制對外開放的過程。于是，作者暫時舍去政策因素，將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問題，轉化成東道國如何通過控制開放程度，來確保民族經濟的競爭實力和長期發展，進而實現利用外資收益最大化的問題，建立了東道國最優開放程度的決定模型，揭示了最優開放度與資本缺口和民族經濟實力成正比，并求解了開放程度與民族產業經濟實力之間的互補彈性，說明了東道國制定開放政策的基本原則。在此基礎之上，《分析》將前述的分析綜合起來，探討了東道國優惠政策和開放程度的共同決定問題，構造了一個包括四個象限的博弈分析模型，對本文的討論作了一個簡潔而精彩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作者的推理過程和邏輯聯系無暇可擊，但美中不足的是，既然可以將外商投資者分解成兩種類型，使投資質量的討論深化一步，也可以將東道國加以分解，分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立二者之間博弈的模型，并通過利益的分配和爭奪，解釋引資規模、引資成本和引資收益之間關系的變化，這也是東道國制定和實施利用外資政策中的重要問題。由此甚至可以開拓出一些新的探索空間和理論方向。作者雖然提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也提到了就這一問題所寫的文章，但未將其模型化引入《分析》的框架之中，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5、作出經驗檢驗

　　《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理論假說，建立了分析模型，進行了邏輯實證，得出了自己的理論結論，這些理論的真理性還有待于經驗檢驗。這是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只有通過經驗檢驗而不被證偽的假說，才具有暫時的真理性，才可以稱得上是理論。

　　進行經驗檢驗的方法可有多種，既可以是歷史資料的統計分析和計量檢驗，也可以是個別案例的深入剖析，還可以是對過程的歸納描述。其目的在于驗證理論對已知事件的解釋能力和未知事件的預測能力(弗里德曼)。不論采取何種方法，關鍵是要根據該種方法的要求作細作好。從這一點來看，《分析》的缺陷是比較明顯的。作者過多地運用了歸納描述的方法，但有些地方的描述與其設定時的討論差別不大，很難稱得上是一種經驗檢驗。在第4章，作者對我國外資的適度規模作了計量分析，但也過于簡單，只是建立了一個外商直接投資總規模與國民生產總值之間的一元回歸模型。對投資質量問題的檢驗也許是最不成功的，不是作者尚未找到恰當的途徑把理論概念轉化成可以計量的指標，因而資料的獲取和處理還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就是作者的理論抽象還存在某些問題。總之，在這方面的工夫下得不夠。這是需要進一步努力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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