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我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已經四年，本書即是本課題組的一部分主要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產生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每項一篇文章都要經過至少兩次，多則三、四次的討論，參加的人員除了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的人員以外，還要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參加，甚至要專門去有關部門向專家請教，請他們對文稿提出和討論的問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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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見，有的多人撰寫初稿，甚至數易其稿，最后都由我修改定稿。特別是所論對象的以及分析角度和分析方法一致性，雖然事前沒有總體的設計，但是仍然存在著內在的邏輯，以及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因而也就有了一個大致的框架和結構。

　　本書所有文章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從現實經濟運行的實際提出問題，然后從理論上加以討論和分析，特別是堅持了運行分析與體制分析、宏觀分析與微觀分析、總量分析和結構分析的統一，著重于探尋經濟運行的制度背景和行為過程以及宏觀經濟變動的微觀基礎，因而，本書所論不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問題指向，而且有著較大的思想深度和理論價值。這是很多讀者的一致反應，因而不僅得到很多學者的高度評價，也為很多政府官員和企業家所重視。

　　四年來，由于經濟形勢變化的實際還需要，宏觀經濟分析成為中國經濟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本書即從一個側面記述和反映了這一研究的過程和進展。為了使讀者對宏觀經濟問題的討論能夠有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并對本書所論有一個進一步的把握，筆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10年來的宏觀經濟理論討論作了一個簡單的評述，以為本書之序。

　　第一節，一個簡要的回顧

　　80年代，中國的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論范式的轉換方面。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的范式中，宏觀經濟問題是作為社會再生產理論和綜合平衡理論討論的，很多重要的宏觀經濟現象，如經濟周期問題、通貨膨脹問題、失業問題等，都不可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開始了市場取向的中國改革之路，中國經濟處于戰略轉型、體制轉軌和結構轉換之中。1984年第4季度，中國出現新一輪的經濟過熱和宏觀失控，再一次把總量關系和宏觀問題尖銳地提到人們的面前。由于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局限于抽象層次和本質關系，無法對總量關系和宏觀經濟運行作出具體的說明，而綜合平衡理論僅僅是一種計劃理論，解決不了轉軌條件下宏觀經濟的運行和調節問題，于是，從對傳統理論的反思開始，立足于從農輕重關系分析到國民經濟結構研究的轉變(其代表是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一些文章 )，一部分中青年經濟學家開始了宏觀經濟基本理論和方法的研究。1986年，第一部試圖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社會主義宏觀經濟運行的專著《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 問世，1987年，《經濟研究》雜志編輯部召開了"宏觀經濟理論研究基本理論和方法問題"座談會 ，第二年又與《中青年經濟論壇》編輯部聯合召開了"宏觀經濟理論研討會" ，形成了宏觀經濟理論討論的第一個高潮，推動了理論的探索和創造，一批宏觀經濟學的教科書和專著相繼問世。其中，樊綱、張曙光主筆的《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 (1990)一書的出版，標志著理論范式轉換的完成。正確認識和評價這一轉換的過程和機理，對于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建設和學科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9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經濟的市場化和開放度有了很大提高，經濟運行的環境和態勢也有很大的變化。特別是經過2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基本上告別了長期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相對過剩，90年代初曾經發生過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而在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以后，90年代末又跌入了通貨緊縮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的走勢分析和政策選擇不僅是政府關注的中心，也是企業關注的焦點；不僅是國內人士討論的重要問題，也是國外人士重視對象。于是，圍繞著宏觀經濟的形勢分析和對策研究，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研究小組和論壇，發表了各種各樣的宏觀經濟分析報告。舉其要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片"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及其《經濟藍皮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和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合作舉辦的"宏觀中國論壇"及其系列分析報告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及其論文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及其召開的宏觀經濟討論會 ，國家信息中心舉辦的"50人論壇"等。今年8月，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與《財經時報》聯合舉辦了中國宏觀經濟的第一次網上討論。所有這些研究報告和論壇討論，除個別比較重視理論分析以外，大都是形勢討論，理論上的進展散見于這些討論之中。在這個時期出版的宏觀經濟理論著作中，陳學彬教授的《宏觀金融博弈分析》 ，也許是有較大學術價值的一部。

　　第二節，討論的主要問題及其進展

　　在近10年中，宏觀經濟理論研究圍繞著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討論，涉及的問題很多，我們只能列舉爭論較大和有進展的幾個方面，作一簡要的評述。

　　一，關于總量態勢和周期特征問題

　　如何看待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量態勢，是各個時期宏觀經濟討論最熱烈的一個問題。90年代初及其以前，討論最熱烈的是短缺問題，面對《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提出的"短缺的需求決定論" ，胡汝銀提出了"短缺的供給決定論" ，張軍認為二論均缺乏制度分析，進而提出消費品短缺是投資緊張的代價，是個供給問題，與消費需求無關 。其實，這里的分歧不是有沒有制度分析，而是分析邏輯的差異，關鍵是張軍的制度分析缺乏行為過程。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制度背景發生了變化，經濟總量態勢也與以前不同，開始扭轉了傳統計劃經濟下的長期短缺局面，出現了生產過剩。劉國光用從"賣方市場"和"供給導向型"經濟向"買方市場"和"需求導向型"經濟來概括和分析這一變化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則認為，改革所導致的資源技術條件和組織制度因素的變化，一方面提高了經濟生產力和潛在總供給，縮小了其與實際總供給的差距，另一方面改變了總需求決定的基礎，使總供求關系和經濟周期的性質與計劃周期不同，而是具有了市場商業周期的某些特征 。筆者以為，后一分析更符合現代經濟學的規范，也更有說服力。

　　二，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

　　對通貨膨脹問題的討論有兩個高潮，對應著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兩次嚴重的通貨膨脹。討論的問題也相當廣泛。包括通貨膨脹的定義、類型、測度、成因、機理、效應和通貨膨脹預期等。值得重視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關于結構性通貨膨脹。李曉西的分析既遵循了現代經濟學關于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基本假說，即鮑莫爾模型和奧里維拉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型關于不同部門具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和一致的工資增長率，又突現了中國的特點，即由于國有企業的"資金陷阱"和向非國有企業的收入攀比，造成了兩部門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差異和工資增長率趨近，構成了體制轉軌時期中國結構性通貨膨脹的主體部分 。這一分析不僅說明了中國通貨膨脹的體制性結構特征，而且具有方法論意義，說明理論研究必須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這樣才有知識的積累和進步。

　　二是對通貨膨脹預期的研究。自從理性預期假說出現以后，很快就受到理論界的關注，盧卡斯 將其運用于宏觀經濟分析，建立了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和理性預期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界在引進、介紹、學習和研究現代經濟學中，預期理論一直無人注意。

　　1988年發生的提款、擠兌、搶購風潮和高通貨膨脹，一下子把預期問題提到了經濟學家的面前。1991年，李拉亞出版了《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 ，提出了一種粘性預期理論，建立一種雙粘模型，標志著預期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薛萬祥(1995) 認為，目前中國公眾的預期是介于適應性預期(Aa)和理性預期(E)之間的準理性預期(Pa)。其表達式為：Pa=qAa+(1-q)E。理性預期理論只考慮到公眾預期及其影響，而沒有考慮政府預期的影響，當二者都存在時，其博弈就會對經濟福利產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宏觀政策)不在于按一定的規則行事，而在于政府政策要建立信譽。這樣，就在信息非對稱和相互博弈的基礎上，推進了預期理論的研究。這一點與90年代在發達國家出現的"反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思路上是相契合的。賀力平著文 介紹和分析了這一新的理論發展，說明國內研究對國際理論發展動態的重視。

　　三是關于通貨膨脹效應。80年代末的研究集中于通貨膨脹的經濟增長效應，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實行通貨膨脹政策，90年代的討論則集中于通貨膨脹的替換作用和菲利普斯曲線的真實性問題。左大培一方面系統回顧和分析了西方經濟學中關于通貨膨脹替換作用的爭論，從菲利普斯的發現 (名義工資率與失業率的負相關)，到薩謬爾森和索洛的改造 (把貨幣工資增長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替換關系改為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之間的替換關系)，再到借助于"奧肯法則"，變成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替換關系，最后是弗里德曼 和盧卡斯 依據"自然率假說"和概率論方法以及預期的作用，否定了在長期中存在菲利普斯曲線表示的通貨膨脹的替換作用；另一方面實證地分析了中國通貨膨脹與失業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中國，物價水平每提高1 個百分點，當年的經濟增長率會提高0.42個百分點，下一年的經濟增長率會下降0.57個百分點 。與此不同，陳學彬利用改革以來GDP增長率和GDP縮減指數數據進行實證檢驗，認為改革以來我國短期菲利普斯曲線十分顯著 ，中國(深圳)開發研究院以菲利普斯曲線的存在為前提，并利用擴展的菲利普期模型，對中國的綜合性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理論解釋，認為中國1993-1994年的高通脹是需求拉動和供給推動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從總體趨勢來看，供給推動成為主要因素 。筆者認為，運用任何一種理論都必須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前提假定和存在條件，切不可隨手拿來，隨意使用。在這一點上，左大培的態度值得學習。而認真地進行經驗檢驗，更是應當大力提倡和努力推進的。至于在實證分析上出現的差異，應從其前提和數據等方面檢查，看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三， 關于通貨緊縮問題

　　1996年中國的經濟運行基本上實現了軟著陸，緊接著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推動下又陷入了通貨緊縮。于是，理論界展開了對通貨緊縮的討論和研究，從需求方面到供給方面，從微觀機理分析到宏觀政策調整，乃至通貨緊縮的國際比較和外部沖擊，都有所涉及。大致形成如下的分野。

　　樊綱教授 對通貨緊縮的分析角度是從需求出發，認為中國當前出現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因而價格水平持續下跌，增長速度不斷下滑，主張實行宏觀擴張政策，剌激和擴大總需求。由于他是從總量態勢來觀察問題，未能發現增長結構的差異及其背后的制度障礙。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體制問題是個長期性因素和緊縮性因素，不僅遠水難解近渴，對作為短期分析的宏觀運行不起作用，而且其作用還是非擴張的。從而給人一個強烈印象，即只要堅持宏觀擴張政策就能解決中國的通貨緊縮問題。

　　余永定教授 是從供給方面討論通貨緊縮問題的，他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加總推導出相應的總供給曲線，構造了一個宏觀分析框架，提出了一個有別于一般的分析思路。即把生產成本上升所導致的企業虧損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為分析中國當前通貨緊縮的起點及其動態過程中因果關系鏈條的關鍵環節，進而明確指出，解決中國的通貨緊縮問題，關鍵在于解決供給方的問題，即通過提高企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從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其中包括讓經努力仍無法扭虧為盈的企業退出生產，而剌激需求的政策也應同改善供給的結構和質量相聯系，而不是簡單地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余教授雖然提出了退出障礙的問題，但沒有討論進入障礙的問題，雖然提出了改善供給結構和質量的問題，但并未對供求之間的結構差異及其引致的問題作出考察。

　　胡鞍鋼博士 也是從供給方面考察的，但與余教授不同，他沒有構造理論框架，只對中國的通縮實際作了較全面的描述和分析，認為"生產能力過剩是造成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而"盲目投資、重復建設是造成生產能力過剩的根源"。其政策結論是限產提價。這雖然與當前的政策操作相合，但沒有進行理論上的開拓。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對通貨緊縮問題作了較多的研究，并編輯出版了《1998-2000中國通貨緊縮研究》 一書。為了開闊思路，尋求借鑒，他們不僅考察了美國30年代的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而且對很多國家通貨緊縮的歷史進行了分析；不僅提出了通貨緊縮集中表現為"'兩個特征，一個伴隨'，即物價水平持續下降和貨幣供應量持續下降，通貨緊縮通常伴隨著經濟衰退"，而且具體討論了物價指數的變化。作者雖然明確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通貨緊縮壓力與歷史上發生的經典通貨緊縮有所不同"，但不同在何處，并沒有加以說明，因而剛剛觸及到問題的邊緣而又退了回去，而且由于用詞的緣故，給人以中國只存在通縮壓力而不存在通縮的印象。至于對物價指數的討論，雖然具體計算和分析了各類價格指數(消費品、投資品、行業產出品、按生產過程分類產品)的漲跌，并對它們的漲(跌)幅作了比較，但由于局限于價格指數本身的變化，減弱了這一研究應有的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組從體制和結構上對通貨緊縮進行了分析 ，認為除了發達國家在新技術革命時期以外，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和轉型中國家都發生了通貨膨脹，而中國卻出現了通貨緊縮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現象，并集中表現為結構性通縮。其原因在于核算性偏差和體制性壓抑，主要是價格管制因素和非準入市場壁壘，造成了需求結構與供給結構的嚴重扭曲，一方面表現為食品在居民消費支出中占一半左右，而提供食品的農業在GDP中的比重不到20%，另一方面表現為增量改革帶來的大量資金和財富不能有效配置，只能在工業制造業中過度競爭，從而壓抑了增長最快的服務業的供給和需求，如果考慮到中國統計核算中存在著工農業增長率高估和服務業低估的缺陷，不僅總量會出現低估問題，結構扭曲也更為加劇。盡管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沒有發生新技術革命，也缺少原發性技術創新，但自改革開放以來，卻發生了深刻的制度變遷和結構調整，技術引進和技術進步從未停止過，投資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因而從時間序列來看，資本存量在不斷增加，技術水平在持續提高，要素生產率也在提高，所以，中國的潛在總產出在不斷提高，總供給曲線隨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右移，從而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如果說技術創新降低了生產成本，那么，制度創新則節約了交易費用，一旦經濟運行態勢因故發生變化，總供給的增長超過總需求的增長，同樣會出現經濟增長與通貨緊縮相伴隨的現象。因此，中國的經驗再一次證明，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與技術變革和技術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因素。

　　四， 關于金融風險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

　　改革以來，隨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宏觀資金配置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黃達 和余永定 揭示了這一問題，為進一步的宏觀分析奠定了基礎。

　　1， 關于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和宏觀負債問題

　　90年代上半期的討論集中于財政收入問題，王紹光、胡鞍鋼以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下降為據，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弱的政府，中國的中央政府也是最弱的中央，并從多個方面揭示了財政收入下降的嚴懲后果及其危險性 。這一看法雖然適應了當時政策調整的需要，但卻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張曙光指出了這種分析方法的片面性，并通過國家作用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國家能力是強好還是弱好的討論，說明了該文的基本理論傾向是國家萬能論和政府高明論 。張杰認為國家獲得金融剩余的制度安排有二：一是稅收制度，二是金融制度。由于中國一直沒有找到一條通過稅收制度獲取金融剩余的有效途徑，因而從財政能力來看，中國的確存在一個"弱政府"，但從金融能力上觀察，中國又存在著一個"強政府"，因而，中國的國家能力可以概括為：弱財政，強金融 。筆者認為，無論是弱財政，還是強金融，其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都有不利和有利的方面，但在目前情況下，不利的影響也許是主要的。因此，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重建財政，改革金融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說90年代上半期的討論集中于財政收入，那么，90年代下半期的討論則集中于政府負債。樊綱主編的《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發表文章 ，計算和分析了政府的宏觀負債，旨在說明政府債務在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不高，擴張性財政政策仍有很大余地。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 進而討論了國有企業微觀負債引發政府宏觀負債、狹義負債引致廣義宏觀負債、隱形負債變成公開負債的機制，集中說明了宏觀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

　　2， 關于金融風險及其防范

　　亞洲金融危機暴發，我國雖然得予幸免，但對金融風險的研究和防范意識則日增。周天勇討論了高負債經濟與金融風險的關系，對高負債國家金融風險的形成機理提出了一種解釋，但把通貨膨脹作為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種方式則有欠妥當 。陳學彬分析了銀行不良資產對金融風險和通貨膨脹的影響，認為不良資產的增加，不僅使銀行的經營利潤受到影響，降低銀行抗擊風險的能力；而且會直接影響銀行的資產流動性，降低其抗擊意外事故的能力，使金融風險增大。在銀行面臨流動性困境，金融系統出現較大的潛在危機時，為保持金融系統穩定，央行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增加銀行準備和基礎貨幣的供給，這必然會引致通貨膨脹的上升 。陳文分析的意義在于針對我國經濟運行實際，具體揭示了在銀行具有較高不良資產的情況下，金融風險與通貨膨脹的互替關系，說明了央行的政策選擇及其限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的文章 結合中國經濟運行的實際，從符號經濟和實質經濟相互關系的角度討論了金融風險的問題，認為金融風險集中表現為名義變量或符號經濟的嚴重失衡，但其背后卻是實際變量或實質經濟出了毛病。該文提出和討論的名義變量和實際變量、符號經濟和實質經濟的關系問題，是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3， 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在經濟緊縮時期，貨幣政策的作用比較明顯，因而90年代上半期的討論涉及較多，主要有貨幣供給的機制、貨幣供給量的增長、貨幣化的進程及其分期、貨幣需求的決定及其穩定性等。其中分歧較大的是后兩個問題。易綱把貨幣化的分期定在1985年 。謝平則認為，1992年貨幣化程度達到頂點 。而張杰則把貨幣化收益由增到減的轉折點劃在1988年 。其實，這些分析都是以產品的貨幣化和流量資產的貨幣化為限，如果考慮到服務產品的貨幣化(包括住房) 和存量資產的貨幣化，中國的貨幣化進程才走完第一個階段，剛進入第二個階段 。關于貨幣需求的穩定性，陳學彬認為，轉軌時期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不穩定，波幅達23個百分點，因而貨幣真實需求的波動很大 。秦朵不同意這種觀點 。她通過細致的數據分析和實證，將特有的制度因素(包括由計劃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機需求，由計劃體制軟約束造成的過度資金需求，以及由改革引起的市場化對貨幣的超常需求，即貨幣化過程)納入貨幣需求關系，得出與謝平等 一致的結論，我國的貨幣需求關系呈現出較強的穩定性。進而指出，一般貨幣需求論描述的是將各類經濟制度及階段之具體因素全部抽象掉了的一般規律，而經濟數據樣本卻包含著這些具體因素。當這些因素與一般理論所假定的理想前提(如充分競爭的市場)大相徑庭時，一般理論便很可能與數據顯著不相合。這時，如果用一般理論來解釋數據很難得出具有規律性的一致結果。筆者認為，秦朵對于現代經濟學一般理論所報的態度是嚴肅的和科學的，這一點又往往是很多從事實證分析的人所忽視的，而真正要有所發現和前進，就必須真正了解一般理論結論的假設前提，并恰當地引入其抽象掉的因素進行考察。

　　在經濟擴張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突顯出來，因而，90年代后半期的討論相對熱烈，不過，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增加國債，擴大政府支出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從財政目標和社會目標的分歧出發，不僅分析了稅率高低與利潤預期的關系，說明了減稅的意義，而且考察了稅負不公的效率損失及其宏觀影響，同時揭示了國債政策與金融市場的關系，明確指出，發債籌資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直接擴大投資，而在于盈得時間，促進資本市場發育，轉換資源配置方式 。

　　北大經濟中心宏觀組討論了多重目標下的政策組合問題，認為當前宏觀經濟中的供需矛盾包含供給和需求的雙重原因，一方面是中國特有的體制因素導致的重復建設、結構失衡等造成的總供給問題，如無效供給和超量生產等，另一方面是總需求不足，并面臨通貨緊縮的危險。并從1998年宏觀政策的四大目標出發，主張采取有效的政策組合 。鑒于宏觀經濟問題的復雜性，單一政策操作的弊端較大，有主有輔的政策組合是一個正確的政策選擇。

　　第三節 幾個帶有導向性的問題

　　以上的評介涉及到理論上和實踐上一系列重要的熱點問題。以下僅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和評述兩個帶方向性的問題。

　　一， 關于宏觀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討論引出的問題

　　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討論集中于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的區分標準和聯系方式，不僅區分了總量問題和個量問題、實物問題和貨幣問題、靜態效率問題和動態效率問題，明確了宏觀經濟學的特征性問題是總量問題、貨幣問題和動態效率問題 ，而且討論了總量分析和結構分析、波動分析和增長分析、需求分析和供給分析、短期分析和長期分析的關系，說明了宏觀分析以總量分析、波動分析、需求分析、短期分析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征 。在9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中，張曙光主持的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圍繞著經濟增長的結構問題和制度障礙考察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和機理，逐漸認識到，在傳統宏觀分析中，通常以長期、體制和結構問題為給定前提，集中討論短期、總量和政策問題，是因為在發達市場經濟中，結構變遷和體制調整在短期內幾乎是不變的，因而在理論分析中可以給定。而處于市場化過程中的中國經濟，這些因素不僅是可變的，而且直接制約著短期因素、總量態勢和政策選擇的變化，明確提出和討論了體制因素的短期影響以及體制和政策聯動的主張 。樊綱則嚴格堅持宏觀經濟學就是研究短期問題和政策問題，不研究長期問題和體制問題的觀點，在《體制改革與宏觀穩定》 一書前言和《宏觀經濟學與開放的中國》 中多次重申，最近又寫了《不能"煮漿糊"-兼評經濟研究的方法論》 一文，批評在宏觀分析中討論長期問題和體制因素是"煮漿糊"，是混淆問題。盧鋒同意樊對長短期問題的區分，但對宏觀經濟學不研究長期問題提出了幾點質疑 。一是認為長期和短期的概念是依據經濟變量完成調節過程需要的相對時間長度來界定的，據此，宏觀經濟領域存在大量長期問題，既然微觀經濟學可以把長期和短期因素同時作為研究對象，為什么宏觀經濟學只能研究短期問題？二是在實際中長、短期因素相互交織和相互作用，把長期因素分離出去不利于理解短期現象產生的原因及其特殊性，這對于體制和結構變化較快的轉型經濟更為重要；三是宏觀經濟學研究涵蓋長期問題，便于觀察宏觀經濟政策的長、短期效果的相互制約，有利于政策選擇和政策操作；四是歷史和現狀表明，長期問題一直是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前述樊綱作序的《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一書，部分章節討論了長期問題，并在導言中明確寫道，分析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就是盡可能考察"這些變量的短期變化是由什么決定的？這些變量長期作何變化并由什么決定？實際上，我們是從不同的時間角度來考察每個重要變量的：當期、短期和長期" 。曼昆《經濟學》 的宏觀分析部分共三篇八章，其中兩篇五章討論長期問題，一篇三章討論短期問題。我們其所以對此作較詳細的討論，是因為它關系到中國宏觀經濟理論分析的未來發展。筆者以為，我們借鑒現代經濟學的成果，既要重視正統經濟學的理論范式，更要特別關注它的最新發展，同時，還要從中國經濟市場化中體制和結構快速變化的實際出發，確立自己獨特的分析角度和構造不同于一般的分析框架，才能有所前進和有所創造。

　　二， 關于博弈論方法在宏觀經濟分析中的應用

　　在經濟分析中，博弈論方法的引入和應用，正在引起經濟學理論的一系列新的發展和突破。法國經濟學家吉恩.泰勒爾用博弈論的觀點研究現代產業組織問題，出版了《產業組織理論》 ，使該學科更趨科學和實用。博弈論在制度分析中的應用，使制度經濟學在融入主流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把博弈論引入宏觀經濟分析，也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新方向。近幾年來，國內學界開始注意了博弈論的研究及其在經濟分析包括宏觀分析中的應用，陳學彬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宏觀金融博弈分析》 ，跟蹤國外在這一領域內前沿性的研究成果，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系統地運用博弈論的方法，討論了貨幣政策制定和操作及其效應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條件下貨幣政策目標的矛盾和協調，相機決擇和單一規則操作模式的政策效應，不同信息結構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公眾學習速度的決定和影響，政策制定者信譽和政策可信度的決定及其影響，各種信息結構和政策條件下通貨膨脹的分布和可持續性等。從方法論上來看，這種分析是循著從完全信息博弈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博弈、從靜態博弈到動態博弈的路子進行的。而把貨幣政策行為及其效應看作是中央銀行與公眾之間的博弈，雖與目前國外把宏觀經濟運行看作是政府和作為一個博弈者的公眾之間的博弈相一致，但卻忽略了眾多個人之間策略性行為可能引起的復雜性。在筆者看來，這也許是博弈論在宏觀經濟分析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核心問題。把公眾看作一個單一的博弈者應該是某種更微觀的博弈的統計性的推論。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博弈論方法的運用是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前沿問題，也是中國經濟家可以大有作為的一個領域，但是，由于我國經濟學界的知識結構和研究水平，這方面的發展和提高還要從普及博弈論的基礎知識開始，方能有所前進和有所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