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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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一年，在全球經濟、特別是美、日和歐三大經濟體同時陷入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卻保持了穩定增長的態勢。全年GDP預計達到95800億元，比上年增長7.3%。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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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這一成績是令人欣喜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國在2001加入WTO，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一員，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與此同時，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成功，中國足球也實現了沖出亞洲，參加世界杯比賽的夢想。這些不僅促成和體現了全國上下的意見一致，而且也消除了一些重要的外部不確定性，為中國的未來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看來，中國人去年的確是交了好運。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費物價的增長處于較低的水平，全年消費物價指數上漲率保持在1%左右，生產物價逐月下降達一年有余，市場形勢仍然是供大于求，通貨緊縮的威脅尚未消除；下崗失業的人數雖然比上年有所減少，但下崗人員再就業率下降，失業問題仍然相當嚴重。經濟運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特別關注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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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拉動的。由于國際經濟嚴重失速，國外需求減少，一方面，出口增速下降，大約在6%左右，凈出口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負值；另一方面，促進了外資流入加快，實際利用外資增長近20%，減弱了出口下降的影響。消費是需求中最大的一部分，雖然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增長明顯快于農村居民，但增長一直比較平穩，保持在10%上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投資的增長是三大需求中最快的，超過了15%，因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最大，有可能達到60%左右。特別是國有投資的快速增長，既支撐了當前的經濟增長，又由于政府集中配置資源的效率較差和擠出效應，成為阻礙經濟進一步更快增長的重要因素。

　　在投資的增長中，住宅開發建設投資增長最快，全年平均保持在30%左右，且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快于施工面積和竣工面積的增長，特別是居民個人購房占住房銷售的90%以上，表明住宅投資的快速增長是有市場基礎的。此次房地產景氣創1998年以來的最高點，與1992-1993年的房地產熱有著根本的不同，一是當年房地產熱與開發商獲得大量銀行融資有關，而此次房地產投資的高速增長則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最終消費者獲得銀行消費信貸扶持所致；二是當年房地產泡沫與寫字樓、樓堂館所的無序膨脹有關，而這一次則是與居民對住宅的內在需求有關。這表明我國城鎮居民形成了新一輪小康生活的追求，這一需求的啟動有可望得到中期性維持，并將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不過房地產的發展也存在著泡沫的因素，主要是房價上漲過快。以北京市為例，上半年房價上漲了11%，申奧成功后又上升了一大截，有些地段好的房價已經上漲到2萬元一平方米。房地產泡沫的過快膨脹又會形成一個不穩定的因素，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增長。

　　在消費需求的增長中，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增長起了重要作用。這與提高工資和三條社會保障線的政策密切相關。自1999提高公務員工資以后，今年又兩次增加工資，計劃明年還要繼續增加工資；與此同時，國家提高了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和最低收入人群的社會保障水平，并保證足額及時發放，中低收入階層因此而增加的收入高達30%。這就穩定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預期，保證了城市居民消費傾向的穩定和增長。此外，假日經濟和消費信貸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這些政策并未惠及農村居民。自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逐年下降，2000年只比上年增長了2%，去年增速雖然有所提高，達到4%，也只是一種恢復性增長，增幅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城市貧困階層，農村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可想而知。因而，收入差距擴大，2000年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58。根據國際標準，已經進入絕對不平等區間，且呈逐步擴大的趨勢。這是阻礙內需增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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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8年中國經濟出現衰退以來，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財政擴張政策，2000年出現了某些回升的跡象，但是由于基礎不穩，舉措有誤，再加上外部環境惡化，形勢發生逆轉，去年又呈現下降和衰退之勢。因而，對于形勢的分析判斷和政策的操作選擇就需要認真反思，并做出相應的調整。目前的中國經濟運行，一方面表現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擴張需求的政策又明顯失效。為什么？關鍵在于，需求不足是由于受到供給的約束，政策失效是由于受到體制的限制，因此，不從供給方面和體制方面著手，單純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擴張是不會有多大效果的。

　　為了擴大內需，今年政府要繼續增發國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這一政策已經連續實施四年，短期政策長期化了，不僅效應遞減，而且負作用日益顯現。但在外需不足內需不振的情況下，政府沒有別的選擇。然而，這一政策的操作可以而且需要做出重大調整。筆者在去年上半年的宏觀經濟分析中，曾經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調整，即從發長期國債用于投資轉向發短期國債用于稅制轉型；從中央一家發債轉向中央和地方同時發債；增加企業債券，擴大債券市場。這些調整都是從供給和體制方面著眼的。

　　據悉，有關方面準備批準一部分城市發行基礎建設債券，就是這種積極的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面。事實上，近幾年來，我國的城市建設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很多城市的基礎設施仍然相對滯后，北京的情況就是最好的例證，一場不大的雪雨居然使全市交通癱瘓達10多個小時，下班的人們很多深夜才能回到家中。目前，很多城市都在計劃和動手修建地鐵，可見，這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這一調整就可以滿足很多城市這方面的發展需求，不僅可以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應，而且會分散國家的債務風險，形成地方債券的運行機制，還有助于推進地方行政改革。

　　實現稅制轉型，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已經提及多年，目前，國家財政狀好轉，正是實施改革的良好時機，同時，把增發的國債用于彌補稅制減少的收入，比用于擴大政府投資會取得更大的效果。這既是體制上的調整，也是從供給方面著手來擴張需求，因為通過稅制的轉型能夠減輕企業稅負，增大投資激勵，比政府直接投資的效果要好得多。這樣的需求擴張才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如果這一措施今年能夠推出，將為今后的經濟發展創造極其有利的條件；如果這方面不能取得突破，今年的很多政策及其目標都將落空。看來是到了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當然，還有一些重要的方面需要做出調整。如果說啟動內需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那么，啟動農村需求就是重中之重。然而，我們工作的重點似乎仍然放在城鎮。不僅如此，啟動農村需求的辦法同樣不能就政策論政策，就需求論需求。而應當著眼于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農民負擔過重，既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抑制了農村消費的增長。現行的種種減輕農民負擔的辦法，包括費改稅，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而且會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亂，到頭來產生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更大。問題的癥結在于，全國、省、地、縣、鄉等不同的地域范圍，各有其不同的公共產品，不同的公共產品也有不同的提供方式和融資方式。這一區分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它是政府財政和政府行為規范化的基礎一環。我們目前的問題正在于這方面的混淆、顛倒和錯位。比如，基礎教育、基本醫療、計劃生育等，是創造平等參與機會的重要條件和基本途徑，這些都是全國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財政融資和提供，而我們卻把擔子推給了縣長鄉地方政府。目前，我國縣鄉財政的基本狀況是，其支出的60%以上用于教育、衛生，而一半以上的縣鄉財政都是赤字。于是，各地的解決辦法無非兩條：一是拖欠教師工資，二是向農民攤派。可見，農民負擔雖然是由下面造成的，但根子卻在上面。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再加上縣鄉龐大的組織機構和臃腫的人員編制，農民負擔是永遠也減不下去的，減了還會長出來。因此，解決的辦法是，由中央財政為基礎教育、基本醫療和計劃生育等公共產品融資。這不僅會施惠于農村，并通過減輕農民負擔而剌激和活躍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及其投資和消費支出，而且在增大這方面支出的同時，少上幾個項目，還會促使整個財政體制真正向公共財政轉變。據悉，這一信息已經傳至決策層，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可。與此同時，如果能夠與裁撤和精簡縣鄉政府機構和人員結合進行，使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能夠真正落實到這些應當支持的方面，而不致被中間截留和分光吃凈。這將會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可能激發出與80年代初農村改革一樣的巨大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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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圍繞著貨幣政策的松緊問題發生了很大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降息。很多人主張降息，而央行明確表示沒有降息的打算。從貨幣供應的形勢來看，從前年下半年以來，M2的增長基本穩定，而M1和M0的增長則不斷走低，特別是存款增長快于貸款增長，存貸差不斷擴大。表明貨幣供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松了，而是緊了，因而，需要增加貨幣供應，可以適當降息。然而，由于貨幣傳導渠道的阻塞和全面的金融管制，使得簡單的貨幣擴張難以發揮作用，由降息而增加的貨幣有可能再次流入股市，而不是流入實質經濟。首先，由于貨幣市場的發展嚴重滯后，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主要是信貸渠道，貨幣渠道的作用有限。然而，由于過度的金融管制，信貸渠道傳導受阻。今年初國務院下達死命令，要求各商業銀行把不良資產降低2-3個百分點，有的銀行將此層層分解下達，再加上貸款權的上收和層層的風險審批，因此，貸款的收縮和存差的擴大就是必然的結果。其次，自從正式入世以來，外資銀行進入和參股的消息接連不斷，匯豐銀行等已經參股上海銀行，持有后者18%的股權，許多外資金融機構也加速了與國內銀行合作的步伐，外資銀行向居民提供外幣服務已經放開，深圳和上海的外資銀行已經開辦人民幣業務。然而，對國內的金融開放仍然絲毫未動。民營銀行仍然不準進入，國內金融機構的興辦、裁撤、并購、重組，都得政府說了算，農村金融只剩下信用社一家，名為合作金融，實為官辦金融，有些地方又在政府的操作下合并成農村商業銀行。資產質量又差，又不向農戶放款，近幾年，銀行和信用社只能提供農村貸款的25%，我們卻將其作為農村金融的主渠道，而提供農村貸款70%的民間金融，仍然處于非法的地位。再加上利率管制，貨幣政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貨幣政策的調整及其作用的發揮，不能就政策論政策，而應以金融體制和金融結構的調整為前提，特別要加快發展貨幣市場。正因為如此，就利率政策而言，我們認為，與其降息，不如借此推進利率的市場化。

　　在發展民間金融的問題上，一些學者和官員存在著一些相當錯誤的看法。例如，有人對民間金融持不肖一顧的態度，將其貶之為“草根金融”，足見他們是什么心態。什么是金融，它是怎樣產生的？簡言之，信用一旦可以轉讓和交易，就產生了金融，它是人類合作秩序跨越親血緣紐帶的局限擴展的結果，而未經人工雕做自然生發的“草根金融”正是市場經濟在人類發韌之初的當代翻版，既無卑濺之處，也無蠻荒之態。一些人滿腦子的建構主義，認為一個社會經濟形態要靠車鉗銑刨鍛鑄打磨才能有效運行，不僅有點數典忘祖的味道，而且也許連什么是金融都沒有搞懂。如果說民間金融是“草根金融”，那么，由政府精心培育、百般呵護的國有金融，就其生存和競爭能力而言，豈不是“盆景金融”。一個經濟社會的綠蔭福祉全部托付給幾個“盆景”，這是相當危險的。傳統中國農村發展起來的商業文明承載過高風險的金融業，當年晉商票號在發展之初也可以說是“草根”，但它的銀票可以廣泛流通，西至圣彼得堡，東達神戶，其信用之好，效率之高，并沒有國家的庇護和照顧，今天爛帳成堆的國有金融系統怎能望其項背。

　　這里，筆者想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最近，政府下令將幾家民營城市信用社合并組建一家城市商業銀行，筆者前去考察，主人請我題詞，我特意題寫了“保持民營金融本色，辦成一流商業銀行”。誰知，“民營”一詞觸犯了某些官員的神經，筆者回京后不久，主人連忙打電話給我，要我另題一聯，刪掉“民營”一詞。我回答說，這是學者題詞，不是官方文件，有何不可，難道學者題詞還要官方批準不成？民營金融符合實際，且有效率，代表了一種方向，為什么要改？如果“民營”一詞不準出現，那我只能撤銷題詞。改革開放20年后的今天，在一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竟然發生如此怪事，實在令人哭笑不得。足見我們的很多官員，他們的身子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腦袋還留在計劃經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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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出口走低和日元貶值，匯率政策也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去年年中，當出口出現下降時，有人就提出了使用匯率貶值的方法促進出口的問題，隨著世界經濟從嚴重失速走向衰退，而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人民幣實際匯率還在升值。近來，日本政府為了挽救十年沉疴，一病不起的日本經濟，不僅有意讓日元貶值，近日已經貶至132.79日元兌1美元，而且放話施壓，要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也針鋒相對，對日元貶值提出警告。其實，日元貶值既救不了日本經濟，也難以持續。日本經濟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在于日本經濟的體制和結構。單就匯率政策而論，其本身就是雙刃劍，貶值能促進出口，同時也會抑制進口。日本出口的比重并不算大，進口比重也不算小，貶值的利弊還很難說。就人民幣匯率而論，目前是宜靜而不宜動，但需要作長期考慮和安排。今年以來，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全年已經突破2000億美元，一方面超過正常所需規模，意味著資源閑置，另一方面也構成幣值走強的一個因素和表征。目前的出口走低，主要是外部需求減少，貶值并不能使需求增加，只能從其他國家搶來一點生意，并會引起競爭性貶值，進而惡化整個外部環境；日元貶值的危險也在這里。人民幣匯率穩定，可借日元貶值之機，一方面加快償還日元外債，另一方面，可以在國際外匯市場進行操作，吃進部分日元，以待升值時拋出。不僅如此，人民幣處于強勢，對于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也有好處，有利于人民幣逐漸成為區域貨幣，并進而走向世界，最近中國提出了與東盟以及與港澳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設想，中國經濟走強和人民幣堅挺，對于促進和加速這一設想的實現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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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一年，既是我國股市非常熱鬧的一年，也是股市波動和震蕩比較劇烈的一年。一方面，股市大辯論席卷全國，雙方觀點針鋒相對；有關部門圍繞著立法權的爭奪不斷，從企業會計規則到國有股減持方案；監管規則不斷出臺，監管力度也有所加強，從退市機制的建立到對違規行為的處罰；與此同時，違規則事件也大量發生，頻頻曝光，從黑莊操縱到會計師造假；等等。另一方面，以上證指數(資訊 行情 論壇)為例，年初以2077點開盤，上半年可以說是在波動中不斷攀升，到6月14日達到2245點的歷史高位。此后一路下滑，10月22日，下降到1520.67點，下降30%左右，年終報收于1645.97點，跌幅達20.6%。股市暴跌直接導源于國有股減持政策的出臺，減持價格不合理，市場反應強烈，但更深層的根源卻在于上市公司質量差，股權結構不合理，國有股一股獨大，握有控制權而不能流通，流通股取利而無控制權，再加上上市公司造假成風，對股民的信心造成巨大打擊，發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

　　需要指出的是，原有的國有股減持方案有問題，但減持的方向是對的，應當堅持。因為，減持國有股是國有經濟戰略性重組和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途徑。有關減持價格的爭論雖然激烈，按照市場價和按照每股凈資產定價的差距較大，但爭論雙方都有某些道理，解決的原則也比較清楚，即只要市場接受就行。按照中國中庸之道的傳統，也許取二者的某個中間值能為雙方接受。不過減持方式也許比減持價格更重要。如果說，減持價格關系到減持方案能否實施，那么，減持方式則關系到減持目標能否達到。據說，證監會征集的國有股減持方案多達數千件，足見大家對此之關注程度相當高。最高當局也在催促新減持方案的出臺和實施，以便盡快解決社會保障的燃眉之急。國有股減持事關根本制度變革，不僅要包括上市公司的國有股，也要包括非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減持的國有股不僅要用于解決社保資金的不足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國有股的退出問題和企業產權結構問題以及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的建立問題，因此，必須與建立經理股票期權制度和職工持股計劃結合進行，方能奏效。

　　過去的一年，證券市場出臺的改革舉措和加強監管的規定，也許是名列前茅，但落實得如何，恐怕差距不小。比如下市機制，既已出臺，就應堅決實施，但兩市各有一個公司下市，此后不了了之。其實該下市企業還不少。再如，股民狀告造假欺詐企業，為什么不予受理；沒有現成的法律可以援引，為什么不能通過審理創設法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中都有懲治欺詐條款，為什么不能援引？為什么公訴人可以提起訴訟，并予以裁決，如宏光事件，而股民就沒有同等權利？其實，所謂無法可依只是一個托詞，真正的原因在于，背后都有既得利益使然。我們的法治建設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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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對于世界，還是對于中國，我國正式加入WTO是去年最重大的事件。這也許是本屆政府最重要的政績之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貿易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其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提高，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和交流更為密切，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也離不開世界。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界和理論界，都認為入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然而，機遇固然是好事，關鍵是能否抓住，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挑戰卻必須面對，無視和逃避的結局都可想而知。從入世二、三個月來的情況看，我們是既有比較恰當的應對，也有不少失策。前者如，從今年開始，政府進一步調減關稅稅率，在7316個關稅稅號中，調減的有5332個，調減幅度達3個百分點左右；政府及各個部門都在按照入世承諾，清理公布有關法律政策文件；有關部門依據WTO的規則，建立了反傾銷司局等與之相適應的組織機構；一些部門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開放的時間表和相應的步驟；政府也出臺了一些預防對國內經濟造成沖擊的具體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預計到入世后可能對農業的不利影響，政府在世貿規則的范圍內，制定了相應的支持和保護措施。很多企業也在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應對方略，如，實行產業和金融的聯合，向跨國經營方向發展等。后者如，在對外和對內開放方面，我們仍然顛倒了其中的關系，不僅沒有做到對外開放先對內開放，反而是對外大步開放，對內則有加強政府管制和國家壟斷之勢，特別是在傳統壟斷部門，頗有點“寧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味道。這樣做的結果，有可能使我們喪失加入WTO所帶來的大好機遇。幾年以后，我們將會自食其果。在金融、保險、電信、傳媒等領域，我們都公布了對外開放的時間表，外資進入的速度明顯加快，但是，至今仍然不準民營資本進入，企圖依靠現有的幾家國有壟斷公司來與外資競爭，就像前述銀行業的情況。這是最危險的。國有壟斷公司規模雖大，但競爭力卻很差，且在現有體制下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指望通過讓民間資本參股國有企業(如國有銀行)來改善其經營，不僅是一廂情愿，而且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也不可能解決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如果現在還不讓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部門，不讓民間資本借助資本市場而發展壯大，到頭來，國有企業在競爭中敗北，民營企業又沒有發展的空間，其結局可想而知。如果在對外開放以前先對內開放，讓外資進入以前先讓內資進入，一方面，在民營經濟的競爭壓力下，可以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同時也給予民營經濟一個成長的時機和空間，一旦對外完全開放，究竟鹿死誰手，還有一拚，至少在一些領域內我們會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搞得好一些，就有可能做到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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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在喜憂參半中進入2002年。對已有成績的宣揚目的在于鼓舞士氣，決不能盲目樂觀，對現有缺陷和失誤的揭示和批評，有利于我們冷靜地面對現實，迎接更大的挑戰。

　　無論是國際機構，還是民間組織，無論是政府的看法，還是學者的觀點，對于新一年世界經濟的預測都普遍低于去年，即使是其中的樂觀派，也很少有看好今年的，主要是在復蘇的時間上稍微看早一些。根據IMF最近的預測，去年和今年的經濟增長率，全世界分別為4.7%和2.4%，美國為1.0%和0.7%；歐洲為1.7%和1.3%，日本為-1.4%和-1.0%。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體制、結構、規模和發展階段的不同，中國的經濟波動與世界的經濟周期并不完全重合，也與小國經濟有別。80年代，當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中國經濟卻出現了高速的增長，而當90年代世界經濟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出現繁榮，中國經濟卻從1993年開始進入了下降的周期，就是去年的情況也是如此。這在其他方面(如股市波動、資本流動等)也表現出來。中國是個大國，有廣闊的國內市場和很大的活動余地，加之，開放程度相對而言比自己過去為大，相對于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為小，無論是貿易，還是資本流動，都與小國經濟不同。對此，我們應當有所認識。

　　在外部需求不會有什么改善的情況下，對于中國的貿易也不可過分悲觀。這里，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前年出口的高增長也是去年增速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而去年的低增長則使今年的增長壓力相對減小；二是盡管美歐日三大經濟體的復蘇難以預料，但俄羅斯、東歐、印度今年的增長不慢，明年的情況也不錯，開拓這方面的市場仍有較大潛力；三是我國的進口產品結構和成本優勢在一定程度受到的影響較小；四是今年起大幅度降低關稅，進口的增長勢頭恐難抑制。據報導，近日有1000多輛進口汽車等待報關，有的海關的報關量成數倍以至十倍的增長。因此，今年的出口增長有可能保持去年的水平，甚至有所好轉，但由于進口增長較快，凈出口將會明顯減少，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會好轉。當然，由于中國的經濟形勢相對不錯，外資的流入還會繼續，但恐難以抵消凈出口減少的影響，國際收支有可能明顯減少。

　　在外部經濟環境不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的增長完全取決于國內經濟的需求和供給狀況，這才是今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從目前的情況看，雖然我們對今年工作的困難有了一定的認識和準備，但并未完全找到和抓住其中的關鍵和要害，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仍有很多矛盾之處，主要是還在就需求論需求，就政策談政策，而忽視了體制的約束和供給的限制。比如，從財政和投資方面來看，今年的安排仍然在于集中財力，而且是中央集中財力，擴大財政投資；稅制轉型恐難推出，稅收增收也不會減少。因為，去年財政增收增長近20%，有關部門仍然認為情況正常，工作有效，沒有產生擠出效應，那么，為什么民間投資啟而不動？看來，政府仍想主要依靠財政投資來支撐今年的經濟增長，但事實上很難保持去年投資的增長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民間投資還不能真正啟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勢必減弱，通貨緊縮的形勢也難以根本改善。

　　從國內消費來看，有可能繼續保持一個平穩的增長。因為，今年仍將繼續增加工資和進一步完善和落實三條保障線的政策。發展消費信貸是促進消費增長的重要一環，近兩年這方面的增長很快，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也不小。不僅有相關政策的不配套，而且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例如助學貸款，目前的發放率約為申請人數的1/3左右。據說是銀行擔心學生的信用差。為什么不能把發放助學貸款與建立學生的個人信用記錄結合起來呢。這是一舉數得的好事情。如果消費信貸能夠有一個大的發展，對于活躍消費將會起到一定作用。最近，不斷傳出進一步松動戶籍制度的信息，這不僅對于啟動農村消費是一件利好的消息，而且對于長期發展也會有重大的作用。從浙江省的發展經驗來看，“九五”時期，全國農民人均收入和消費的增長大大低城鎮，而浙江農民人均收入的增長不僅大大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水平，而且超過了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其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化的進展較快。不過，有些問題仍然值得研究，雖然在今年的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少取”的方針，著意于減輕農民負擔，但把“費改稅”作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法寶，則是看走了眼。農民負擔重的根源在于現行制度安排混淆了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不同層級的公共產品以及公共產品的生產供給和融資，而費改稅則在進一步混淆利潤和稅收、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因而，它的出臺就預示著擱淺和失敗的命運。

　　今年的金融形勢不容樂觀，問題在于金融改革嚴重滯后，金融業的國家壟斷和政府的全面管制，以及企業的軟約束和政府的隱含擔保，阻抑了信用基礎形成和發展，巨大的不良資產和隱形債務潛藏著很大的金融風險。更為麻煩的是我們至今對此并未完全認識和自覺，并且力圖通過集中和管制來解決問題。雖然去年下半年股市下跌擠掉了一些泡沫，但由于本身基礎的脆弱，過多的干預，在目前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下，今年的股市會平穩地向前發展，不大可能出現去年上半年的牛市。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很大。據悉，黨的十六大實現平穩過渡和有序交接的格局已定，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整個形勢的穩定。當然由于種種原因，也不會有重大改革措施出臺。總之，今年將是比較平穩，也相對平庸的一年。今年的經濟運行和經濟增長既不會比去年好，也不會比去年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