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一 引言

　　五一黃金周，我是在書齋里度過的。本想借此休息一下，隨放下手頭正在做的課題，拿起了剛剛出版的盧躍剛的新著《東方馬車：從北大到新東方的傳奇》(光明日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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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4月；以下簡稱《傳奇》，凡引自該書，只注頁碼)。不過，讀此書還另有原因，所謂休息，也只是換一種方式而已。

　　新東方的故事早有所聞，但不知底細，想從盧著中看個究竟。這是其二。其三，我正在寫一組評論教育改革的文章，新東方是民辦教育的先鋒，也想從中得到些啟迪。其四，我在主持天則所的工作，新東方和天則所是同一年建立的民間機構，但在不同領域，天則所雖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新東方發展還有一定差距，取經“東方”，此乃捷徑。其五，盧躍剛的著作我讀過少，其才氣、情懷、文風、人格，與眾不同，不可多得，我曾評論過他的《辛未水患》(1995)，自然對他的行蹤和心路歷程比較關注，而讀他的新著是了解的一個重要途徑。

　　讀完《傳奇》，感觸頗多，隨有此文。

　　二 官辦、商辦和民辦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學在民間”的傳統。孔子辦學，既無班級，又無課堂，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晚近的書院，獨立特行，成就了宋明理學。近代的私熟，以及燕京、輔仁，也都是私立學校，培養了多少優秀人才。然而解放以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全面建立，我們也逐漸放棄了“學在民間”的傳統，實行了學在官府的體制。不僅中、小學是官辦的，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也是官辦的，各種學術研究單位更是政府機構。經費由財政撥款，教職員工由政府分配，工作和活動由教育宣傳部門管理，學科設置和教材教法也由官方規定。從此，教學和研究就被納入了官僚體制的軌道。

　　思想自由是學術之生命。學問之道是求實求是求新之道，來不得半點虛假，容不下絲毫迎合，也與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無緣。要做到這一點，學者必須確立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以學問之事為樂，以知識增長和科學進步為本。只有自由思考、獨立探討、相互競爭和充分交流，方能有所成就。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的思想家章太炎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他在致王鶴嗚的信中寫道，“中國學術，自下倡之者則益善，自上建之者則日衰。凡朝庭所開置，足以干祿，學之則皮膚而止。不研究窮根本者，人之情也。會有賢良樂胥之士，則直去不顧，自窮其學。故科舉行千年，中間典章盛于唐，理學起于宋，天元、四元興宋元間，小學經訓，方于清世。此皆軼出科舉，能自名家。寧有官吏獎督之哉？”計劃體制下的中國教育和學術研究就是證明。當時的教學研究機構不以學術發展和思想創造為目標，而以解釋政策、思想灌輸和輿論控制為已任，政府對教學研究機構、教學研究人員和教學研究經費的控制和壟斷，造成了罷黜百家，獨定一尊，輿論一律，思想一致的結果。學者們獨立思考和自由創造的空間被壓縮得很小很小，既無法培養出真正的教育家和大師級人才，也很難出現真正的傳世之作，反而造成了無數學者的悲劇。馮友蘭、顧準等就是如此。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化的大潮把教育和研究的國家壟斷撕開了一個小口，出現了一些民辦學校和民間研究機構。新東方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和成長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學術思想的開放和自由化大大地滯后于經濟的開放和市場化，并受到滾滾商潮的猛烈沖擊，無論是官辦的教育和研究，還是民辦的教育和研究，都發生了嚴重的扭曲和變形。官方的教學研究機構走上了商業化和技術化的道路(這一點后再來討論)，民間的教學研究機構只有商業化和盈利性的才能發展，“新東方”的發展就是最好的證明，而非盈利的教學研究機構幾乎難于立足，或者只能在一個很小的夾縫中掙扎。

　　在現代經濟條件下，“學在民間”是以非盈利的教學研究機構的建立和發展為載體的。事實上，與其他事業的發展一樣，教學和研究機構的發展也是社會分工的產物。不同的教學研究機構有不同的目的和宗旨，也由不同的主體來創辦，于是，形成了一個教學研究的社會分工體系。

　　一般來說，基礎教育是每一個社會成員平等參與的基本條件和重要途徑，是一種全國性的公共產品，自然應當由政府創辦和提供，其融資應當由中央財政負責。這就是義務教育的由來，因而可以稱為官辦教育。我們目前的問題是將基礎教育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地方政府。在城市和發達地區，由于收入水平相對較高，基礎教育尚能維持，但由于教職工的收入問題，學校也變成了一個半盈利機構，有些學校的收費甚至高得嚇人。在農村和不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財政困難，60%以上的縣鄉財政是赤字，而教育和衛生等支出又占縣鄉財政支出的60%左右，由于不能提供足夠的教育經費，于是，由學校和老師自己找食吃，甚至企圖依靠希望工程來解決貧困地區的教育問題。這不僅削弱甚至敗壞了基礎教育，把義務教育變成了“叫花子教育”，而且加重了家長特別是農民的負擔，同時造成了教育培訓中嚴重的歧視問題，進城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就是最好的例證。

　　職業教育旨在培養和提高人們的勞動技能，向社會輸送各類專業、不同水平的合格的勞動者。這類教育自然應當由各種盈利機構承擔，實行企業化經營，因而可以稱為商辦教育。政府可以提供某些鼓勵，但不宜直接從事。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企業從事這類教育培訓均以盈利為目的。“新東方”提供的英語和出國培訓當屬此類。“新東方”的成功表明，職業教育是一大產業，必須盈利，也能夠盈利，辦得好，還能夠有大盈利。《傳奇》沒有隱晦這一點，而是直截了當地揭示了這一點，并且旗幟鮮明地贊許了這一點。這是一種科學的誠實態度。目前大多數民辦職業教育其所以不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定位于非盈利的事業單位。至于官辦職業教育的失敗，其根源不僅在于它無法知道、也沒有激勵去把握個人和社會的需求，而且在于它的辦學思想和辦學方法完全背離了職業教育的盈利要求。其學制長達三年，課程設置中很大一部分是非職業培訓，白白浪費了學員的時間，提高了教學成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的成本。

　　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旨在滿足人們全面發展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雖然政府和企業都可以創辦，如政府資助某些基礎研究，企業創辦某些技術教育，但都有各自的局限，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辦學方式。其創辦主體主要是非盈利、非政府機構，因而可以稱為民辦教育。其資金來源主要是社會的捐贈和受教育者的交款。發達國家的很多名校，包括哈佛、耶魯、牛津等，都是非盈利機構創辦的學校。所謂“學在民間”雖然包括了除政府以外的企業和非盈利組織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指非盈利機構的教學研究活動。目前，我們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主要由政府控制，民間機構進入的也基本上是企業組織，即使某些掛著事業牌子的教學和研究單位，大多是以盈利為目的，而且由于政府的歧視政策，其發展也是困難重重。至于真正非盈利機構的辦學，至今尚未見準入。

　　這里需要特別指明一點。所謂非盈利機構，并不是不能盈利，而是可以盈利，必須盈利，也能夠盈利，這里的非盈利是指這類組織和機構中沒有股東和股權，不能分紅，所有的盈利除了維持日常運營以外，剩余部分不能作為紅利分配，只能用于繼續擴大其所從事的非盈利事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兩點認識。一是所謂教育產業主要是指職業教育和商辦教育，基礎教育和民辦教育一般是不包括在其中的。因此，教育產業的提法是可以的，而教育產業化的提法則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亂。從教育產業而推及教育產業化，或者從教育不能產業化而否定教育產業，都是不恰當的。目前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也有一些混淆(丁寧寧，2001)，需要予以澄清。

　　二是我們目前的教育體制基本上是一種官辦為主的結構。民間進入的壁壘很高，同時會受到多方面很大的歧視，雖然商辦教育基本開放，而真正的民辦教育尚難以生存，官辦教育也處于扭曲狀態。因此，教育研究體制的改革仍然十分艱巨，形成一種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官辦教育、商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分工合作、相互促進、共同提高的教育結構和態勢，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大的任務。

　　三 教書、教人和教心

　　教書育人之說相傳很久，流行很廣，是對教師職業和教育活動的簡潔概括。如果將此稍加細化和擴展，那么，教育的宗旨和教師的職能就在于傳授知識、啟迪思想、陶冶情操、鑄造人格、凈化心靈。教育界的先賢和大師們曾將此奉為最高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準則。不同主體創辦的不同性質的學校，雖然在具體內容和方法方面會有所不同，但以上幾個方面卻不能偏廢。

　　在教育研究活動中，教書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或者說，傳授知識和啟迪思想是基礎，而陶冶情操、鑄造人格和凈化心靈才是根本。對此，教育界的先賢和大師們曾經有很多精辟的論述。如美國教育家杜威說，教育乃是社會生活延續的工具，教師是人類文化和社會文明的傳播者和創造者。蘇霍姆林斯基說，教育創造真正的人，教師是創造未來的雕塑家。加里寧說，教育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徐特立說，教書不僅是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教人。如果教育不教書，不傳授知識和技術，那就只能培養張鐵生式的白卷先生和無知的一代。這也就從根上取消了教育。與此相反，如果教育只是教書，只是傳授知識，學習技藝，那么，教育也就失去了靈魂，變成了一個物質產品的制造工廠。雖然這是教育活動的基礎，特別是職業教育的主導內容。但是，真正的教育，包括職業教育，決不能就此止步，否則，只有失敗之一途。“新東方”的成功也證明了這一點。更何況，現代企業(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也正在向學習型組織轉變(杰弗瑞.克雷默，2001)。

　　新東方所從事的英語和出國培訓是一種職業教育和技術教育，自然要以傳授知識和訓練技藝為主要內容。說白了，新東方所傳授的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論和思想，而是一套考試的技巧和方法，其成功也在于它不僅緊緊地抓住了這一點，而且在這一點上做出了自己的創造，找到了英語和出國培訓的規律，因而成功率極高，北美留學生的70-80%都接受過新東方的教育培訓。否則，就不會有《傳奇》的出現。

　　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私立教育考試和評估組織，為181個國家的個體、教育機構、中介組織和政府機構提供服務，每年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和管理著1100萬人次考試。凡是進入北美的留學生都要通過ETS管理的TOEFL和GRE考試。然而，ETS的試題是一套相當標準化和程式化的試題，而機考更是提高了其標準化的程度。新東方對此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將其解構為幾大基本要素，并找到了其中的邏輯聯系和變化規律，總結出應對的方法和技巧，傳授給學生。因而在新東方的教師中，每人都有一套絕活，一手高招，俞敏洪的GRE詞匯教學，王強的美式思維口語教學，包凡一和何慶權的英語寫作教學，羅永浩的GRE填空教學，錢永強的GMAT和GRE邏輯教學，胡敏和何鋼的雅思、基礎英語教學，江博的激情新概念英語教學，徐小平的出國簽證咨詢，等等，掌握了這套方法和技巧，就能順利地攻破ETS的大門，拿到托福和GRE的高分以及出國簽證。正是由于新東方制造出了一套破解ETS標準化試題的標準化的方法，于是就將英語和出國培訓變成了一種工廠化的流水線生產。這樣不僅滿足了出國留學市場的巨大需求，成就了新東方的事業，而且帶來了滾滾財源，使窮教書匠成為百萬富翁。當然，新東方的成功也孕育著失誤，正如北大朱青教授所言，“新東方也有缺點，最大的是不成其為‘語言’，而是‘技巧’”(第262頁)。

　　新東方的成功不僅在于它向學生傳授了一套應對英語和出國考試的方法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它在教書的同時，突出了以勵志為中心的思想教育，新東方的校訓：“追求卓越，挑戰極限，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就是這種勵志教育的結晶。與傳統的官辦教育不同，新東方沒有政治老師，也沒有政治思想理論課，它的全部課程除了英語還是英語。但是，新東方的老師個個是鼓動家、演說家、辯論能手、激情大師；他們不僅言傳，而且身教，一些人在新東方的經歷就是一幅個人奮斗、勵精圖治的寫照。無論是在新東方人物的簡介中，還是在后面事件的展開中，《傳奇》對這一批“人精”做了活生生的描寫和惟妙惟肖的刻畫，并將其分為三大流派：激勵派、學院派和激情派，講述了三派在教書育人上的共同特征和不同優勢，整合成一支精銳的教育團隊。

　　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新東方既教書，又教人，既授業，又傳道，而在于它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教法。英語教學特別是強化訓練，本來是一種呆板、枯燥、味同嚼臘的苦差事，對于渴望出國和渴望成功的青年學生，又是一個不得不跳的龍門。如果對這些在高度精神壓力下從事苦差事的青年人再施以新的高壓，并輔以單調乏味的死記硬背，那簡直是苦上加苦，有的人可能會被壓垮；即便不被壓垮，也會使其教學的效果大減。然而，新東方的老師在枯燥的英語教學中注入了幽默、笑話、知識、人生激勵，把抽象的理論通俗化，把枯燥的單詞知識化、諧趣化，激情演繹，審美教學，用一系列樸素、平實、形象、生動和寓意深刻的比喻、故事，來表達一些基本的道理，寓教于樂，把一種苦行僧式的生活變成了一個追求人生目標的有趣過程。從而激發了學員的學習熱情，取得了明顯的學習效果。《傳奇》總結了新東方教學思想的六大特點，也的確發人深思，對于辦好教育頗有啟示。這六大特點是：“1、思維形態：直感的，移情的，意象的，象征的，寓言的，審美的，點化的，頓悟的；2、語言形態：平民化的，民間化的，啟發式的，生動形象，看得見，摸得著；3、交流形態：人情味的，近距離的，平等的，互動的，心靈對位的；4、哲學形態：實用理性的，東方式的，本土化的；5、方法形態：故事的，案例的；6、社會形態：矢志不移地捍衛著個人奮斗、追求理想、追求幸福，極富悲壯感的平民尊嚴”(第258頁)。朱青教授在新東方聽課以后說，“新東方還有很多超乎英語之外的有益的方法，他們不僅注重學習效率，而且鼓勵學習的信心和培養學生學習的動力”(第261-262頁)。可見，新東方的成功既在英語之中，又在英語之外。

　　新東方的育人教育是成功的，但也是初步的，甚至層次也不夠高。除了考取高分和出國成功以外，沒有更深的思想和更大的內涵。《傳奇》借學員的文章對此有所揭示。如有學生寫道，“新東方在整體上是缺乏文化內含的……這所英語培訓學校灌輸的正是這樣一種成功學，新東方的老師講課過于注重技巧，他們只是告訴學生怎樣解題，新東方不需要形而上的哲學，它只是不停地告訴你，在這個世界上成功才是唯一的目的，為了成功你要付出自己的一切，你要永遠不停地奮斗、拼搏、競爭、超越，才能實現人生的價值。這就夠了嗎？人生除了成功之外還有什么？”(第264頁)另一個學員寫道，“新東方的老師一個比一個能侃、會侃。教師如此，副校長如此，校長更是如此……如果只是鼓勵年輕人上進，刻苦努力，這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我們以導師的角色來教導學生，我想這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我們知道，要取得成功，努力上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思考，要學會用頭腦、用理性來處理事情。這是我們學生最缺少的，也是最需要的。但可惜的是，他(指俞敏洪)不能，新東方也不能。他的演講里，缺少一種鮮亮的底色和一種為人師的厚重。咱如果說，聽一個深刻的智者講話，如沐春風，怡情養性，那么，聽老俞演講，便如洗桑那，感覺就是一個‘爽’字。僅此而已”(第265頁)。這兩個評論的確是一針見血，正中要害。《傳奇》雖然客觀地介紹了這一點，但與對朱青教授前述評價的贊許態度不同，作者認為朱教授對新東方的評價 “相當中肯”(第262頁)，而對這兩個學員的評論未予置評。這就有失公允，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和不足。其實，這兩段評論比朱教授的評論要深刻得多。

　　如果說新東方育人教育的層次較低，文化底蘊不夠，那么可以提高和充實，但是，有些做法與教育的宗旨和教師的使命相悖，則是不能容許和無法原諒的。如，徐小平的簽證咨詢，鼓勵人們要樹立自信和自尊，要理解美國文化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這是很有見地的，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中華文化和美國文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有著很大的不同，如果一些言論和做法處置不當，那么，在兩種文化氛圍和思維方式中，就有可能出現根本不同的理解，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傳奇》詳細描繪了徐小平的一個簽證咨詢案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雖然它被徐本人和《傳奇》作者看作是徐的得意之作。河北一家進出口公司的一個小伙子申請去美國讀MBA，因回答去美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自己”而被拒簽。當徐知道他們的公司是出口鐵絲網時，隨靈機一動，信口開河，給了他如下的“簽證指導”。“來來來，這就是你的簽證。你告訴簽證官，我是出口鐵絲網的，而且說我們的鐵絲網70%出口到美國，我們的產品主要用在美墨邊境，防治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你這么一說，那個簽證官肯定樂壞了，他知道這不一定真，也不一定假，但是你的說法充分展示了你的職業自信和自豪，成就感和實在感。最后還要加上一句，喬治.布什總統農場里的鐵絲網可能也是我們公司的產品，因為我們的產品占了鐵絲網行業出口市場的75%”(第310-311頁)。對于徐小平的這種做法，《傳奇》沒有提出絲毫質疑，而是以贊許的口吻接著寫道，“那些學生按照徐小平的輔導去與簽證官對話，‘簽證官每一次都能完美地配合，一句一句地對話，然后給他簽證，每天都是如此，沒有例外’”。“原因很簡單，他把握住了美國簽證的靈魂——那些根本無法證明的將來的‘傾向’，以及美國法律精神、價值取向的悖論。更重要的是他把握住了美國憲法國體的本質：對權力的強有力的限制、制衡”(第311頁)。然而，且慢。如果說，在美國人的語境中，徐小平的這段妙論也許代表了一種美國式的幽默和美國人的自信，那么，在中國人的語境中，則會被人們普遍地理解為吹牛說謊，而且是把吹牛當成自信，把說謊當作本領，其結果是，作為老師，徐小平的言行在教唆學生如何吹牛，如何說謊，而且牛要吹得圓、吹得響，謊要說得真、說得像。因為，徐小平在講這一段話時，并沒有明確告誡人們，他的話只是打個比喻，決不是要人們說假話，而是告訴人們如何理解美國人的思維方式；小伙子依計而行，的確取得了成功，拿到了去美國的簽證。《傳奇》也未做出上述語境的區分，只是把這段話從徐小平的《簽證哲學》中原封未動地拿來，并且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進一步造成了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的結果。特別是在我們目前的社會現實中，誠實是無能的代名詞，而吹牛說謊才是開啟成功之門的鑰匙，因而成為一種相當普遍的行為方式，上述徐小平的言行和《傳奇》的描述，其負面效應就更加明顯，可以說是得小善而遺大惡。就此而論，雖然整體來看，作者遵循了他在“后記”中表述的向新東方領導團隊闡明的采訪原則，但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傳奇》至少是片面的，嚴格來說，是未能很好地堅持自己的“公共立場”和“公共價值”(第420頁)。

　　盡管有這些不足和錯誤，新東方的育人教育還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也對比出官方教育的失敗。前已提及，現有的官方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已經基本上技術化和商業化了。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在辦班，辦MBA，很多名校也在賣文憑，形成了一種惡性競爭的態勢，學校成了市場，成了官員和大款們的汽車出沒的地方，很多教師都在外邊兼差兼課，學校忙著賺錢，教師忙著賺錢，有多少人像新東方的老師那樣，在教學上下功夫；大家都在利用學校的無形資產，又有多少人像新東方的人士那樣，去愛護學校的聲譽，創造學校的價值。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如果論人，官方學校中的老師并不比新東方差。官辦教育雖然商業化和技術化了，但有很多課程毫無用處，又不得不教，不得不學，成為學生的沉重負擔。不僅如此，在官辦學校中，如果說老師的主要任務是教書，教人和教心的事情有專門的政治理論課老師和政治輔導員，有黨組織和人事部門，那么，這樣的育人教育是如何進行的，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由于把教人、教心與當前的政治生活及其對當局的忠誠和擁戴聯系在一起，再加上正襟危坐，專事說教，脫離了具體的教學過程，這樣的教育除了喋喋不休地講一些假、大、空的官話、套話，誰也不聽，誰也不想，更無人照辦。這樣的教育除了教人吹牛說謊、坑蒙拐騙以外，筆者真不知道會有什么好處。更有甚者，政治思想工作成為一些人告密、誣陷、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手段和工具。可見，官辦教育的失誤既在學校中，也在學校外，既在課堂中，也在課堂外。對比新東方的成功，難道不值得認真反思嗎？朱青教授致信北大校長、教務長，建議北大向新東方學習，可惜未予置理(第261-262頁)。官辦教育的前景實在令人堪憂，憂的不只是已有的失誤，更在于不能自省。

　　四 功利、情義和理性

　　前已指出，新東方的教育是商辦職業技術教育，辦這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賺錢。對此，有人可能會提出異議，俞敏洪們也許心里并不踏實。因為，在傳統觀念中，教育與賺錢是無緣的，教書匠和知識分子的形象是窮困潦倒，那有發財致富的道理。新東方的成功改寫了這樣的歷史。從教育產業和企業家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這些都是十分自然和十分合理的。由此切入和以此為主線，可以對新東方的成功、內哄、改革、重組和未來，做出一個比較恰當的解釋。

　　就賺錢和盈利來說，新東方是成功的。其成功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近代以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浪潮此起彼伏，改革開放既剌激了學習西方的巨大需求，又創造了出國學習的良好條件，于是一個大規模的出國浪潮席卷全國。這就為英語和出國培訓提出了巨大的需求，開拓出巨大的市場。新東方順應潮流，緊緊抓住了這個機會，其學生人數成倍數增長就是證明。這是天時。新東方地處中關村高校集中區，離它的服務對象最近，新東方的主要人物也都來自這里，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廣大青年學子脈搏的跳動。這是地利。人和則有多種含義，一是新東方的人物中，有的是老師，有的有出國的經歷，他們深知英語學習的艱辛和出國奮斗之不易，因而對學生懷著一種同情和理解的心情；二是新東方是民辦學校，沒有官方的資助，全靠自己養活自己，學生是它們的衣食父母，比官辦學校多了一層關系；三是新東方的主要人物是同窗好友，共同的志趣，共同的利益動機將他們聚攏在一起；四是新東方的初期采取了一種占山為王、分封割據的經營模式，既便于發揮這些具有獨立個性和各有專長的知識人士的積極性，又簡化了內部的關系，有利于擴大規模，做大餡餅。

　　然而，環境和條件是變化的，人的思想也是變化的。新東方也無法擺脫環境的束縛和人性的局限。在這里，教師、知識分子也是人，而且與一般人沒有區別。新東方的人物是為了盈利和賺錢，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處境而走到一起來的，俞敏洪夫妻店和背包學校的開張，徐小平、王強和錢永強的加盟，宋昊、胡敏和錢永浩的投奔，都是如此，這很正常，沒有什么不好意思，更不是什么恥辱。不僅如此，新東方的成功和盈利是靠了他們的才能和知識，靠了他們不斷奮斗和辛勤勞動。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受人尊敬的，是新東方人可以寬心和自慰的。這樣的錢賺得合情合理，賺得心地坦然，因而賺得越多越好。然而，盈利和賺錢的成功，也是其內部紛爭和危機產生的條件和根源，性格的差異、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因此由促進成功因素變成加劇沖突的火種。

　　首先是產權的限制。明晰的產權安排和合理的產權結構是合作和博弈的基礎，它會給參與人一個穩定的預期，既可以預見各個參與人的行動策略和行為選擇，也可以預見各自的行為支付和收益。“民辦公有”的法律規定使得新東方的產權失去了法律的基礎和保護，學校外掛靠公司的安排仍無法給新東方的參與者一個穩定的預期。隨著盈利的增大，這種利益無保證和預期不穩定的狀況和心態也必然發展。在高風險的威脅和重壓下，友情和道德會逐漸退色，紛爭和沖突必然發展。

　　其次是組織結構的限制。新東方是靠哥們義氣的合伙結盟，占山為王和分封割據式的組織結構和家族式的管理運作的，俞敏洪不僅是大股東，而且管理控制也操在他的手里，規模小和盈利少時，這種組織結構和管理方式的運作成本小于獲益，小股東既要靠俞敏洪去開拓，他也構不成對其他小股東利益的威脅，合作的局面尚可維系，隨著規模的擴大和收益的增加，沒有一種安排使小股東對他的控制形成監督和制衡，這種結構方式對小股東的成本收益就會倒轉，因而，其他人的騷動和反叛也就是必然的。

　　再次是財富的過快增長造成了人們欲望的膨脹和心理的失衡。正如《傳奇》所說，新東方的元老和功臣個個都是自視甚高、雄心萬丈的人物，巨大的成功和迅速的暴富，既使學生崇拜，他人刮目相看，光環籠罩，鮮花簇擁，也使當事者頭腦發熱，失去理智，欲望膨脹，心理失衡，如墮五里云霧之中。《傳奇》用“新東方神話”加以概括，惟妙惟肖，頗為恰當。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通病、個人人格中的缺陷就會一齊發作，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知行脫節，人格分裂，信任變成猜忌，商談變成攻奸，昔日幽默的調侃也帶上了火藥味。合作的基礎瀕于瓦解，沖突必不可免。

　　危機促成了新東方的轉型和改革，危機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改革免于失敗的基礎。因為任何改革都是要花費成本的，長時間的沖突使其付出了更大的代價。然而，巨大的市場需求，源源不斷的收入流，足以支付得起這樣的成本，也會使那些以散伙相威脅的人稍稍冷靜一些，進而做出一些理性的選擇。事件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當然，關鍵時刻的關鍵舉措更加重要，這也許顯示了危機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在制度變遷過程作用的某些規律性，同時也證明了制度企業家在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在重組的關鍵時刻，俞敏洪在股東大會上宣布：“一、放棄新東方學校法人代表資格，由王強接替代；二、將自己的股權約11.6%、總股權的6%贈與胡敏；三、任何一個小股東如果愿意退出新東方，他本人愿以每股100萬的價格收購股權，下午五點之前有效”。胡敏進一步加價到110萬元(第377頁)。這一舉動為亂成一鍋粥的新東方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送去了一付清醒劑，其中的寓意和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理智開始復蘇，信任重新回歸。這顯示了俞敏洪經過商海的搏擊和內部危機的考驗逐漸成長的企業家的膽識和才能。它使新東方的航船校正了方向，渡過了困難的轉型期，奠定了其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以上的分析可以引發我們對一些問題做出進一步的思考。一，企業的目標是盈利，但對企業家來說，也許有比盈利更重要的東西，這就是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如果不能創新，盈利的源泉也就枯竭，即使暫時還能盈利，企業家的生命也就基本結束。熊彼特說，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成功的創新往往就是那些能夠打破發展桎梏和盈利瓶頸的舉措和行為。俞敏洪的上述行動就是一種制度創新行為。二，在貧窮和暴富的兩個極端，特別是在貧富急劇變動之時，人性中善惡的兩面往往都會暴露得比較充分，情與理的沖突和義與利的矛盾比較尖銳復雜，要做到情理兼容，義利結合，實屬不易。然而，經過復雜局面的考驗，如能做出深刻的反思，又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創新。這樣一來，在理性復歸的同時，人的靈魂就能得到凈化，人格也能得到提升。徐小平的行為及其最后所做的反思，也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

　　五 小結

　　新東方還在不斷前進，中國的教育事業也在繼續發展。通過以上的討論，筆者似乎感覺到，政府官員、企業家和教育家是幾種不同的人，一個人想同時身兼二任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雖然，它們之間可以轉換，但只能以放棄前一種角色才能取得后一種角色。這是由社會分工決定的，與一個人在舞臺上可以同時扮演兩個角色是不同的。一是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兼得；二是因為各自的行為目標不同，行為方式也不一樣，多目標就要做出權衡和取舍，搞出來的東西就是個四不象。不可為而為之，勢必把事情搞糟。三是與企業家一樣，教育家也不是一個實體概念，而是一個職能概念，不是一個持久不變的職業狀態，而是一個不斷變動之中的職業選擇，因而，只能從職能上來定義。與此相適應，人們也很難給出一個可操作的教育家定義，只能從描述中加以把握。這一點對新東方的未來發展，也許是有借鑒意義的。

　　參考文獻：

　　1， 張曙光：治水的政治經濟學——兼評盧躍剛的報告文學《辛未水患》，載《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2， 章太炎

　　3， 杰弗瑞.克雷默：杰克.韋爾奇領導藝術詞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4， 丁寧寧

　　5， 尹曙晨、周玉賢主編：教育改革百論，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

　　2002/06/08，于北京方莊芳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