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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從1980年的19.39%提高到2000的36.22%，超過了印度和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因為，中國是個人口的超級大國。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一千多萬人，等于新建一個上海市。
中國城市化的推進既是經濟迅速發展的結果，也是與體制改革的進展密切相關。在阻礙城市化的發展中，對農民的身份歧視和行為限制是一個基本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糧食的統購統銷和戶籍管理，以及以此為基礎而形成的包括勞動就業、社會福利、教育培訓等一整套歧視政策和制度安排，農民處于一種受壓抑、被歧視、無選擇自由和決策權利的地位，農民永遠只能是農民，只能生活在農村，除了當兵提干、上學分配、婚配進城，否則永遠無法跳出“農門”。改革的推進和生產的發展，逐漸瓦解了這些歧視性制度安排和政策的基礎，有的基本取消，如對農民自由流動的糧食限制；有的部分取消，如允許企業從農村招工；有的逐漸松動，如戶籍制度及其附著其上的相關政策。如果說80年代上中期的繁榮主要是由于農民在農村和農業上獲得的選擇自由和決策權利帶來的，那么，90年代上半期的高速經濟增長，則與農民獲得的可以離開農村和農業，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的部分權利有關，于是民工潮拔地而起，成為中華大地上最熱鬧的現象。從而推動了城市化的第一個高潮。從1980-1995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其中還包括1989-1991年由于經濟滑坡造成的基本停滯。90年代后半期，隨著經濟增長趨緩和鄉鎮企業的萎縮，特別是體制政策上的變化，主要是國有企業下崗失業的增加，城市和發達地區的政府把解決本地下崗失業作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標，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限制農民工進城的政策規定，城市化的進程明顯放慢。盡管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2000年的城鎮人口比例從上年的30.89%一下子提高到36.22%.。
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根據計算，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多么巨大的市場，不僅會解決目前的通貨緊縮問題，而且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多年的高增長。如果我們作一橫向比較，也可以為此提供有力的證明。浙江是全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也是最先放開城鎮戶籍管制和就業限制的地區，浙江的發展出現了與全國和其他地區不同的態勢和特點�！熬盼濉睍r期，全國的城市化和非農化進展緩慢，而浙江卻迅速推進，從1995-1999年提高了7.48個百分點(全國平均只提高了1.85個百分點)，2000年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2.46個百分點(注意：1985年低于全國水平近4個百分點)，直接務農的勞動力不到農村勞動力的40%，農村非農就業超過了純農業就業；全國農民收入增長(26.2%)緩慢，大大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33.4%)，而浙江的農民收入迅速增長(31.3%)，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28.3%)，2001年來自非農業的收入3236元，占農村人均純收入的83%；浙江的民間資本達8600多億元，近幾年民間投資增長率達到20%，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達70%左右；浙江的外貿出口連續三年快速增長，貿易順差全國第一，集體和私營企業出口占22.69%，增量占57%。因此，加速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然而，在目前的政策實踐中，我們的城市化發展卻存在著兩大誤區。
一是大城市急速現代化。目前，很多大城市都提出了加快建設現代化城市的設想，其中，182個城市確立了建設國際化城市的目標，并急切將其付諸行動。于是一個個形象工程出現在人們的眼前，大廣場，大草坪、大綠地，寬敝的道路、超標準政府大樓，等等。所有這些不僅提高了城市化的成本，也增大了向該市投資成本。據說有外商表示，已經不愿去某些城市建設搞得很好的城市投資。可見，過高的城市化標準實際上是一種自殺行為。
為了建設這些設施，城市政府以整頓秩序，美化城市為由，采取了大規模的強制行動，到處拆除所謂私搭亂建，驅趕進城農民工。如果事前沒有不準建設的明文規定，這就是一種侵權行為；而且這種拆除從不給予補償，就變成一種強奪行為；如果有明文規定，而在建設過程中不予制止，就是政府部門的失職行為。中國正處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現代化的要求和水平不能太高，太急，有幾處貧民窟和棚戶區毫不奇怪。正如前文所論，在目前的條件下，城市政府的行為非常類似于一個壟斷性的工會，其所維護的是本市原有居民的利益，對進城農民采取的是排擠政策和歧視政策。盡管他們為當地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做出了貢獻，但并不能得到當地政府的真正認可，也不能享受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目前的制度條件下，城市政府的這種短視行為雖然是一種理性行為，但卻是一種反城市化的錯誤行為。
二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官員城市化。目前，中小城市和城鎮的城市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農民推動和主導的城市化，如浙江龍崗鎮，江蘇昆山鎮等。一種是政府和官員主導的城市化。政府以所謂加快城市化的名義，進行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甚至與開發商結合，大規模侵占農民土地。小小縣城，馬路要四車道，六車道，還要有開發區，政府不僅有豪華的辦公樓和住宅區，還要有大花園和大廣場。為了給這種城市化籌資，有的地方向老百姓攤派，每平方米道路竟達數百元，不拿錢就搬(實際是搶)人家的東西。有的為了實現這種城市化，大肆掠奪農村最稀缺的土地資源，而留下農村最富余的勞動力資源，使得想種地的沒有了土地，想進城市的又進不了城市。其實，城市化既要提倡和鼓勵，又要順其自然，與市場化結合，不可強力而為，拔苗助長。就像當年市長辦市場一樣，蓋起了很多交易大廳，卻無人進場交易。這種行為不是促進城市化和市場化，而是促退城市化和市場化。 是限制政府及其官員的任意行為，走出上述兩種城市化誤區的時候了。否則，我們將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2002/08/25，于北京方莊芳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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