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曙光

　　人民日報記者田俊榮的《借得春風潤溪山——婺源推行小額農貸記實》(以下簡稱《紀實》)，是一篇頗有價值的報導，也值得認真評論一番。這不僅是由于，婺源的經驗為農村金融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鑒，而且是由于，進一步探究它所提出的問題，更有利于金融理論和實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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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錢也能辦大事。

　　小額信貸的數量不大。按照婺源的辦法，一等資信的額度為1萬元，二等資信的額度為8000元，三等資信的額度為6000元；從實際操作來看，按2002年5月底的資料計算，3.9萬個農戶共獲得貸款2.09億元，戶均5359元。然而，小錢卻辦成了大事情。僅及《紀實》中提到的幾件事情就可見一斑。幫助吳水根辦起了“世紀春雷養雞場”，飼養土雞5000只，年純收入2萬元。扶助賦春鎮搞起了綠色純天然有機茶基地2.8萬畝，產量和出口量居全國第一，占歐盟有機茶市場的70%；其村民林金生開發綠色茶場700畝，林場600畝，創辦了有機茶生態旅游觀光園和金山茶莊。支持江灣鎮小坦村村民孫志華修繕明清古建筑，創辦生態板粟園，依托附近的國家級生態旅游試范村曉起村，做起了旅游生意，半年的門票和游客吃住收入就達4.8萬元。

　　以上的成績是直接的和顯在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更值得關注。在我國農村的數億農民中，蘊藏著無數企業家和豐富的企業家精神，吳水根、林金生、孫志華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不滿足于現有的家業和生活，總想通過自己的創造和經營，發家致富，享受生活。農村的發展和變遷要靠這些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農民的富裕和國家的富強也要靠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只是由于缺少一個活動的舞臺和條件，這些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才無法顯示和施展出來。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資本是第一推動力，是企業家活動的舞臺和條件。有了第一推動力，企業家就可以創業，就有了活動的舞臺和條件。憑借這個舞臺和條件，企業家就可以導演出有聲有色的戲劇來，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就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張揚。小額信貸的實施為農民企業家搭建了活動的舞臺，提供了創業的條件。于是，這些農民企業家就脫穎而出，從種植業發展到養殖業，從普通茶發展到有機茶，從生態農業發展到生態旅游，從旅游業發展到開辦茶莊、修繕古建和運用他人資源的溢出效應。正是有了這些農民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才有了生態農業和“三高”農業的發展以及農業結構的調整，也才有了信用社的起死回生和農村金融的發展。否則，這一切都無從談起。可見，促進農民企業家的生成和脫穎而出，是推行小額信貸的一大功勞。

　　2， 培育債信和債信文化

　　所謂債信和債信文化，就是一種自由交易、借債還錢、損害賠償的理念、傳統和行為規范，用以支配和調節人們之間的信用關系和信用行為。

　　中國是一個缺少債信和債信文化的國度，又是一個急待建立和發展債信和債信文化的國度。如果說在中國的古老傳統中，還存有債信和債信文化的某些要素，那么，建國后幾十年的折騰，連傳統中那一點點信用也丟掉了。首先是對私人產權的大規模的侵犯，特別是作為政府的一種持續的制度性行為，其結果是公有產權的廣泛普及和私人產權的幾近消滅；其次是對民間信用的取締和剿殺，以至在其鼎盛時期，個人的金融決策及其與金融機構的關系除了簡單的現金儲蓄以外，幾乎不可能發生任何金融交易，個人之間也很少發生信用往來和金融交易；還有就是在意識形態上，對于種種失信行為的褒揚和對誠信行為的批判。于是，形成了一些與債信和債信文化相悖的理念和傳統，出現了很多背信棄義、食言悔諾的行為，如，借債不還，欠錢有利、有理，債權人怕債務人，逃廢債；殺熟；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以及貪污腐敗等等。這樣一來，信用就成為當前最稀缺的東西，我們的社會幾乎成為一種債信文化的沙漠。

　　那么，如何培育債信和債信文化呢？婺源推行小額信貸的經驗和作法，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首先，債信和債信文化只能在信用往來和金融交易中建立和形成。目前實行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是根據農戶的經濟狀況和信用程度，在核定的額度和期限內，向農戶發放的不需抵押、擔保的貸款。推行小額信貸打破了農村信用社以鄉鎮企業為貸款對象，不給農戶貸款的傳統做法，使農戶普遍加入到信用往來和金融交易中來。這就為債信和債信文化的生長發育提供了肥沃的地壤，為識別農戶的實際信用程度和檢驗農戶的信用行為提供了基本的途徑。試想想，不參與信用往來和金融交易，何來債信？如何形成債信文化？那種以農民和中小企業信用差，而將其排除在信貸市場和信用往來之外的做法是錯誤的。

　　其次，評定和公開信用等級，是建立債信和債信文化的關鍵一著。婺源采取的辦法是，由農信社信貸員、村組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起，評定每一農戶的信用等級。評級的依據和標準是，家庭經濟狀況和以往的信用記錄：凡家庭不動產在5萬元以上，年收入在2萬元以上，不欠信用社到期貸款者，信用等級為一級；凡家庭不動產在1-3萬元、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者，在信用社有少量欠款，但能按年支付利息者，信用等級為三級；對于長期欠債不還的賴債戶，家庭經濟條件再好也不給信用評級。然后將評定結果張榜公布。如果說信用評級是一場背靠背的信用評判，那么，張榜公布則是一次信用公開。每一個農戶都要接受這場評判，都要面對評級公示以后的輿論和壓力。在鄉土社會，這一招是非常靈光和有效的。正像《紀實》所說的那樣，看到大紅榜上自己的名字，“高資信等級者心里會多一份珍惜；低資信等級者會多一份鞭策；落榜者則會多一份羞臊和自責”。這樣，債信和債信文化就從人們的心底油然而生。如果這種評級活動不是只進行一次，而是根據情況的變化，每隔一定的時間進行一次，具體農戶的信用等級也有升有降。這對信用的鞏固和擴展是十分有利的。

　　再次，有了信用等級，就要充分發揮信用評級的作用，這是鞏固債信和債信文化的重要手段。目前，婺源采取的辦法是貸款額度的差別：一級信用為一萬元，三級信用為6000元。這是正確的，但是不夠的。信用等級的作用有三，一是融資的難易，二是融資的規模和額度，三是融資的成本。如果在融資成本上沒有差別，就會減弱信用評級的作用。隨著小額信貸的發展及其貸款規模的擴大，這一點將會越來越明顯，越來越重要。婺源信用社不妨在這方面也有所作為，對不同信用等級農戶的貸款實行差別利率；即使這樣的差別很小，作用也會非常明顯而巨大：人們就會真正感受到，信用是有價的和值錢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小額信貸中10%的利率優惠與此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切勿將此混在一起。

　　從以上的評論可以看，債信和債信文化不是憑空建立的，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的，有著巨大的利益激勵和利益約束的。只有使守信者因此而獲利，使失信者因此而受損，守信自律的債信文化才能逐漸形成。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紀實》說，“縣委、縣政府大張旗鼓地開展創建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活動，信用戶、信用村和信用鄉鎮在同等條件下貸款優先、額度放寬。縣里還設立了40多萬元的信用獎勵基金，專門用于獎勵‘模范信用農戶’和‘模范信用干部’”。對于此舉，筆者不敢恭維和茍同。這實際上是畫蛇添足，有可能使小額信貸走上歧途。一是小額信貸是一項地地道道的商業活動，政府的參與必然使其帶上一種政治色彩，不是使信用社的行為扭曲，就是使政府的行為扭，或者使二者同時扭曲。二是貸款優先，額度放寬，完全可以通過信用評級解決，也是信用評級能夠發揮作用的重要方面，何來政府出面？三是如果政府評定和獎勵與信用評級一致，那是多此一舉；如果不一致，這完全有可能，那么以何者為準？以政府為準，就會發生政府不當干預商業活動；以評級為準，政府的威信就會喪失。四是政府的錢使用不當，如果把這些錢用于貸款貼息或者貸款保險，也許對小額信貸的鞏固和發展更為有利。這也是報導中提出的存在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不能解決，而是現在的努力用錯了地方。我們的政府和官員往往過于積極，喜歡做那些出力不討好的“好事”，在正常的市場活動中插上一杠子。且不說這樣做有沒有政府和官員的好處和利益，至少是他們不懂得或者忘記了，政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3， 改造和發展農村金融

　　婺源推行小額信貸的做法，為改造和發展我國的農村金融，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鑒的經驗。

　　自從農村合作基金關閉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縣以下機構上收以后，我國農村的正規金融機構就剩下了農村信用社一家。信用社名為合作組織，實為官方機構，經營機制上的錯位和僵化，沉重的歷史包袱，資產質量和經營狀況非常糟糕。80%以上的信用社資本充足率不及8%，1/4的信用社資不抵債，身在農村卻不愿經營農戶貸款和農業貸款，作為農村融資的主渠道和唯一合法渠道，只能滿足農村25%的資金需求，相反卻成為從農村吸走資金的管道。農村金融的缺失和問題已經成為農村落后、衰退和邊緣化的重要原因和表征。因此，農村的金融改革勢在必行。

　　就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而言，小額信貸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推行小額信貸，端正了農信社的市場定位和貸款方向。在人類的商業發展史上，沒有一個機構定位錯誤和方向偏差而獲得成功的。農村信用社既然姓農，又身處農村，而不為農戶服務，這是它搞不好的重要原因，也是它脫不掉官辦習氣而回歸于民的一個方面。推行小額信貸，為農戶和特色農業融資，信用社不僅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而且開拓了自己的市場空間。這樣，信用社就有了立足之地。到2002年10月底，婺源信用社各項存款46973萬元，比去年增長14.9%；各項貸款46870萬元，增長22.8%；存貸差只有100萬元，且不斷縮小，說明資金不但沒有流出，而且得到了充分運用，如果再能從外部拆入資金，那就更好。到5月底時，小額貸款已超過2億元，到10月底肯定會達到全部貸款的一半以上，表明貸款結構也日趨合理。

　　其次，推行小額信貸，使信用社有了自己的特色產品。一個金融機構能否占有并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沒有自己拿手的金融產品，這種產品不僅能夠盈利，而且要有一定的經營規模。以往，信用社盲目模仿國有商業銀行，把資金投放的重點放在工商企業，而又無健全的風險防范，資金來源與資金運用也不匹配，沒有自己的主導產品。這也是信用社經營失敗的原因。婺源信用社把小額信貸作為自己的拳頭產品來經營，在農戶中確立了自己的品牌和信譽，提高了競爭力。到2002年10月末，信用社不良貸款比年初下降796萬元，占比下降7.55%，扭虧增盈420萬元。

　　再次，推行小額信貸，使信用社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營模式。目前，小額信貸的經營方式是，“一次核定、隨用隨貸、余額控制、周轉使用”，并根據農戶的生產周期確定不同的貸款期限，入戶放貸收貸，手續簡便，利率優惠。不僅方便了用戶，也有利于控制風險。

　　盡管推行小額信貸有利于農村金融改革，但僅此一點還解決不了農村的金融問題。因此，筆者對《紀實》關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樂觀結論是有存疑的。

　　首先，中國農村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全國2000多個縣，8-9億農村人口，每個縣平均40多萬人，10萬多個農戶，只有信用社一家金融機構，能滿足得了農戶的融資需求嗎？這種獨家賣方壟斷的金融結構根本不可能形成合理的競爭性市場，農村信用社也不可能辦成合作金融。這樣的改革是極其有限的。看不到它的局限性，以此來囊括和取代農村金融改革是錯誤的，而目前的改革取向正是這樣。到頭來，我們是要為此而付出沉重代價的。

　　其次，小額信貸是不是只能官方金融機構來做，民間金融機構不能做，只能盈利性金融機構做，非盈利機構不能做。筆者以為，非也。民間機構和非盈利機構為什么不能做呢？政府壟斷之謂也。其實，有了民間機構和非盈利機構的進入，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競爭性市場結構。而民間的標會、抬會等各種互助會組織到處都有，為什么不能承認民間金融的合法性呢？為什么要下令取締現存的民間小額信貸組織呢？為什么不讓他們在小額信貸上與信用社競爭呢？不讓其存在是霸道，監管不好是無能。這些都不能成為目前政策的依據。其實，監管能力是在監管者與被監管者的博弈中學會和提高的，監管規則是在實際監管活動中建立和完善的。難道能不干自會、不學自通嗎？

　　再次，農民中既然有很多企業家，也會出現很多金融家。也許他們暫時還不懂得股票期權和衍生產品之類的東西，但對于傳統金融業務還是很在行的。什么是金融？它是怎樣產生的？簡言之，信用一旦能夠轉讓和交易，就產生了金融。它是人類合作秩序跨越血親緣關系的局限擴展的結果。因此，只要有市場需求，只要有盈利機會，只要沒有其他的限制，就會有人去把這種機會變成現實。這些人就是金融家。我們切不可把金融看得太高深、太神秘，以為只有大學畢業、碩士、博士才懂得，才能干。其實，那些標會、抬會的會首，都是一些小小的金融專家。市場化在大聲呼喚企業家和金融家，而我們對待金融改革和金融發展的態度與葉公好龍無異，捆住手腳談發展，不讓參與論繁榮，豈不是可悲而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