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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目前，很多企業家都在著書立說。這也許又是一種中國特色。據筆者所及，此事大概發端于90年代初，一個企業家出錢，一、兩個學者出力，幾大卷著作問世，開創了企業家著書立說、問鼎學術研究的先例。此后，此類事情日多，隨之成風。一方面附庸風雅，讀一個學位，有一個博士、碩士的頭銜，另一方面有錢不夠，還要有權、有名，權錢結合，問鼎
政治；著書立說，留名青史。與此同時，教授和出版商也都樂于幫忙，因為三方都有好處。于是，企業家著書立說成為時尚。不僅出書，而且出得迅速，出得精美漂亮，同時還要舉行首發式，召開討論會，邀請一些專家學者捧場。最近，筆者讀了一些企業家的著作，也應邀出席了一些首發式和討論會，不過沒有逢迎捧場，而是公開地提出了一些批評性的意見。個別報紙做了一些如實報導，而另一些傳媒的報導卻是替作者諱，專揀好聽的講，報喜不報憂。更有甚者，有的記者無中生有，將自己的觀點硬安在別人的頭上，借專家學者之口講他們要講的話。筆者就曾當過這樣的冤大頭。因此，就這一問題，筆者想直接發表些議論。
數年前，筆者在《隨筆集》(1996，1999)“自序”中寫了一段有關分工的話，曾經受到一位自稱為“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嚴厲批判，斥之為“精英”經濟學家無視人民大眾，與強勢集團勾結、為其辯護的“自供”(皖河，2001)。筆者冥頗不化，自今不悔。因與本文的論題相關，加之批判者采用“文革”手法，斷章取義(刪去了下文中的“大致”和“主要”，而加上了“只有”)和強加于人，現引述如下，供大家評析：
“在現代社會中，大致有三個主要活動領域和三類人：一是政府機構及其官員，二是科研教育單位及學者，三是企業組織及企業家。其所從事的職業活動不同，追求的目標也不一樣。官員的目標是職位的升遷和權力的擴大，學者的追求是知識的增長和成名成家，企業家的目標是市場的份額和利潤的增加。人們雖然可以根據自己的偏好，自由地做出選擇，從一個領域進入另一個領域，但以完全脫離前一領域為前提。根據我的觀察，一個人的精力有限，面對信息爆炸、知識無限、變化多端的現實，心掛兩頭，勁用兩邊，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僅如此，三個領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規，也各有自己的評價標準。在前兩個領域，上下級之間的等級服從關系十分清楚，而在學術研究領域，自由思考、平等商討則是其基本關系和基本規則，這與學術傳承并不矛盾；學術成果的官方評價和社會(主要是大眾傳媒)評價雖然有其作用，不可忽視，但基本的仍然是學術評價和專家評價。三類人各顯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已之道、之規、之能、之利，干預和強求他人之事，強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亂。結果是大家受損，社會受害”。
社會是有分工的，而且只有分工，才能專業化，才能提高效率，并形成規則和秩序，進而促進發展和提高。這是經濟學的常識，企業家更是深切地體驗到這一點。企業經營者其所以能夠成為企業家，首先要遵循分工原則，全心全意，盡職盡責，努力經營好自己的企業。如果企業沒有做好，競爭力下降，市場份額和盈利減少，甚至虧損，而企業家本人卻在著書立說，這就是失職，就是不務正業，即使書寫得再好。其實，根本就不可能寫好。既然寫不好，那么，為什么要寫，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如果真要寫書，筆者建議，先辭去在企業中的職務，然后再去著書立說，以免影響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或者企業中的職務就是虛職閑差，有精力和時間看書學習、觀察思考和撰稿著書，那么，也就稱不上是什么企業家。這不是說，企業家不可以寫書，而是什么時候寫？寫什么？怎么寫？
首先，什么時候寫？企業家當然可以對各種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如就某些深有感觸的事務發表一些簡短的評論，評論多了，將其匯集成冊，出個集子，是件好事，但是，著書立說，探討學問，最好是在離開企業工作崗位以后。這里，杰克.韋爾奇可以說是一個范例，他經營通用公司20年，雖然發表過不少議論，但沒有寫書，只在離開CEO以后，他才著手整理自己的思想，著書立說。與此不同，我們的企業家大都是在任內寫書，在工作崗位上寫書。其實，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寫了書，就搞不了企業，因為，寫書是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而且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讀書學習、反復思考和持續寫作。在任內寫書，必然顧此失彼，不是影響企業工作，就是影響著作的質量，更有可能是兩者都做不好。事實正是如此，在筆者讀過的這類書中，有的企業幾近破產，有的企業慘淡經營，有的企業問題成堆。僅就寫書而言，這有很多不利，因為工作繁忙，很多問題不能深思熟慮，很多文獻也無暇閱讀，甚至有很多表述都沒有時間推敲，因而，不免產生很多問題。由于自己無暇顧及，于是，不是讓秘書或者公司研發部門的秀才代勞，就是干脆找“槍手”來做，最后看看，稍事修改，或者看也不看，改也不改，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發行。找“槍手”代寫，往往出現這樣的現象，大學生做碩士論文，碩士生做博士論文，非本專業和非專長者來做專業要求很高的論文，其質量可想而知，反正“槍手”是為了賺錢，好壞是雇主的事情。讓秘書和研發部門去做，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文責自負是要署名者負責的。秘書和研發部門的人既然都不署名，當然也就不會為其質量負責，因而也就不會真正為此而積極主動地下大功夫研究思考，即使有所發現，或者有一些好的思想，也不一定拿出來。只要不出現常識性錯誤和鬧大笑話就算盡到了責任。一些老總們寫的書，其所以前后矛盾，錯誤百出，甚至出現硬傷和笑話，其原因也在這里。因此，著書立說，必須親自所為，千萬不能代筆。這是企業家力所不及的。明知不能為而為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寫什么？寫自己最熟悉、有研究、有思考的東西。仍以韋爾奇著書立說為例。他寫的是自己在通用20年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寫他如何創造和推行6個西格瑪，如何創立聽證會制度，如何重視學習和知識，重視思想和人，重視交流和創造，如何把通用電氣公司從一個制造企業變成一個全球服務的提供商，把一個邊界分明、等級森嚴的企業變成一個無邊界的學習型組織，成為企業管理革命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杰弗瑞. 克雷默，2001)。與此有別，我們的很多企業家寫書，寫的內容不是本身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而是很多宏大的論題，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破解中國經濟之迷，以及金融和投資理論之類。這就更使人產生疑慮。為什么不寫自己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看來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對自己所干的有關企業經營和發展的事情不了解、不熟悉，因而無話寫、無法寫。為什么要選擇一般性的宏大論題？因為宏大論題可以采取宏大敘事的方式，海闊天空，漫無邊際，大發宏論，指點江山。然而，宏大的論題需要更多的知識積累，需要更多的研究思考。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你看過那么多與之有關的文獻嗎？你反復和認真地思考和研究過那么多的重大問題嗎？你的時間和精力允許你這樣做嗎？既然沒有和不允許，為什么要著書立說呢？
最后，寫書的目的是什么？為了搞清問題？為了提高自己？為了博取名聲？為了進行炒作？為了掩飾經營的失誤？在寫作以前，最好能夠想清楚。不要用那些為國為民的大話去自欺欺人；自欺也許可以，欺人難矣，因為你不可能一手遮天。著作一旦出版發行，就成為一件公共產品，任何人都可以說三道四，品頭論足。不管話講得多么尖銳、多么難聽，你可以不聽，也可以進行反批評，但不能不讓人家講話，只要沒有人身攻擊，沒有冷嘲熱諷，都應當真心歡迎，因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要以為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能買來汽車和住房，買不來知識和學問，更買不來人心，在這里，錢是無能為力的，錢再多也沒有用處。因為，對擁有者本人來說，知識是學習和勞動獲得的，不是用錢買來的，能用錢來買的是他人的知識，可以為你使用，被你占有，但不是你擁有的知識。不管通過什么方式(包括交易)，把別人的知識冒充自己的知識，這是侵權，把別人的錯誤和無知作為自己的錯誤和無知，則是錯上加錯和比無知更無知。因此，筆者以為，在任內著書立說，而且討論的并非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中國企業家的光彩，而是中國企業家的悲哀。當然，責任也不全在企業家個人，現行的制度規則和評價體系鼓勵人們這樣行為，因而，企業家寫書也是一種理性選擇。不過，這種選擇不僅成就不了理論家，反而葬送了企業家。
2002/11/11，于北京方莊芳城園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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