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經濟發展的目標是增加人均收入，減少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狀況，擴大人民選擇機會，實現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軌。從1960年代初以來的30年里，東亞地區各經濟真實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亞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時，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每天消費不足1美元)的人口減少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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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從7.2億人減少到3.5億人，預期壽命從1961年的56歲增加到1990年的71歲，東亞地區的幾個經濟已經從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新興工業化經濟。東亞經濟在上述指標上所取得的成就，使東亞經濟在近10來年成為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努力效法的發展典范。

　　然而，在1997年泰國突然爆發一場貨幣危機并發展成一個金融和經濟危機，而且，很快波及東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連一向被稱為是發展奇跡的亞洲四小龍也逃脫不了這場厄運。危機中，大多數東亞經濟的貨幣和資產價值跌落了30%-40%，遭受打擊最為嚴重的幾個經濟下跌得更為厲害。東亞地區的銀行和企業陷入空前的財務困境。泰國、印尼和韓國不得不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援助。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響的經濟，包括金融和企業素質相對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東亞金融危機來的突然，去的也迅速。到1999年發生危機的經濟，出口和GDP都已恢復正的增長，除政治上動蕩不安的印尼外，一般用來作為投資者信心指標的股票市場指數也已恢復、甚至超過危機前的水平，似乎東亞經濟又已恢復了往日的勃勃生機。然而，東亞經濟增長的恢復是否可持續？類似的危機是否會再度爆發？我們應該從這場危機中吸取什么經驗教訓？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并無定論。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這場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場危機所以能夠從一個經濟爆發并迅速傳染到其他經濟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和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是主要的原因。這幾十年來由于信息和交通技術的進步，大大減少了交通、通訊的成本，全球經濟更為一體化。1985年到1994年間世界總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年均只有3.2%，但是國際貿易增長率則為其兩倍，達到年均6.7%的水平。東亞經濟以外向型著稱，是國際貿易快速增長的主要受益者。在這段期間，國際金融的一體化比真實經濟的一體化更快，國際資本流動更為活躍，跨國的銀行貸款年均增長率為12%，外國直接投資年均增長率為14.3%。在這段期間，東亞私人資本凈流入1990年總計僅為191億美元，1996年就增長到1104億美元，增加了6倍，東亞經濟

　　也是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國際金融市場具有內在不穩定性。

　　(1)資金的流動容易受到市場預期和信心的變化而出現急劇的逆轉。受到金融危機影響最大的泰、韓、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五國，1996年私人資本凈流入為729億美元，1997年凈流出為110億美元，相差達839億美元。這么巨大的資金流入、流出的逆轉為中小規模的東亞經濟所難于承受。

　　(2)信息技術的進步和金融市場的全球一體化使得國際資本的參與者能夠以“即時”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大筆資金的跨國界流動，為國際投機資本的興風作浪提供了條件，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而東亞各國在金融自由化的國際大趨勢下，對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國際投機資金操作的危險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監管的經驗。

　　(3)大的國際風險投資基金和投資銀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桿運作，其可動員的資金遠大于中小金融市場所可承受的規模，使中小金融市場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數幾家國際風險投資基金或投資銀行的狙擊而釀成大禍。國際上尚無制止和懲罰國際金融投機家聯合炒作的法律。

　　國際金融一體化和由此帶來的不穩定性的影響對任何東亞經濟都是一樣的。然而，東亞各經濟受到這場危機沖擊的嚴重程度明顯不同。泰國、印尼和韓國是遭受打擊最重的國家，不僅匯率急劇貶值，GDP大幅下降，而且，還出現支付危機，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國際機構條件嚴苛的救援。馬來西亞在危機期間也經歷了劇烈的貨幣貶值、銀行危機和經濟蕭條，但是它并沒有被迫尋求國際援助來滿足短期支付的需要。新加坡貨幣貶值，但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為1.5%，菲律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僅僅輕微下挫，為-0.5%。香港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8年為-5.1%，但貨幣雖遭受了幾次投機資本的聯手狙擊，仍然維持住聯系匯率。我國的臺灣省1997年經歷了一次15%的溫和的貨幣貶值，但是它的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在危機期間一直保持正的增長，1998年達到4.8%。大陸則在危機期間不僅沒有貶值貨幣，而且，還保持了7.8%的增長速度，對東亞經濟的復蘇作出了為世人所稱贊的貢獻。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發現，東亞經濟受到這場危機影響的嚴重程度和下述現象密切相關：

　　(1)貿易條件惡化和經常帳戶出現赤字的程度。從1995年第二季度開始，受到影響最大的東亞五國出口增長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經常帳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3%左右，韓國為5%左右，馬來西亞為6%左右，泰國為9%左右。而受到危機影響相對輕微的經濟，如新加坡、臺灣和中國大陸，經常帳戶支付余額都比較充足。

　　(2)經濟增長對全球資本市場的依賴程度。遭受嚴重打擊的經濟，其增長更多地依賴外債來支持，而那些所受打擊相對輕微的經濟外債較少。

　　(3)短期債務對外匯儲備的比率。需要尋求國際援助的三個國家，不僅外債多，而且短期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率高，199年時泰、韓、印尼分別高達100%，203%，和176%，而其他經濟則在50%以下。

　　(4)受到影響大的經濟對金融部門的監管不適當，裙帶資本主義盛行。

　　(5)受影響大的經濟，其企業的自有資金少，發展依靠高水平杠桿融資來維持，1996年泰、韓、印尼企業的債權對股權之比分別為185%，325%，和183%，其他經濟一般在100%以下。

　　(6)受影響較大的經濟其房地產和股市的泡沫也較大。

　　然而，仔細研究，上述現象其實和經濟危機本身一樣都是“果”而非危機產生的“因”。危機前東亞經濟上述不同的表現其實是它們不同的發展戰略選擇的結果。遭受危機嚴重打擊的國家像韓國、印尼等，一般都追求趕超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以此作為經濟增長的基礎。而這種產業

　　不符合它們自身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沒有自生能力。為了發展這些產業，政府除了提供稅收減免之類的優惠外，還經常利用行政權力壓低銀行利率，并干預銀行資金的分配。能得到這些便宜資金的一般是和政府關系較好的企業，于是裙帶資本主義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由于這種產業不符合經濟上的比較優勢，在政府的扶持下雖然能夠把它們建立起來，但和發達國家的同類企業的競爭力差，因此，外貿容易有赤字。而且，企業在競爭性的國內和國外市場的獲利能力低，企業生產的擴大和升級只能更多地靠借貸，企業杠桿融資的水平必然高。開始時這些企業主要向國內銀行借款，國內銀行的資金規模有限，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越來就越依賴國外的借款來支撐。外國直接投資一般都傾向于利用當地的市場和比較優勢，因此，要優先發展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只能使用借款，特別是自由度比較大的國際短期資本，導致了短期外債對外匯儲備的比例高。為了吸引外資的流入，不得不實現金融市場自由化，放寬金融監管，大量外國短期資本于是流入房地產和證券市場，形成金融泡沫。

　　相反，受影響較小的臺灣和香港它們的外債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不高，外匯儲備很大，短期債務對外匯儲備的比率相當低，關鍵就在它們的產業發展更好地遵循了它們的比較優勢。因此，外貿競爭力強，貿易盈余更多，有更多的外匯儲備。它們的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也更有盈利能力。當它們的企業進行規模擴張和技術升級的時候，它們的項目融資能夠更多地依賴自身的利潤積累，更少地依賴外部資金來源。因此，它們的企業杠桿融資水平很低，整個經濟的外債負擔少，不需要大量依賴外債，可以從容地進行金融監管。新加坡的發展則更多地依賴外國直接投資，外國投資者也是按新加坡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因此，外貿盈余多，外匯儲備豐富，短期外債少，國際投機資本不易找到沖擊的突破口。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起來的、最有活力的民營和合資企?t大多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外貿競爭力強，因此，大陸的外匯儲備多，短期外債少，而且，大陸的資本帳戶還沒開放，貨幣不可自由兌換，國際金融投機家無法對人民幣進行狙擊。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和金融的一體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趨利避害的一個關鍵是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發展經濟。在東亞的這場危機中明顯地表現出來，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各項經濟指標都好，國際投機資本難于找到可以狙擊的機會，被波及時受到的不利影響也較小；反之，不按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差，經濟的體質弱，容易遭受國際投機資本的狙擊。目前東亞經濟恢復的勢頭能否持續，類似的危機在未來是否還會再發生，很大的程度決定于背離比較優勢發展的那幾個經濟，是否能將其發展的戰略轉變過來并做出相應的政府職能和宏觀政策的改革。另外，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大量資金可以迅速跨國流動，風險投資基金和投資銀行可以高杠桿運作，這些條件給國際金融投機資本的炒作提供了機會。當發生金融大鱷的狙擊時，任何一個中小經濟都很難承受得了這種沖擊。因此，有必要建立區域性的貨幣合作，減低國際金融市場內生不穩定性對中小規模經濟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